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斯坦因的牛，假使任聽天然淘汰，不可能留存至今——牠是人為淘汰所造成的一種特殊動物，為了牠將來對人類有益。牠實在不是懷特海的所謂有機的機械結構，而是人的有機的機器，從自然的稀少性原則中解脫出來，轉入人類的私有財產製度。但是，達爾文的天然淘汰論影響非常之大，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接觸到社會和文明問題時，達爾文的自然有機體的概念又通過類比成為他們對社會的概念，這種說法在斯潘塞手裏達到最荒謬的程度。他說社會是一種“社會的有機體”，維持它繼續活動的能量是食物、感覺、本能、感情，生理以及最後各種腺，這一切都根據天然淘汰的原則在發生作用；他忽略了那事實勝於雄辯的道理，實際上更恰當的比喻不是什麼包括狼和蛇在內的自然的有機體，而是由人類有目的的改造過來的人為成分很高的狗或牛。這裏，當談到目的的時候，像賈德在批評和總結前人在各種社會科學上的工作時所指出的那樣，就有另一種概念，製度主義，它和達爾文的有機體也沒有承續的關係，另有自己的原則，和牛頓的能量或者達爾文的稀少性都不同——它的這種原則，我們稱為“願意”。
因為，我們檢查一下那些構成製度主義概念的成分，就發現它們主要的特征是未來的預期，為了經濟的目的，可以區別為未來性、習俗、主權、稀少性和效率。這些和那構成牛頓的根據能量原則的機械結構的壓力、體積和時間完全不同，可是又以它們為基礎。這些和那構成達爾文的稀少性原則的遺傳性、變異性、人口過剩、鬥爭、死亡和生存完全不同，可是又以它們為基礎。因此，引導經濟理論經過機械結構階段和有機體階段而達到運行中的機構階段的，不完全是想像的比喻。
這些運用比喻的理論，在相似的機能關係產生相似性這一點科學的意義上，甚至是類比方法的正確使用。可是那些類比範圍太狹。它們不包括人類目的所帶來的人為事物。因為它們變成了暗比。現代經濟學用實事求是的方法使能量和稀少性這些原則服從那範圍更大的願意的原則，它的主要問題是把它們再合在一起作為一個運行的整體的組成部分。
因此，運行中的工廠，不是一種“機械結構”，而是一種機器，從克服自然的阻力而生產使用價值的觀點來看，計算人力入量對使用價值出量的比率，和計算水力人量對電力出量，所用的方法相同。這是運行中的機構的效率方麵，也就是工程經濟學家認為是整體的那一麵。它是機器作用，不是機械作用。同樣地，運行中的營業類似一種有機體，因為稀少性原則在它的全部交易中普遍存在。這種原則采取衝突、變化、競爭、生存的形式，可是也采取倫理、財產和公道的形式，像休謨指出的那樣。因此它是人為淘汰，不是天然淘汰。這是因為運行中的機構接觸到效率和稀少性這兩種原則的特殊方式，是通過未來性原則的許多方麵，這許多方麵合在一起來說，就是“願意”的原則。
實際上把這些各別的領域分開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思想上卻必須用它們自己的術語把它們分開，像達爾文對有機體以及牛頓對機械結構那樣；並且實際上斯密的分工先把它分開，然後才可能在思想上和事實上把它們在運行中的機構的機能的程序中結合起來。一切有機體都是機械結構，可是加上了稀少性。一切機構是有機體和機械結構，可是加上了目的。
正是這種加上去的目的成為一般的原則，需要在它自己的範圍內用它自己的術語加以說明並使其實現，結果所加上的目的是主要的，機械結構和有機體的原則本身成為附屬的並且有了很大的改變，然而在它們的改變了的形式中還是必要的。這種在思想上和事實上分開然後在整體的概念中重行結合的方式，適用於各種交易，這些交易的預期的有規則的重複就是那運行中的機構。管理的交易有關機構的機械結構和效率；買賣的交易在整個機構中到處有關稀少性原則；行政的、立法的和司法的處置，由於規定利益和負擔的限額，使各成員服從整體，有關機構的統一和繼續存在。這些交易，因為稀少性原則在它們當中普遍存在，和達爾文在有機體中發現的一些因素有許多奇妙的類似的情況。
習俗——交易的重複——類似遺傳；交易的重複和增多起因於人口的壓力；它們的變異性顯而易見，由於變異性而發生習俗和適者生存方麵的變化。可是在這裏適者生存是“人為淘汰”，人們選擇有益的習俗而懲罰有害的習俗，這種人為的事物完全是表現於行動的人類意誌，它把機械結構變為機器，把有生命的有機體變為製度化的頭腦或智力，把無組織的習俗或習慣變為有規則的交易和運行中的機構。
因為人的頭腦不隻是一種有生命的有機體。作為有機體，它不過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腦。這種腦，在未“製度化”以前，僅僅是動物有機體的一個部分。它在製度化以後，活動的範圍就擴大，我們稱為思想和意誌。它的最初的製度是符號、單字、數字、語言、書法，我們稱為字與數的語言。這是個人的一種習慣，也是從世世代代的個人手裏留傳下來的一種強製性的習俗——簡單地說，是一種製度。人類的其他一些製度是火、工具、機器、家庭、政府等，這些製度的永久不斷的重複（根據人為的、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適當配合的原則），我們稱為運行中的機構。因此，人不隻是有機體——他是製度作用，隻有製度化的頭腦才可能造成經濟活動的那個值得注意的時間尺度，我們稱為“未來性”。未來性是有關製度的——與世隔絕的嬰兒和成人，像禽獸一樣，對未來事物一定懂得很少或者完全不懂。有機體的頭腦像這樣通過製度作用而擴展到遙遠的未來時間，和它的擴展到遙遠的空間是分不開的。頭腦或智力活動的這兩種製度化的擴展，使產業上和政治組織上高度發達的現代運行中的機構可能實現，這些機構對世界範圍及未出世的後代發出命令。至於“時間”，機械結構的能量在運行中完全和時間的經過沒有關係，產出的測量標準中所采用的時間因素完全是人類頭腦的外在作用，不是機械結構本身內在的東西。時間概念完全是製度化的頭腦構想出來的。
可是，稀少性根本是對有機體本身的一個時間經過的問題，因為，即使在最低等的有機體方麵，從努力取得有限的食物供給中的一份到這一份食物產生了欲望的滿足，其間總有一段間隔。這是未來性的根源。在動物中這種間隔的時間那樣短，以致對欲望刺激的反應很適當地被認為是本能的。本能的努力起源於遺傳和稀少性，可是努力和滿足之間的時間間隔那樣短，以致用機械作比，那種反應被說成是自動的或直接的。可是嚴格地自動或直接的反應，不經過時間間隔，隻有機械結構是這樣，因為機械結構不經過什麼欲望或努力，也不經過努力和滿足之間的時間間隔。它們的能量隻管繼續流出，不管是否有必要辯別那些滿足欲望的和不滿足欲望的、或者必須避免的外在事物。
因此，在有機體中也有對不同對象進行選擇的根源，而機械結構不選擇。再說，這時間的間隔當然是現在和未來的間隔——作為反應的現在行動和產生刺激的未來滿足之間的間隔。可是那種間隔極短，能夠由遺傳性和本能作為橋梁把兩麵連接起來，不需要理性和社會製度的幫助。那是本能的時間，不是製度的時間。因此，在那伴隨著有生命的有機體一同在世界上出現的稀少性原則中，就有我們後來稱為“願意”原則的那一切事物的萌芽。也許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製度的科學和有機體的科學有承續關係，後者人們還沒有充分了解，例如對於把無生命的物質變成有生命的肉的新陳代謝。然而，在製度的預期所產生的現在活動的未來性方麵，人類有機體把未來事件變成現在的行動。從生理學來說，我們不知道這是怎樣實現的。我們所說的關於“時間”的一切，對“空間”也適用。隻有製度化的頭腦能以全世界為活動範圍，他們用運行中的機構和機器為工具。擴展到未來的時間和遙遠的空間，差不多永遠不斷和無處不在：在這兩方麵，運行中的機構不隻是機械結構，也不隻是有機體。就是平常人日常所說的和法庭所采納的東西——一種很珍貴的運行中的機構，它使人們對有利益的交易的預期可以實現，並且要求人們忠誠、愛國和以身作則。
我們以前提到過所謂“行為主義心理學”在經濟學說中應該占有的切合實際的地位，如果把行為分析為實行、避免和克製。這三者是“行動中的意誌”的三方麵，它們把法律和經濟學結合起來。原來用“行為主義”這個名詞的那些人，以純粹個人主義的方式，把個人看成一種生理學上和解剖學上的機械結構。可是，在經濟學裏，個人是交易中的參加者，是運行中的機構的成員。在這裏跟我們有關係的，不是他的生理、他的“腺”和“腦型”——而是他作為一個整個的人，是否實行、克製或避免。近來的“行為主義”在兒童心理學和廣告術上做了不少工作，可是在運行中的機構的行為主義上貢獻不多。
在這裏，意誌意味著個人的和集體的行動，表現在三個物質的和經濟的方麵——實行、避免、克製——這種行為，任何自然科學裏都沒有，在生物學裏僅僅有一些最初的根源，但是可以用它本身特有的說法加以分析和測量，像電力或重力那樣。
自然科學擺脫了隱喻的實體，像“力”或“能”之類，不是由於否定那種觀念，而是由於把它從未經分析的靈魂、精神和實體改變為可以變化的運動量。意誌也是這樣。我們避免空談意誌，不是由於加以否定，而是由於分析和測量它的運動。“行為主義者”因為意誌是“形而上的”而避免隻講意誌的時候，他們從意誌的外在行為跳到新陳代謝的內在行為，自以為在意誌作為一種行為和生理作為另一種假定類似的行為之間，沒有留下形而上的缺陷。可是實際上，有一種沒法解決的缺陷。它們兩者不相連接。隻有利用形而上學——或者不如說是用隱喻——那缺陷才可能彌補。根據其他各種科學的教訓，這種利用隱喻的跳法是不應該用的。我們應該說，對於個人意誌，應該就它的行為的各方麵，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讓生理學家和解剖學家去處理那有機體的內髒，作為另一個整體。可是，為了我們現在的目的，我們且不管生理學和解剖學——或者說得更恰當一點，且不管心理這一種主觀性怎樣進入或走出生理學上的身體那另一種主觀性——讓我們來分析那結果合成的整體實際所做的事，這整體就是意誌。
它實行、避免、克製，作為一個整個的有機體，而且是和其他的意誌聯合起來這樣做，通過交易和運行中的機構，預期取得共同造成的結果。因此，作為整個的機構在行動（通過實行、克製和避免），個人意誌是各個人之間行為上的聯係，它結合所有的個別意誌的運用，這種運用的方式我們稱為交易和運行中的機構的運行法則——表現為機會、競爭、權力或能力、權利、義務、自由、暴露、使用、效率、稀少性、預期——由一個總的原則把它們全部聯合在一起，這個原則我們稱為願意的原則。在這種人類行為的分析中，時間和運動的概念完全不同於一切其他科學中時間和運動的概念。我們曾說過，麥克勞德所有的謬誤理論都由於一個根本缺點——他的“時間”概念。我們以後還要指出凡勃侖的謬誤理論是由於他不能分析“時間”。很不合理，麥克勞德有“未來時間”的概念，而沒有“運動”或“運行”的概念。我們利用物質的類比，把運行描寫為“時間之流”。
從數學的觀點來說，時間之流是一種時間的零點——現在，向前移動著，沒有實體，因此是不實在的，介於即將到來的“未來”和正在退出的“過去”之間。這種概念麥克勞德沒有，雖然在一個問題上他曾用“零”代表現在。可是，從心理學的觀點來說，現在是時間的一瞬間，像皮亞斯描寫的一樣，對過去和對未來兩方麵的界限都不是那樣的清楚。“過去”是記憶，“現在”是感覺，“未來”是預期。它們在現在的時間點上都一起存在於心裏，像調子裏的音，這種現在的時間點不是“零”，而是現在的事件，就是現在的交易。這樣皮亞斯把休謨的懷疑主義變成了實用主義，數學變成了願意。這種實用主義的時間概念，使我們可能對未來時間的各種可以測量的長度作出分別，符合於習慣用法。“現在”是“立刻的未來”，在製度上可以用秒、分或許一二小時來計量，可是時間的間隔那樣短，實際上沒有什麼等待或冒險的感覺。短期的未來，從證券市場上的“一夜貸款”利率到通常商業貸款的三十天、四十天、或九十天的期限，在這裏等待的時期相當長，因此加以計量。長期的未來是任何超過短期未來的持續期間。這些分別不是隨意決定的，而是習慣的分法，因此在一種實事求是的對行為的研究中更加有用。麥克勞德假設時間總是客觀的，具體表現為他的可銷售的商品的一個方麵——債務，因此它以一段一段的時間出現，隨著債務的期限而變化，像使用價值或稀少性價值一樣。可是，時間完全是製度性的。機械結構和有機體完全不知道時間。時間在預期中出現，預期支配現在的行為，隨著各種人的不同習俗以及同一種人在不同交易中的情況而發生不同的影響。最精確的對未來時間的測量是債務市場對短期和長期未來性的測量。可是，在消費過程中，在遊戲、體育運動、工作和其他日常事件的過程中，支配活動的是對“立刻的未來”的預期，時間的間隔那樣短促，以致不值得測量。
因此，“時間之流”，從客觀來說，是“瞬間”的“移動”；從主觀來說，它是“瞬間”的記憶、感覺和預期的連續，以及有生命的軀體的生理上的新陳代謝。既然我們隻有靠動物本身的行動才可能知道這些主觀的運動，時間之流就是個人的行為，表現在它的實行、避免、克製各方麵。因此，我們有一種運動——個人的實行、避免、克製——介於其他兩種運動之間並且加以接合——外在的宇宙的運動，包括其他的人在內，以及伴隨著記憶、感覺和預期的那種內在的生理的運動。這種人類行為之流，作為一個整體，介於外在的、宇宙和其他人等的運動之流以及內在的、難以理解地總有記憶、感覺和預期伴隨著的生理的運動之間，我們在經濟學裏稱為“交易”和“運行中的機構”，由“願意”的原則予以推動。它是“人類的時間之流”，趨向於未來，以它為基礎的一種經濟學說，既不是唯物主義的商品論，也不是主觀的感覺論或生理論，而是一種關於以未來效果為目的的經濟活動的意誌論。至於古典派和快樂主義經濟學家，我們需要作同樣的解說。我們從“未來”來看，把行動中的意誌分析為實行、避免和克製，實在淺顯得很，可是最靠近的東西總是最後才研究到。這種分析擺脫過分簡單化的方法，那種方法隻選擇意誌的一項特質——由痛苦、快樂或者遞減的效用暗比地使它和商品發生關係的一種特質，並且根據那比喻建立一種數理的經濟理論體係。可是，個人意誌是一個整體，有它自己的人格，通過交易並且在種種機構的範圍以內活動，這些機構又是協作行動的其他整體。因此，交易論的意誌的分析使我們可能有一種經濟學說，避免那種一麵是倫理學和法律另一麵是經濟學的二重性（這種二重性從斯密和邊沁就開始），因為它在“願意”這一個概念裏結合了有關實行、避免和克製的權利、義務、自由和暴露的倫理上和法律上的關係，運用經濟的分析，把“價值”和“估值”分析為“未來的”經過折扣的冒險價值和稀少性價值。這些預先的解說，使我們可能把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的原則，應用在交易和運行中的機構上，作為法律的和經濟的因素。所以能這樣應用，是由於稀少性和未來性這兩種原則。對於那個要為自己取得利益的個人，限製性因素是當時和當地他自己或者別人的特殊行為，這種行為會影響別人的補充性的行為。在一件法律訴訟中，限製性因素可能有時是法官，有時是陪審員、有時是郡長。在一個製造機構裏，限製性因素可能是技工、監工、廠長、甚至打雜的工人，通過命令和服從的管理的交易，取得對他的控製，可以決定全部交易的總成績。這種控製的結果是“ 運行中的工廠”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可以測量的結果——效率。通過這些控製個人行為的社會關係，由集體控製的製裁為後盾，一種命令別人服從的權利可能成為限製性因素，作為一種可以立即進行控訴的“行動權”。以上所講的這些“效率”關係和“稀少性”關係是分不開的，因為這裏的問題有關在需要的時候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是豐裕還是稀少，因而也有關為了取得這些因素所必須付出的價格或捐稅。
效率和稀少性在分析研究中可以分開，在實際上卻是分不開的，因為它們在機能上相互影響，共同構成那運行中的機構。開動一輛汽車所需要的汽油數量，經營一所工廠所需要的技工或監工人數、或者辦理一個法庭所需要的法官人數，在思想上可以和價格、工資或薪俸分開，但是在實際上分不開。因此，就人類意誌為了一種目的而努力處理問題來說，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原則在一切科學中普遍出現。某些因素和其他因素比較起來在供給的數量上是有限的，這些因素就被認為重要。所有的因素在預期中必須存在，可是在行動中隻有那些被認為限製性的因素存在。就行動上來說，補充性因素是在未來。如果靠得住在需要的時候隨時能有，人們就不加注意。它們在機構裏處於一般的交易的地位。這樣，一個人的“權利”現在存在，並且他“有權利”，可是在億萬的交易中它們隻是一般性的，不是關鍵性的。如果它們是靠得住的，那就在億萬次交易中難得有一次成為限製性因素。如果是靠不住的，那就把其他一切都丟開，出動主力來控製那限製性因素。限製的或關鍵的和補充的或一般的因素和交易，用效率、稀少性和未來性可以加以測量，這種學說似乎包含了形而上學的“本質”和“存在”問題中所有的一切，本質是補充性因素的靠得住的預期，而存在是限製性因素的不穩定的狀態，對這種限製性因素的控製，可以決定其他因素的穩定。然而，柏拉圖的所謂“本質”距離這些預期還很遠，因為那是永恒的存在，人們從來不預其它具體化，它對現實的關係是作為一種永恒的整體，和它的不斷變動的各部分完全分開。可是，在現代的意義上，“本質”是一種外界存在的東西，甚至是一種“絕對”，它在等待，到時候將要來到下界，被體現在真實的行為裏。如果是這樣的意思，“本質”就不過是補充性因素的預期。這種用“本質”替代單純的預期，似乎在康德的“純理性”、山達亞那的“純本質”以及新康德派對“本質”和“存在”的區別中，都是這樣。麥克勞德和法律家的“自然權利”似乎也是一種類似的先在的本質，等待著在實際交易中被發現為一種存在物。可是，如果我們研究這些不存在物在實際的交易程序中的意義，就會發現本質或者抽象隻是一種預期的在需要的時候會重複的相似性。它不是一種先前存在的永恒的絕對或者外界的不存在物降落下來，具體表現出來。它是未來性具體表現在現在的價值和估價中，構成一種現在的預期。實際上，它是一種很真實的預期，然而沒有人注意它，因為它是靠得住的，如同空氣是一種真實的預期，沒有人注意它，除非它變得太熱、太冷、或者 太稀少。因此，凱爾森正確地認為法律上的關係的“本質”在於“行動的事實”和官吏的“執行”這兩項，他否認權利、義務、能力、責任等名詞從純粹法的意義來說，是“法律”名詞。它們表示社會的或倫理的關係，不是法律的關係。凱爾森在這種分析裏提供了很正確的和很有啟發性的見解，可是我們通過實用主義的未來性學說以及經濟的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學說，得到相同的結果。麥克勞德的現在存在的抽象權利成為一種對凱爾森的所謂法律強製的預期，這種法律的強製表現於“訴訟權”，必要時可以提起訴訟，取得有權利向另一個人索取的商品、服務或者錢。假設我們預期一種已經確立的法律製度可以繼續實行，法律關係的“本質”不過是預期官吏在強迫公民服從法律的強製的交易中將重複同樣的行動。如果預期是這樣，在無數的交易中，那不是人們現在認為是價值所依賴的限製性因素。
限製性因素是雙方私人的直接行為——他們約定的事物，經濟物品的種類、質量、數量等等，根據個別交易的情況而定。預期的官方行為的相同，在任何現在價值的估計中，具有很大的決定性，可是在交易行動的時候，它不是限製性因素，隻要對它的預期是靠得住的。法庭的判決引起價值上的重大變化，並引起價值的重大移轉，從某些個人和階級轉移到另一些個人和階級。這樣造成的各種預期，就叫做權利、義務、自由、暴露。實際上，這些是社會的和經濟的預期，它們的基礎是公民（個別地或集體地）在控製立法、司法和行政當局的行為方麵的政治權力。這不是柏拉圖主義、或者新康德主義、或者絕對論——這是分析的實用主義。本質和存在的調和一致，在實用主義的未來性學說裏實現。權利和價值現在存在，就在這行動的時刻：可是它們作為未來事物而存在。它們構成一種預期的狀態。法律上的能力，如果不行使，不是現在在行動中存在，可是它的確以有保障的預期的狀態存在著，這完全是一樣，甚至更好。它是未來的行為，它的現在的預期叫做權利。法律上的能力是未來本身，“權利”是它的未來事物。價值是用權利可以取得的未來的有限數量的物品的現在的預期。這些不是抽象——它們是預期——集體行動的預期。這些權利、價值和能力全是在現在的時間存在，可是它們隻作為現在的預期狀態而存在，準備在需要的時候被“體現”在交易裏。這些心理的預期是洛克的“觀念”以及柏拉圖和康德的“本質”，不受時間的限製，因此它們是懷特海的“永恒的”、“超時間的”原則和概念。可是具體地、從實用觀點和時間觀點來說，它們作為限製性的或者補充性的因素在行動的時刻存在。甚至在這時候補充性因素還是隻作為未來事物而存在——然而未來事物是人類據以行動的唯一“對象”。它們是皮亞斯的“真實”，它們的“本質”是未來時間，它們的現在的“存在”是“預期”或者所處的“狀態”，它們的現在的外在現實是交易之流和運行中的機構。這些未來性學說以及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學說，正是經濟學家對休謨時代以來哲學家的形而上的問題的答案。休謨在柏克萊的基礎上加以發揮，認為我們所知道的隻是當時對物體的感覺，我們從身體的感官上不知道我們的許多感覺之間的關係，也不知道我們的感覺從而發生的外界事物之間的關係。在休謨以後的一百五十年中，所有的哲學的不變的主題始終隻是給這些關係確定一種適當的狀態，最顯著的解決是康德的《先驗感性論》。
可是他的答案把一個隻由事物之間的關係組成的絕對的世界和隻由經驗組成的經驗主義的世界分開。後來在詹姆士的《極端經驗論》裏——皮亞斯的實用主義的引伸——所有以前從司圖亞特、霍季森和皮亞斯以來的經驗論的學說，被發展為一種心理學，在這種心理學裏麵，內在的“已知”和外在的“已知”是同一機能作用的兩麵，因此不僅感覺和被感覺的對象是同一的，而且對象與對象之間的反應和那關係的感覺也是同一的。
在最近的形態心理學裏更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是美國實用主義的德國複製品。這些經驗論、理性主義、實在論、實用主義、形態論等等不同的哲學和心理學，在關於意誌的根本性質方麵，不管結果怎樣，經濟學上關於意誌的學說顯然總是一種環境的或者製度的意誌，在這裏人們通過經驗教訓直接地知道或者預期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在這裏杜威的心理學差不多最適合情況。人類意誌體驗各項因素之間的關係，以及各種因素本身，否則它不可能知道怎樣控製關鍵的因素，從而取得遙遠的結果，這種關鍵因素又能影響其他因素；機器和製度確實產生了巨大的成果，比個人所能取得的成果大得多。
實際上，人類智慧從限製性因素和補充性因素的關係中推論出因果關係的觀念。由於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數量、適當的地點上控製限製性因素，人類意誌控製了其他的因素，結果就是一種運轉的機器、運行中的營業、運行中的機構。這種控製有一個含義廣泛的綜合的名稱，“及時”。實際上，“及時”是從經驗中學來，並且是那適宜的感覺的一部分，這種感覺不能由單純的理智產生。它提供了藝術和科學的區別，抽象的“願意”的概念和在一定的時間、地點、和環境中采取行動的“具體意誌”的概念的區別。科學家或哲學家可以埋頭研究抽象的概念，不管“時間”，可是事務家必須注意及時。
“因”與“果”已經被人們恰當地從自然科學裏排除出去，代以各種方程式。數理經濟學家也想把因果從經濟學裏排除出去。可是，因果是經濟學和它的願意原則的重要成分，這種原則及時地控製現在的限製性因素，從而實現未來的目的。
因此我們有一種經濟的“意誌”概念——行動中的意誌，受目的和預期的指導。約翰·穆勒所陳述的因果論和布萊德雷所陳述的絕對論都體現在經濟學的意誌論裏，意誌控製著限製性因素，為了給大家擴大未來的產出，或者為了給自己取得較大的收入，而同時減少別人的收入，或者由於控製公司組織或其他機構，把意誌伸展到遙遠的空間或遙遠的未來，這些公司和機構，各在自己的範圍內，通過各種交易，按照自己的目的，最好地配合一切限製性和補充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