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媽在前廳好不耐煩地高呼著，我知道又是吳國良打來的電話。晚上七時半，老地方。還不是為那些日本朋友設宴洗塵！老媽在一旁嘮嘮叨叨。最好不要去。媽很少管我的私事，不過去這類的宴會她最痛恨，尤其是跟日本人同桌，尤其是吳國良，這個做日本人生意的老滑頭。
老滑頭是媽說的。吳國良是我多年的同學，小時候常光著屁股在海邊遊泳的老滑——不，老童伴。中學畢業後遠渡東洋深造，回來後就風光起來了。
因為有一段時空的隔離，我們有不少的話題可以閑聊，譬如說今晚，他那位日本朋友正聊起當年念書的情景：
“還記得那一次的野宴嗎？在神戶。”
“哈哈，當然，當然。太過癮了！你知道我們一口氣偷抓了農場的幾隻肥雞嗎？”
“毫不費力地？”我問道。
“是的，總共八隻，不多不少。”
“味道可真不錯！”國良似乎回味無窮地說道。
“回學院後我們想如法炮製，把實驗場的雞子也提早‘實驗’一番，可是組長卻大力反對！”
“為啥？”我迷惑地問著。
“因為是在我們自己的家鄉，幹不得。”
“哦！”我恍然大悟。然後對著那位朋友以試探式的口氣問道：
“其實你們以前也有類似大規模的野宴。”
“有這種事？在哪兒？”
“有的，在神州。”
“神州？多少？”
“八年。”
那位日本朋友沒再說什麼，滿臉通紅，雖然我們喝的隻是甘澀的中國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