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百折不回
閉關還是開放
實際上，是否加入WTO之爭就是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誰更有利於經濟發展之爭。這種爭論早在上個世紀初期就開始了。
1817年，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隻要各國從自身優勢出發參與國際貿易而不是硬要花幾倍甚至幾十倍的代價自己生產不具優勢的商品，那麼任何國家都可以從國際貿易中獲得好處。
比較優勢說很快就成了英國貿易政策的理論基石。由於英國的國家地位，也由於德美等新興工業國迅速崛起，到19世紀後期，自由貿易的世界格局取代了16～17世紀盛行的獎出限進的保護主義貿易格局。
1841年，德裔美國經濟學家弗裏德裏希·李斯特提出了影響深遠的“幼稚工業保護論”，認為李嘉圖的理論雖然合算一時，但將導致德國永遠隻能為英國伐木和牧羊。落後國家必須采取貿易保護的政策以發展本國工業，直至工業化完成後方可奉行自由貿易。
“幼稚工業保護論”影響了19世紀的德國和美國、20世紀的日本，他們都在保護主義的籬笆後麵成長為世界強國，然後又轉而推行自由貿易。
1950年，當發達國家正致力於重建1914年以後中斷的自由貿易格局時，阿根廷經濟學家普萊維什提出了可視為李斯特學說延伸的“中心外圍論”。普萊維什認為國際貿易的利益大部分被中心國即發達國家占有，外圍國即發展中國家獲利很少。因此他主張貿易保護政策，呼籲外圍國家執行進口替代型和出口替代型的工業發展戰略，並聯合起來建立區域共同市場來增強同中心國抗衡的實力。
普萊維什的主張很快被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度、印尼等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所采納，這些國家采取限製進口、鼓勵出口的外貿政策和外彙管製政策，期望以嚴加保護的國內市場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世界銀行的專家們起初對上述政策是予以肯定的。但出乎他們意料，該銀行20年後所做的研究報告卻表明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遠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內向型特征越強的國家，GDP增長就越慢。1963～1973年，強烈外向型國家、中等外向型國家、中等內向型國家、強烈內向型國家的實際GDP年均增長分別是6.9％、4.9％、4.0％、1.6％。在這種背景下，從70年代中後期開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尼開始了旨在放鬆貿易管製的改革，這些國家目前已經或基本上轉而執行自由貿易政策。
印度自1991年開始實行單方麵的貿易自由化改革，降低關稅、減少非關稅限製、放鬆外彙管製，鼓勵外國投資。盡管印度是GATT締約方，但它並不要求GATT其他成員作對等的減讓。1991—1997年，印度GDP年均增長4％，超過了執行進口替代戰略時期的平均水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單獨開辟了自由貿易園區發展軟件工業，印度目前已成為公認的軟件開發和生產大國。
也許這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情，19世紀在德國和美國行之有效的經驗為什麼到了本世紀就不靈了呢？
其實問題本身已作出了部分回答——因為時間已經過了一個世紀，而任何經驗都是依托於特定時代背景的，認為成功經驗在任何時代都會有效就像刻舟求劍一樣可笑。19世紀中葉，真正稱得上發達國家的隻有英國（或許可以勉強加上法國和荷蘭），因此在那時奉行貿易保護主義所遭致的國際壓力完全可以承受。19世紀中葉時，統一的世界商品市場尚未形成，更不用說統一的金融市場了，那時的貨幣流動周期是以天為計量單位的，而現在是以秒為單位。那時尚沒有多邊貿易協定的概念，更不要提建立WTO這樣的國際約束機製了。當然，那時候也沒有聯合國、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沒有世界銀行、沒有眾多的地區性貿易同盟。總之，那時的世界經濟格局尚處於混沌狀態，你基本上可以采取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對我有利的我就幹，對我不利的我就不幹，你不高興也沒關係，大不了和你斷絕貿易往來，那我也照樣可以發展經濟。
但是這種思維方式今天是行不通的。戰後，尤其是進入80年代後全球化進程大大加速，沒有一個國家會繼續容忍單邊的利己主義行為（哪怕他們是盟國），也沒有一個國家嚐試閉關鎖國的發展模式，因為這不可能成功。如果你想進入我的市場，你就必須開放你的市場。如果你能證明你的幼稚工業經不起衝擊，那我可以給你3到5年的保護期，但最長也不能超過10年。這就是當今發達國家的貿易模式，這種思維方式相當程度上也被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接受了。
或許有人會舉出日本和韓國來反駁拉美和印度的失敗。但是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同樣依托於特殊的時代背景，那就是冷戰。否則美國決不會容許日、韓隻出口不進口，它不容許拉美和印度隻出不進就是明證。因此，日韓貿易保護主義在20世紀的成功隻能是一個特例。
而且，經曆了金融危機之後，日韓已經決定徹底執行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包括自由貿易政策。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長穀川慶太郎在一篇展望21世紀世界經濟格局的文章中總結說，旨在加強國際競爭力的保護政策現在已經行不通了，下個世紀各國必須把徹底實行自由化作為本國經濟政策的基礎：開放市場、私有化、放寬對經濟的幹預，不這樣做的國家將麵臨衰退的命運。韓國經過痛苦的反思，認識到陷入金融危機的原因不是經濟開放過度，而是舊的國家幹預模式所帶來的體製缺陷。因此韓國決定建立以公平競爭、開放透明為特征的自由市場經濟。目前，韓國已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