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之後，我國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確實將麵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現在的當務之急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保護期理順自身機製，完善競爭環境，增強競爭實力以迎接挑戰，用拒絕加入WTO的辦法來逃避競爭絕對是下策。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如果我國在1993年恢複GATT締約國地位，那麼GATT給予幼稚工業的保護到2000年就已經或即將到期了。我們當時未能複關，但也為國內弱質工業贏得了5年的緩衝期。然而這些工業部門的競爭力又有多大程度的改善呢？我們對某些不思進取的行業還要保護到什麼時候呢？
沒有競爭就沒有活力，20年的改革開放已從正反兩方麵證明了這一點。沒有保護或保護很少的行業，恰恰是我國今天競爭力最強的行業，比如紡織和家電。對內高度壟斷、對外嚴格限製外資進入的行業，恰恰是今天高呼難以承受外來競爭的行業，比如電信服務和金融服務。
應當承認，經濟全球化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的確是挑戰與機遇並存。但全球化的浪潮又是無法回避的，退回到保護主義隻能加速度地拉大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發展中國家隻有根據國情製定出正確的發展戰略，才有可能趕超發達國家，一步不慎，後果便十分嚴重。
在這種背景下總結一個半世紀以來自由主義與保護主義之爭對發展中國家的啟示，我們得出了三個結論：
第一，是否建立了科學的國家運行機製是決定一國興衰的根本因素，所謂科學的國家運行機製，是指一國擁有一整套製度體係，包括政治製度、經濟製度和文化意識形態，這套體係能夠保證最有效地配置該國的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執行何種貿易政策是國家運行機製運轉過程中的派生物，而強盛的國力則是科學的國家運行機製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第二，判斷自由主義或保護主義的利弊要依據一定的曆史條件。當今世界的主流是自由貿易，硬要執行保護主義政策，結果肯定是弊大於利，得不償失。
第三，發展中國家應該充分利用各種機會，特別是WTO的協商一致原則，致力於製定對自己更有利的遊戲規則，盡管這非常艱難，因為實力決定發言權這一雙邊談判定律在WTO這個多邊貿易論壇並未失效。同樣的道理，當中國的商品在國外被征收不合理的反傾銷稅時，中國也無法通過WTO的規則保護自己。進入90年代，我國遭反傾銷的次數之多、數額之大、涉及麵之廣、苛稅之重幾乎每年都居各國榜首。這些不合理的反傾銷措施曾使中國鞋不得不退出墨西哥市場，中國彩電不得不退出歐盟市場，國內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受到威脅。
中美之間1996年險些爆發的貿易戰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由於中國無法求助於WTO貿易爭端解決機製，美國屢屢在雙邊談判中揮舞貿易製裁大棒向中國施壓，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全部出口的20％，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僅占全部出口的2％。因此，一旦貿易戰爆發，後果可想而知。
當然，加入WTO要付出一定的代價，WTO成員國也要承擔相應的義務。但是隻享受權利不承擔義務的國際組織在當今世界是不存在的。無論是聯合國、世界銀行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為其成員都需要承擔義務，而事實也證明承擔這種義務對我國而言遠遠是利大於弊。
不違背國家的根本原則，符合國家戰略利益的義務，我們就應當承擔。否則我們就無法證明自己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就無法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維護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在1971年恢複了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之後，我國已經充分利用這一組織展示了大國風采、提高了國際威望、維護了國家利益。我們相信，中國在聯合國能夠做到的，在WTO這個經濟聯合國同樣能夠做到。
除了以上幾點外部原因外，國內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需要新的推動力，可以說是中國迫切希望年內加入WTO的內因。
縱觀中國曆史，本次對外開放的鑰匙是由中國自己掌握的。和戰亂不止、國力衰弱、連完全主權都不擁有的舊中國不同，今天的新中國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十一、GDP位居世界第七、綜合國力位居世界第六、經濟增長位居大國榜首，擁有一個強有力的以推動改革發展經濟為目標的執政黨和中央政府。隻要改革能夠順利完成，中國完全能夠成為世界經濟的決策者，而不是西方大國經濟分工體係中的附庸國。
我們有理由設想，WTO那些浸透著市場經濟精神的帶有強製性的有關公平競爭的協議，有關透明度的條款、有關依法行事的規則將有助於加速中國旨在建立公開、公正、公平的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