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所有權的賣出是銀行裏的一筆新信用，和一套新的對帳戶的借方記錄。這些借方記錄中隻有一部分是購進商品的支出。可能其中三分之一或一半是為了換取無形的或無形體的財產而支付的代價。
證券交易所，因為周轉迅速，需要大量的“貸”和“借”的記錄。到期利息的支付不代表商品價值的移轉。捐稅的支付也是這樣。實際上，所有各種交易造成的一切債務的支付，都可以歸結為一個說法：“價值等於借方記錄的所有權的移轉。”這些被轉移的價值的記錄，如果完全的話，就會是帳戶上所有借方記錄的總數，這借方記錄代表著債務的創造、轉賣和消滅，這些債務等於人們在買賣的交易中對所有權所作的估價。金融的或財產的周轉的另一部分是創造存款的那些貸款本身的周轉。我們可以估計貸款交易的周轉率是每年十二次或者每月一次。因此，技術的周轉也許是一千五百天一次，而貸款的周轉是三十天一次，帳戶借方的周轉是十五天一次。各種周轉在時間、地點和種類上變化很大，可是這些數字是根據它們通常的相對速率而作的推測。帳戶的借方記錄可以作為按照所表示的價值成交的所有權的移轉，可是它們不能說明被占有的不同對象的區別，因此需要進一步的分析。
一種重要的區別著新商品的創造和現有商品的所有權的移轉兩者之間的區別。新商品的創造是勞動程序，僅僅對自然物資加上形式、時間和地點的使用價值。它的可以計量的相等物是工人的工時投入。可是這些工人是他們的勞動力的所有者，必須給以報酬，不是為了他們的產出，而是為了他們的勞動力投入。他們的產出歸商品市場處理。對他們的勞動力投入的所有權是勞動市場上的專門對象，可是在“自我就業”或者自己經營業務的時候，這種對勞動力投入的所有權就隱蔽在他們的產出的價格裏。
這些可以稱為隱蔽的或轉變的工資。這是股票市場上熟悉的發行“新股”和償還老股的區別：新發行股意味著新建立或者擴充設備。因此工資，無論是明確的或者隱蔽的，總是“新發行股”，為了創造新使用價值——可是這些新股是由在商品市場上轉移新使用價值的所有權來償還，附帶相當的餘頭，以備支付利潤、利息和租金。這相當於哲逢斯和威克塞爾在他們的投資的概念中所作的區別。
投資是為了換取勞動力或入量而支付的工資（明確的或隱蔽的），它創造新的使用價值；可是商品的銷售是投資的移轉，一種對“舊發行股”的償還。因此，由於周轉（或重複的速率）的概念，我們對於所謂社會的全部消費物品既是社會資本又是社會收入那種似乎矛盾的說法，得到一個解決。
如果我們采用龐·巴維克的平均生產周期作為一種有用的經濟概念，可是加上製度觀點的所有權概念，那就是一種周期，在這期間一切固定的和流動的資本——我們稱為技術資本，相當於用錢購買時的投資——從歸於全體參加者作為收入的消費物品被改變為或者被再生產為可以銷售的出產品，使用著全體參加者為了預期的消費物品而願意貢獻的一切工具。在這種平均生產周期中，比方說五年，社會的全部“儲蓄”——我們現在可以稱為物資的所有權——也消滅。
可是，它們作為新產品的所有權再出現。由於采用那估計的五年，而不是一年，連技術形式的一切使用價值以及它們的所有權形式的投資，平均在大概五年中都消滅和更新；它們在所有權方麵的變動卻是平均十五天更新一次。因此，隻是一種雙重的程序，進展的速率不同——一種分不清頭尾的周而複始的程序——消費、生產和消費；投資、償還債務、再創造債務；取得所有權利變換現款。我們所說的那種周轉率的概念，和一切人類的解釋一樣，隻是一種思想的方法，為了給那些不知從何時開始也永遠不見結束的事物設立一個開端和一個結尾，從而使我們能更好地為它預作準備。
如果，平均來說，人類的一切產品確係在創造出來以後的五年內消滅，人們就更了解損耗和折舊所需要的大量經費，更了解把債務延長到下代以及由於減低價格而增加債務負擔的害處，最好是維持適當的物價，足以補償你前進中的折舊和陳廢。而且，如果由於貸款交易，每年貨幣被創造和再創造三十次，那就不是一種人類所不能控製的物質東西的循環，而是一種不斷消滅的數量，可以根據集體的人類意誌，使它再出現或者不再出現。我們因此可以看出威克塞爾那種由銀行在變更利率方麵采取一致行動從而調節一般物價水平的學說的意義。用提高或降低銀行利率的方法，大約隻需要三十天就可以改變存款的總額。這種存款數量上的變動可以反映所有權移轉額的變動、或者所有權移轉時價格上的變動、或者短期貸款和貼現的數量上的變動。
因此，從製度觀點來說，社會的組織是個人和企業機構的不斷變動的資產和負債，這種資產和負債又是經濟的誘因，使得人們工作、等待和冒險。由於集體行動而能生效的買賣、征稅和預測的製度，擴充或者限製投入和產出，或者向不同的方麵或遠近不同的未來時間移動投入和產出。買賣的和限額的交易的組織，在法律的認可下，既決定社會產出的份額，又使社會機構繼續運行或不繼續運行。可是，社會的工程組織是物理、生物和心理等科學的發展，它們使人類能控製自然和人性，根據全世界的“償付”和“履行”社會的集體行動，取得幸福或招致毀滅。
3．關鍵的和一般的交易
周轉的原則給了我們對經濟交易中部分－整體關係的統計的測量標準，而“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的原則，如果改變為關鍵的和一般的交易，就表示出那產生這些結果的意誌的程序本身。這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的原則，從李嘉圖時代起就逐漸形成，到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極其重要的研究工具，用這種工具可以使老派的平衡的說法讓位，代以人類能通過交易來控製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實際程序。
因此，這種原則應用在兩方麵：通過管理的交易來控製物質的力量，產生相當的效率，用產出投入的比率為測量標準；以及通過買賣的交易來控製別人，用支出對收入的比率為測量標準。一種是運行中的工廠，另一種是運行中的營業。因此我們把一種叫做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的“效率”的意義，另一種叫做“稀少性”的意義。一種是對自然的“控製”，另一種是對別人的“控製”。在關鍵交易和一般交易的意誌的意義上，兩者的結合是運行中的機構的意義。
（1）效率——當然，誠如一般常說，人類不是從“無”中創造出東西來。人隻是控製自然的力量，使它們為人工作。這種工作的結果是使用價值。因此使用價值不是一種屬於外在物體的消極的東西。它是自然的積極的能力，由人加以控製，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化學的、物理的和生物的能力是自然的元素，或者使用價值的“實質”，通常稱為“自然力的”效用，或者不如說自然力的使用價值。可是這些元素僅僅是未被利用的自然的活動力。它們必須在被使用以後才真正成為使用價值，這意味著在人類未運用腦力、體力和管理能力加以控製以前，它們不是使用價值。如果有二十萬種化合物是自然界所沒有的，這些就是使用價值。自然的元素對人無用，除非運用人的體力、腦力和管理能力使這些元素按照人的意思或需要發生作用。
人所做的工作是推動它們，改變它們的形式、時間或地點，並且在它們完成本身的改變所需要的時間內，占有它們，不受別人幹涉。通過體力勞動，人用自己的體力推動它們。通過腦力勞動，人間接地推動它們，由於推動其他事物，使它們自己的活動力在較大空間和未來時間內得到預期的結果。通過管理的勞動，人推動其他的人來推動它們。
通過勞動力來控製一種關鍵性因素，使得它或者它自己的能力可以控製許多其他的自然能力——這種意誌的程序是普遍存在的，從人類最初發明工具的時候起直到空中的波長服從人類指揮的時代都是這樣。它的普遍性是“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的原則。限製性因素是一種因素，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用適當的形式加以控製，就會使那些補充性因素發生作用，取得預期的結果。很少一點鉀肥，如果它是限製性因素，也許就會使穀物產量從每畝五蒲式耳增加到二十蒲式耳。聰明的工匠注意控製限製性因素，他知道那些補充性因素自會產生預期的結果。舉棋不定的人隻在補充性因素上浪費時間。
可是，限製性的和補充性的兩種因素不斷地在調換地位。一度是限製性因素的東西，已經被控製了以後，就變成補充性因素；而另一種因素變成了限製性因素。在一輛汽車的運用中，限製性因素有時可能是電花，有時是汽油、有時又是司機。這是效率的意義——控製那可能變動的限製性因素，掌握正確的時間、地點、數量和形式，以便從預期的補充性因素的作用中增加總的產出。我們把這些不斷變動的控製性因素歸納為一個意誌的名詞“及時”。
理想效率的最高度的“及時”是恰到好處地在正確的時間、地點、形式和數量上控製那些容易變動的限製性因素，從而控製一切補充性因素。既然所有的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對整個生產的運行都是必要的，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那樣，因此最大的效率是把所有的因素在時間和地點上作最好的配合。
一個農場或工廠的聰明的經理應該隨時知道哪個是限製性因素；當他敏捷地加以控製，使所有的因素順利合作的時候，他得意地指出他的所謂“高明的組織”。他的意思是沒有一種限製性因素阻礙著任何一項或一切其他因素充分發揮作用。他已經取得在現有的科學和藝術條件下最大可能的效率，因為他控製了所有的限製性因素，它們又全部成為補充性因素。
因此，關於人類意誌的運用效果，我們可以正確地說，整體大於它的各部分之和。整體不是一種總數，而是一種倍數。如果一堆煤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數量、適當的勻度和質量等條件下加到爐火裏去，自然的力量就會把火夫的微小的氣力擴大為一個火車頭，每小時速率六十哩。自然完全不懂什麼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人加以解說，作為“自然”中有這兩種東西。它們完全是人為的。自然的力盲目地和不由自主地向前進。可是人把它們攔截住，為他自己的目的服務，如果他知道哪些是整體所依賴的部分，他就擴大它們的效果，成為它們本身從未想到的一種出產量。可是，如果他要知道他擴大了多少，他就用工時來測量，而不用貨幣。最大的效率是最大的每工時產量，或者按一定產量計算的最小的工時投入。效率擴大勞動和自然的力，大大地超過假如僅僅把它們加在一起的得數。在人類活動的程序中，整體大於它的各部分之和。
（2）稀少性——可是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的稀少性的意義不擴大自然力量——僅僅轉移它們的所有權。整體不大於現有效率所造成的結果。可是整體所必需的各個部分中，有的稀少性較大，有的稀少性較小，既然它們屬於不同的人所有，它們的相對稀少性決定買進時的價格。既然任何運行中的機構都須運用許許多多的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既然這些因素各有其所有人，就必須付出一種代價，取得法律上的權利，才可以占有、使用和控製它們，不許別人幹涉。
現在的限製性因素是一種比較稀少、必須比較大量購買或者用較高價格購買的因素，以便維持那些補充性因素不斷地運行。這種因素的購買，我們稱為關鍵的交易。因此，必須根據各種因素的相對稀少性，付出各種不同的價格。機車工程師、總經理或者鄰近市場的地基，比護路工人、使童、或者農業土地，較為稀罕。
因此，從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的稀少性意義推論出來的普遍原則是，增加得比較慢的和比較不能代替的生產因素的所有人，像派頓教授所說的那樣，在他們的買賣的交易中，比那種增加得比較快的和容易代替的因素，吸取產品的貨幣總值的較大一份。限製性因素是那些比較稀少和不能代替的因素，補充性因素是那些比較豐裕和可以代替的因素。它們相對的稀少和豐裕的程度不是用工時為測量標準，而是用貨幣。
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這普遍原則——或者那和它意義相同的、從意誌出發的說法，關鍵的和一般的交易——的兩種意義之間沒有任何不變的或者看得出的關係。實際上它們屬於兩種不同的經濟學——管理的交易的工程經濟學和買賣的交易的所有權經濟學。少許鉀肥大大地增加產出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那鉀肥的價格一定是一種壟斷性的價格。工程經濟學是人對自然的關係。在這裏少許鉀肥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所有權經濟學是人對人的關係。
在這裏少許鉀肥可能費很小的代價，或者很大的代價。在工程經濟學裏，限製性因素的價格和它的效率完全沒有關係。價格隻和它的稀少性有關。我們不能說工程師的勞動、總經理的勞動、或者一畝城市土地比普通工人、使童或者一畝農業土地產生較多的財富，僅僅因為那些所有人從它們的銷售或使用中能得到較高的價格。我們隻能說工程師、總經理和城市土地比較稀罕。我們用工時測量生產力，而用貨幣測量稀少性，就保存了這種區別。因此，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原則的效率意義和稀少性意義之間的區別是：在前一種意義下，對限製性因素的控製擴大出產量，可是在後一種意義下，對限製性因素的控製僅僅把出產中較大的份額轉移給此項因素的所有人，而使別人得到較小的份額。
這個問題接觸到門格爾和維塞爾之間的爭點。門格爾認為對限製性因素的控製擴大出產量。維塞爾認為不擴大。爭論的原因是他們都沒有辯別效率和稀少性，雖然門格爾顯然講的是效率，而維塞爾講的是稀少性。他們都不用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這種名詞。他們都在講“補充性因素”。可是，如果我們把他們的說法轉移到意誌的程序，限製性因素就是那種因素，人們想要控製它以便間接地控製那些補充性因素，發揮它的兩種意義上的作用：效率，它擴大出產量；稀少性，它轉移所有權。這裏，在買賣的交易中，“及時”的原則又出現，不是作為管理的交易中財富的增多，而是作為對一個人增多資產，同時對其他的人減少等值的資產。
在價格低的時候買進、價格高的時候賣出的商人，等到價格下跌才買、或者等到價格上漲才賣的商人，買進賣出都能掌握正確時間和數量的商人，比他的不能掌握時機的競爭者，更能增多自己的資產。他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對整個業務都是相互補充的，可是它們的價格會變動。全靠他的判斷力使他能及時地買進限製性因素和賣出補充性的或者可以代替的因素。
可是在這樣及時地行動中，他並不擴大共同的財富——而隻是移轉所有權。效率和稀少性的這種分別，使我們能看出“銷售”一詞的雙重意義——一種勞動程序和一種買賣程序。勞動－管理程序是把產品送交其他勞動者，從而創造地點效用，可是買賣程序是產品所有人和購買力所有人在價格和價值上的協議。這種區別在“合作銷售”的討論中相當重要。合作意味著比它們排除的中間商效率較高的銷售，以工時為計量標準呢；還是意味著較大的力量，可以把持供應，提高稀少性價值，以貨幣為計量標準呢？如果它意味著前者，合作銷售就是合作的財富的生產。
如果它意味著後者，合作銷售就是集體議價。如果它意味著前者，那是一種管理程序，由於加上地點效用（使用價值）而增多使用價值。如果它意味著後者，那是一種所有權程序，由於相對的議價能力，增多一方所得的稀少性價值，減少另一方所得的稀少性價值。因此，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原則的雙重意義是它的效率的意義和稀少性的意義。生產程序中的限製性因素是那種因素，人們控製了它就能推動那些補充性因素，增多使用價值的出產量。買賣程序中的限製性因素是那種因素，它的所有權使所有人能在總收入中取得較大的一份，作為自己的收入，同時使別人所得的份額減少。在無論哪一種程序中，整體－部分關係都在它的周轉額和限製性因素這兩種原則裏出現，一種代表統計的結果，另一種代表意誌的控製，這種控製使用或者造成那結果。因為“原因和結果”這種說法不適用於自然力。在自然界裏，事物隻是“偶然發生”。
可是，從複雜的所發生的事件中，人選擇限製性因素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如果他能控製這些因素，其他的因素就會產生預期的結果。“原因”是對限製性或關鍵性因素的意誌的控製，通過管理的或買賣的交易。“結果”是那些補充性因素的運轉以及一般性交易的重複。無論在哪一種程序中，意誌的控製有賴於了解整體和部分的關係。
整體是比較不變的，盡管各部分以或大或小的速度在變動；但是，隻有對限製性因素控製得恰當和及時，整體才可能比較不變。平衡和周轉的比喻中一些會引起誤解的東西去掉以後，我們所有的是意誌的程序——管理的和買賣的交易的重複：通過管理的交易，創造、補充、擴大或減少財富，通過買賣的交易，創造、補充、擴大或減少資產，全靠對各別的容易變動的限製性因素取得關鍵的控製。
（3）機構——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原則的效率意義和稀少性意義完全不同，運行中的機構的意義是整體，管理的和買賣的交易都是它的構成部分。自從李嘉圖講農業上勞動的遞減效率，或者杜閣講一切產業中資本物品的遞減效率以來，經濟學家們已經逐漸地意識到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原則所包含的部分－整體關係的道理。卡爾門格爾在1871年明確地提倡這種學說，提出了他的關於相互補充的物品的正式理論，那裏麵指出在整個一套土地、勞動和資本的配合中，缺少一項因素就會使其他的因素不能運用。這是邊際生產力的效率的意義。可是它很容易地被變成了關於滿足欲望的邊際效用論。邊際效用論是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學說的稀少性方麵。這兩科學說都是講配合所需要的一切相互補充的因素，產生一種想望的結果，要能夠取得最大限度的使用價值或者最大限度的稀少性價值，並且這種配合的結果恰恰是各方麵的邊際單位相等。
各項因素的主觀效用隨著它本身的供給增加而遞減。如果供給太多，它所增加的主觀效用小於加多其他因素（這些因素現在變成限製性因素）所可能取得的效用，它的主觀效用就因而減少。如果用價格代替價格的主觀人格化那種效用的說法，這理論顯然是對的。如果那些相互補充的因素之一價格下跌，這時候的趨勢是買進較多的這種因素，可是，如果所生產出來的較多的數量因此變得和其他因素比例不恰當，從一切因素所得的全部淨收入就可能減少。
補救的辦法是限製或者少買現有這種補充性因素，增加或者多買現有限製性因素。這樣，就使得從每單位貨幣中所得到的邊際增加量相等，因而使全部費用產生最大限度的淨收入。這也是一種有名的和普遍的技術上的原則，叫做“最適宜的情況”或者“各項因素最好的配合”，或者一種“高明的組織”，用比較專門的字眼來說，這種方法是控製限製性因素，使所有的補充性因素可以產生最大限度的產出。
因此，具體表現在一個運行中的工廠的實際交易中的“效率－價值”的意義，是人們給予會變成限製性因素的東西的相對重要性，在現在的時間和地點控製這種因素，預期不僅要取得或保持對所想望的補充性因素的控製，而且要從整個機構中產生最大限度的產出。各項因素本身不斷地在改變它們彼此的關係。現在是限製性因素的東西，被控製了以後，立刻就成為補充性因素。然後另一種因素變成限製性因素，以便保持或擴大以前那個限製性因素所產生的結果（現在它是補充性因素）。從客觀的意義上來看這種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原則，或者，從意誌的意義上來看關鍵的交易和一般的交易原則，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部要旨，正如它是人類意誌在有關取得對環境的控製的活動方麵的全部要旨一樣，因此這種學說是一種經濟的意誌論。在這方麵，可以認為這種學說的特點是有三方麵的應用，詳細內容彼此大不相同，然而實際上分不開，就是，稀少性、效率和運行中的機構。
稀少性和效率方麵的應用，我們已經討論過，認為會引起混淆，如果對稀少性方麵和效率不加區別。那是運行中的工廠和運行中的營業的區別（我們發現法庭也混淆了這些區別），這兩部分，在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的大範圍內共同合作，構成單獨一個企業甚至整個國家的運行中的機構。最好的運行中的工廠，是它的技術上的各項因素由管理的交易適當地加以配合的工廠；最好的運行中的營業，是它的購買和銷售由買賣的交易適當地加以配合的營業；最好的運行中的機構是它的技術和營業兩部分適當地配合的機構。
最好的國家是那種國家，在它國內，權利、義務、自由和暴露在個人之間和階級之間分配得最好。技術的經濟是效率；營業的經濟是稀少性；運行中的機構的經濟是技術和營業；國家的經濟是政治經濟。它們都是“關鍵的和一般的交易”的一種特殊情況。技術的經濟是一種“機器”，有別於自然的機械結構。因為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的學說完全建立在願意的原則上，甚至在控製環境的具體問題方麵，是願意的全部要旨。這種學說不適用於自然的機械結構，它們那裏隻有向心力和離心力，或者能量的不滅和浪費，沒有任何對未來的目的或計劃，因此沒有任何限製性因素，控製了它們就可以決定未來事件。
自然的機械結構，例如原子或宇宙，不懂什麼稀少性、欲望、人口過剩、有限的資源、經濟地使用、目的、未來性等等。因此，它沒有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需要從中選擇，需要決定履行、避免或者克製。它隻是能力，隻是像牛頓的運動定律、或者愛因斯坦的時間與空間相對論、或者熱力學、或者能量不滅論所解釋的能力，然而，從人事觀點來說，這些都是非常浪費的。
可是，當人的智力構成和運用一種機械結構時，那就不是機械結構，而是機器。機器是人的意誌，通過語文、數字、習俗、度量衡等製度，一代一代地留傳下來的。這裏所有的因素——不是懷特海的自然機械結構的因素，而是人造機器的因素——變成限製性和補充性的，因為未來性、目的、經濟、效率已經由人類的意誌加到它們裏麵去了。現在的限製性因素是像杠杆、汽閥、電線或者汽油那種東西，當時整體的運轉完全靠在它身上——這整體實際上是由所有的補充性因素構成的。
如果司機的人具體地控製著限製性因素，掌握了適當的時間、地點和數量，如果他控製著一部對其他機器是限製性因素的機器，那末，他所有的就不隻是機械結構——而是機器，作為一個整體，或者運行中的工廠，作為一個整體。例如，在農場裏，有時候也許鉀肥是限製性因素，有時候也許是氮肥，有時候也許是人的勞動力，有時候也許是管理的能力，等等。這些都是“投入”，它們的最好的配合產生“最適宜的情況”，就是從一定的總投入中所獲得的最大限度的產出，可以作為“效率”加以測量。而且，不像十八世紀的老派學說認為因與果相等，我們的限製性因素這種“因”，由人類采用以後，擴大所想望的“果”，遠遠超過自然所能做到的程度。
加入土壤的少許鉀肥擴大所有的因素的共同出產量，從每畝一二蒲式耳增加到二十或三十蒲式耳。可是，這是人的意誌，不是自然的“經濟”。在生物的機械結構中（從阿米巴到人），相當於機械結構中的事象和業務機構中的交易的事物，是新陳代謝，新陳代謝的重複和交互作用是有機體。
這裏是完全新的“生命與死亡”的科學，應該說是達爾文的偉大功績，他創立了有機體的科學，沒有從牛頓的機械結構的科學裏借用任何比喻。至今還沒有發現任何科學的原理，能夠說明有機體起源於機械結構。達爾文的問題因此是“物種的起源”，不是生命的起源。他的概念是一種新的概念，和機械結構的概念沒有承續的關係，是“有生命的有機體”的概念。如果我們考察達爾文的有機體概念的詳細成分，就發現那不是我們完全不了解的“生命”，而是“生命”如何行動的種種狀態。
“生命”如何行動的這些不同狀態，是變化無常的種種舉動，決定於一個本身能力有限的有機體和我們稱為“有限的自然資源”的那個由各種機械結構和有機體組成的有限的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有機體和環境之間的這些作用和反作用，我們不稱為“生命”，而稱為“稀少性原則”。
它們是遺傳、人口過剩、變異性、鬥爭、死亡以及最後那些當時適合於取得和使用有限自然資源的有機體的生存。這種有機體的概念和機械結構的概念完全不同，後者的基本原則“能量”可以表現為對壓力、體積和時間三種成分的一種概括。牛頓和他的後繼者解說“能量”的原則，作為機械結構如何行動的方式；達爾文解說稀少性的原則，作為有機體如何行動的方式。可是，盡管這樣，達爾文辯別了“天然的淘汰”和“人為的淘汰”。
人為淘汰對天然淘汰的關係類似機器對機械結構的關係。其所以是“人為的”，完全因為那是目的、未來性、計劃，注入了並且大大地控製著生存競爭。達爾文承認他所謂“天然淘汰”是一種錯誤的字眼，後悔自己用了暗比的方法。比較恰當的說法是盲目的淘汰，另一方麵，人為的是有目的的淘汰。天然淘汰，是“適者”自然生存，那產生狼、蛇、毒物、有害的微生物；可是，人為淘汰把狼變為狗，天然的毒物變為藥品，消除惡毒的微生物，繁殖有益的微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