當講則講，不當講則不講
文章離不開思想，文章離不開素材。下麵談談在輔導學生寫文章時如何培養其思想素養的一點淺見。
少析多導，微言大義。現在語文界有一種共識，而且呼聲越來越高，即語文教育要回到人的起點上來，回到人的發現和解放上來，也即回到語文的人文性、思想性、文學性、創造性上來，這無疑是對的。但我覺得有兩種傾向應注意避免：一種是在課堂上大搞文學賞析，大講人性、思想，結果成了抽象深奧的泛文學課，或成了變象的思想品德課。文學作品之所以濡染人，乃在於其鮮明的文學形象的感染力和豐富的思想營養，但這主要是靠學生自己去領悟。“一本《文學讀本》，多點拔學生認真讀，少‘析’(賞析、淺析、試析)，如果一定要個名目，我還是讚成導讀，老師導一導，學生自己去讀，不要總是老師析來析去的。多著眼於思維訓練，少發揮‘微言大義’，讓學生自己在讀中去悟出來，那樣‘微言大義’才能起更大的作用；老師析多了，發揮多了，反而會削弱其作用。”(張誌公《語文教學要同現代化建設接軌》刊《中學語文教學》1994年第12期。)張誌公先生的這番話對我們的啟發可以說是很大的。其實，有些古文學作品也許要用一生去讀，才可真正領悟其思想，比如範仲淹的《嶽陽樓記》，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思想，沒有達到相當的人生境界，恐不易妄談理解。再舉一個個人切實的例子：小時候讀《水滸》，裏麵打打殺殺的情節就以為是理所當然的，直到了三十歲上再讀，才偶然省悟出裏麵也太不拿人命當回事了，尤其對於婦女，通奸就該殺?想想，倒要問宋江、楊雄對老婆好在哪裏?潘金蓮偷漢，又何嚐不可以說是武大郎所“逼”和遭人算計?尤其石秀最可恨，唆使楊雄殺老婆，現在不就是教唆犯嗎?
不光是背，還要學一點“寫”。一直以來，人們都十分強調大量的背誦。一定的背誦有必要，但要知道一味死記硬背反而會成為負擔（特別是開設了七八門課程，學生一天要記憶和理解的量是很大的）。比如背古詩，它的含義一般是比較深奧抽象的，以為多背就是積累的好方法，可能是一個誤區。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會吟，但你畢竟還是不理解和不會作。對於不理解的東西，除非反複記憶，否則很快就會忘記。還有，以為背得多，將來文采就高，其實不見得。假如不會恰當引用，何來文采?假如觀察不仔細，描繪不細膩，語言不幽默，又何來文采?真正的成功的作品，作者幾乎全以自己的語言來敘寫自己思考成熟了的東西，而不是貼標箋式的到處引用。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好詩詞幾乎都來源於作者的生活境遇。我個人認為，教學生寫新詩，在不過分講究平仄的情況下，教學生試寫對聯和試作幾句詩、詞，倒有助於積累詞彙和促進記憶，懂一點寫的方法要比一味背古的東西強很多，單是鑒賞力就有了一點基礎。
當講則講，當仁不讓。從為教語文而教語文的現狀來看，長期以來，普遍的現象是語文教學似乎就是為了完成語文課本的教學任務，許多教師明明知道此路不通，也不得不機械地去做。這裏避開種種製約老師的因素不談，單說一點實實在在的缺憾：語文教師不向學生灌輸科技觀念和理性精神，不灌輸人類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不灌輸破壞環境與生存危機的觀念等等，學生何來這些東西，又何談社會責任感，又何談關注人類命運的高遠思想?我們所說的人文精神不就是包括了這些東西嗎?培養學生思想、讓學生寫文章一點不關涉這些內容行嗎?——尤其是對高中以上學生。其實，政府在倡導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時，也就是在倡導一種正確的人文理想：比如公平競爭、機會均等、廉潔奉公、按勞取酬、以合乎道義的手法積累財富等，否則將是風氣大壞，正不壓邪，人心迷亂。作為語文教師，應該具備人文的、科學的、理性的知識和精神，如曆史、哲學、心理學等。因為我們在教育學生的時候，在培養他們思想和寫作能力的時候，舍此，還有其它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