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種全部產品——例如一百萬或二百萬蒲式耳小麥——的“價值”，可以說成是它的使用價值乘以它的交換價值的一種倍數（不管消費者的欲望和一切供求的問題），或者是工人的數目乘以自然對他們的勞動力的阻力。這種阻力的尺度成為克服阻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因為某一種勞動力和生產某一種產品所需要的時間成反比例。李嘉圖這樣想出來的價值的概念，丟開消費者的欲望和對商品的供求不談，顯然不是一種價值的概念——它是一種效率的概念，因為效率是使用價值的出量對勞動力工時的入量的比率。因此，對李嘉圖來說，效率是稀少性的一種人格化。斯密和馬爾薩斯曾把稀少性人格化為勞動痛苦，作為在一個豐裕的世界中對罪孽的懲罰；李嘉圖卻把稀少性人格化為在一個稀少的世界中自然對勞動力的抗拒。
這兩種人格化恰恰相反。能力增加，痛苦就減少。如果由於人口的壓力不得不趨向較低的生產邊際，因而自然資源稀少，那末，克服自然阻力的，是勞動力，不是勞動痛苦。這不是因為罪孽而向上帝償付的代價，而是因為稀少性而向自然償付的代價。因此，克服自然阻力所需要的勞動力的數量，是商品的“自然”價格。拿水或空起來說，自然的阻力很少，或者完全沒有阻力，可是拿小麥或黃金來說，自然的阻力就較大。這種對勞動力的相對的阻力是李嘉圖的“自然的”交換價值。李嘉圖，像斯密，不像馬爾薩斯，必須脫離重商主義——一種以貨幣及壟斷和貿易限製那些人為的稀少性為基礎的政策。
因此，他不談人為的稀少性，而像斯密那樣，代以自然的稀少性，可是，和斯密不同，他用自然的阻力代替斯密的人的罪孽。依照孔德的科學的發展係統來說，他從神學的階段過渡到形而上學的階段，或者，像我們應該說的那樣，從人格化過渡到唯物主義。這是兩種稀少性的人格化。馬爾薩斯所效法的斯密考慮可能購買的勞動痛苦的數量，可是，李嘉圖考慮生產產品所需要的勞動力的數量，然而都作為一種“自然的”價格，不是“人為的”價格。可是，既然價格是每單位的價格，價值是一種產品所有單位的價值的總和，因此，李嘉圖認為“價值的量”是由兩方麵複合構成的——使用價值的數量和每單位的勞動力。後者是他的勞動價格。兩者的倍數是價值。因此，“生產力加一倍”的意思是使用價值（快樂、財富）的數量加一倍——而勞動力的數量仍然照舊。拿貨幣來說：如果小麥的數量從十億蒲式耳增加到二十億，世界上在這項商品方麵的財富或快樂增加了一倍；可是如果價格因此從每蒲式耳一元降低到五角，因為勞動的生產力增加了一倍，那末，“價值的數量”仍然和以前一樣。這是對消費者的財富的增加，而不是對生產者的價值的增加。可是，李嘉圖排除那量度相對稀少性的貨幣，代以量度相對阻力的勞動力，因而混淆了稀少性和效率，並且實際上人格化了價格作為和自然的交換，其實價格是和人的交換。
然而，李嘉圖的發現引起麥卡洛克的極大興奮，也不足為奇。在當時經濟學的神學和形而上學的階段，實際上那是革命性的發現。他把稀少性人格化為等於生產中的勞動力，有助於駁斥馬爾薩斯以及從重商主義留傳下來的謬論，後者人格化了價值，作為和交換中可以支配的勞動痛苦成反比例。這種稀少性的觀念曾被人們和重商主義的壟斷聯係在一起。李嘉圖在羅德戴爾和馬爾薩斯這種人的著作裏看出同樣的觀念。據李嘉圖記述，羅德戴爾曾說如果水成為稀少的並且由某一個人絕對占有，你就會增加他的財物，因為那一來水就有了價值：如果財富是個人財物的集合體，你這樣做也就增加財富。這恰恰是重商主義的謬誤，李嘉圖的答複，像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是區別壟斷稀少性和自然稀少性。壟斷是人為的稀少性，而自然資源的稀少性是自然的。就壟斷來說，個人壟斷者一定會以較高的價格出售同樣的供應品，從而變得比較富有，可是別人就會變得比較貧窮，因為“所有的人‘必須’犧牲一部分財產換取水的供應，這種供應他們以前不花錢就可以取得。”
同樣地，在沒有被壟斷的水普遍稀少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會受到損失，並且他們必須用一部分勞動來取水，因此隻能生產較少的其他商品。“不僅財富的分配會因此不同，而且會有實際的財富的損失。”就是說，在普遍稀少的時候，水的價值會較大，因為取水需要用較多的勞動，可是社會的財富會減少，因為較大數量的勞動生產了較小數量的使用價值。這是使麥卡洛克感到興奮的“一片光明”。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所謂李嘉圖在他的“價值和財富”一章中所造成的混淆，發生於兩種來源。第一是李嘉圖把貨幣和稀少性人格化為勞動力，而不作為它的真正的效率的意義。第二是硬把後來效用遞減的意義加入李嘉圖的效用的意義，其實他和斯密的所謂效用的意義是東西的物質的或技術的特質，用噸或蒲式耳這種物質的單位計量，每單位的這種特質因此並不隨著需求的減少或者供給的增多而低減。這種效用的意義，作為使用價值（龐·巴維克稱為“物質的服務”），是財富。它在價值上確實也會減少，可是，那種減少是物質的耗損，應該區別為物質的“折舊”，不是主觀的“遞減的效用”。
然而，也有以前提到過的甚至這種物質的“使用價值”的主觀的意義，就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便利品和享受品。”可是像李嘉圖和斯密所用的這種意義，我們曾稱為“文明價值”或“文化價值”，因為它不是隨著供求變化，而是隨著文明上的變化而變化——例如從箭到炸藥，從馬到汽車的變化。這種效用作為使用價值的意義，也被邊沁認為和“幸福”c相同，因為，即使在邊沁手裏，幸福還沒有達到受供求增減影響的“遞減的效用”的意義。效用的數量增加就是幸福的數量增加。
因此，在斯密、邊沁和李嘉圖看來，效用的意義是一種文明價值，隨著發明而增加，隨著折舊而減少。因此，它的增加就是財富和幸福的增加。這是李嘉圖的意思，他說：如果你加倍效用的數量，就是加倍財富的數量。這和邊沁的加倍幸福的數量意義相同。這種效用的意義我們區別為使用價值；也可以區別為豐裕價值，因為每單位這種價值不隨著數量的增加而減少。李嘉圖顯然把這種文明的效用概念（斯密的“使用價值”或“豐裕價值”）看作一種主觀的評價。他和亞當·斯密意見相同，認為“由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享受品構成”的財富是主觀的，因此不能量度。
李嘉圖說，“一種必需品和便利品不能和另一種比較；使用價值不能用任何眾所周知的標準來量度；各人所用的標準不同。”可是，李嘉圖有一種方法可以把一切使用價值歸納到一種共同的標準。那不是用量度人為稀少性的貨幣；而是用量度自然稀少性的勞動力。可是，采用這種比喻性的計量標準，所量度的對象不是財物或財富——而是價值。交換價值成為和自然的交換，它和生產被交換的數量所需要的勞動力成反比例。商業中實際使用的一種簡單得多的方法，一種不用人格化和比喻的方法，是用物質的單位和技術的特質——例如一蒲式耳一級或二級小麥。似乎奇怪，李嘉圖和所有的物質經濟學家，他們都是有常識的人，卻不用這種常識的方法來客觀地量度使用價值，而求助於勞動力或勞動痛苦，甚至貨幣。物質的計量單位近在眼前，到處可以看到。可是，他們想要深奧。他們一定被理性時代的形而上學所苦，它不區別原因和計量標準。實際上勞動力是一種原因；使用價值是它的效果。
可是，它們各有一套計量的製度，效果（使用價值，出量）的度量單位和原因（勞動力，入量）之間的比率，不是價值的尺度，而是效率的尺度。差不多經過一個世紀，直到科學管理產生以後，才消除了李嘉圖的形而上學。可是，就他的時代來說，李嘉圖的理論是一種新穎的識見。他看出以前經濟學家的自然的“豐裕價值”和馬爾薩斯的由於自然抗拒勞動的“稀少性價值”之間的區別。他在價值的意義上的變化確實是革命性的。它不僅改變了勞動和生產力的意義，而且也改變了政治經濟學上所用的一切名詞；或者它造成一切名詞的一種雙重意義，到今天仍然存在。它根本改變了自然的意義。馬爾薩斯由於他的人口過剩學說開始了這種變化。可是，他沒有始終一致地貫徹那種學說，因為他在地租的學說中保留了神學的恩惠和豐裕的原理。
李嘉圖是唯物主義者、悲觀主義者和演繹的經濟學家。他從邏輯上貫徹了“自然的吝嗇”的學說。因此產生了地租的雙重意義，繼續存在到今天。李嘉圖不談地力，那是馬爾薩斯學說的主要部分。馬爾薩斯看到，生產力較大的地力，用每工時勞動產生的出量，大於邊際地力的出量；可是李嘉圖看到，生產力較大的一種自然阻力，需要的勞動入量，小於邊際土地的需要。第二種主要區別係由於地租理論上這種區別而來。那是供給、需求和市場的意義上的區別。李嘉圖在1814年寫信給馬爾薩斯說，“我有時候懷疑，我們對於‘需求’這個名詞的了解不是一樣。如果穀物的價格上漲，你也許認為是由於較大的需求。”馬爾薩斯確實如此，因為他認為是由於人口的增加。“我卻認為是由於較大的競爭，”李嘉圖說，所謂“較大的競爭”意思是較大的勞動生產力。
“我認為，不能說是需求增加，如果消費的數量有了減少，盡管需要用多得多的錢去買這較少的數量。假如要問，1813和1814年英國對紅葡萄酒的需求是什麼情況，而答複是1813年輸入五千桶，1814年輸入四千五百桶，我們大家能不一致認為1813年的需求較大嗎。然而實際情況可能是四千五百桶所付出的貨幣數量反而多了一倍。”實際上，這是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的區別。是生產和買賣的區別。馬爾薩斯認為，價值是由買賣決定的稀少性價值，它的根本誘因是消費者的需求，它的尺度是價格。
李嘉圖認為，由買賣決定並且由貨幣計量的稀少性價值，隻是一種“名義的價值”。那“真實的價值”是使用價值的數量，以所生產和買賣的酒的勞動成本為計量標準。對李嘉圖來說，買酒的高價是一種名義價格，在這裏稀少性價值等於“名義價值”。馬爾薩斯的興趣在於由供求決定的價格本身，相信數量自會跟著價格增減。可是，李嘉圖的興趣在於數量和數量的勞動成本，不管價格怎樣變動。對李嘉圖來說，從四千五百桶增加到五千桶酒（使用價值）是一種財富的增加，雖然價格也許從二元跌到一元。可是，對馬爾薩斯來說，價格的跌落是一種財富的減少，因為它使引起財富生產的誘因從而減少。結果所有的區別成為生產財富的能力和誘致財富生產的能力之間的區別。
“我們同意，”李嘉圖說，“有效需求包含兩種成分，購買的能力和意誌；可是我認為在有能力的地方，很少缺乏意誌的，因為想要積累的欲望會引起需求，和想要消費的欲望同樣地有效；它隻是改變需求發揮作用的對象。如果你認為資本增加，人們就會變得對消費和積累都不感興趣，那末，你就不妨反對穆勒先生的觀念，所謂就一個國家來說，供給永遠不會超過需求。”李嘉圖所引證的詹姆士·穆勒發揮了斯密從不遞減的使用價值推論出來的觀念，
所謂創造有效需求的是生產，不是消費也不是貨幣。“我比你更要進一步認為一切效果是由於人類的欲望和愛好；我相信欲望和愛好是無限的。隻要給人們購買的手段，他的種種欲望是不能滿足的。穆勒先生的理論以這一假設為基礎。可是，馬爾薩斯認為欲望是有限的。他說，“沒有疑問，財富確實產生欲望；可是還有一種更重要的真理，就是欲望產生財富。”因此，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的區別是，前者講一種日益增加的人口的日益增加的欲望，從而維持稀少性價值，而後者講一切生產者的日益增加的生產力，從而增加一切使用價值的數量。這兩種需求和供給的概念之間的爭論，隨著拿破侖戰爭以後的廣泛的蕭條、失業、和物價下跌而發生，引起了馬爾薩斯和李嘉圖之間的這一番探討。馬爾薩斯需要實際的需求，以便增加一個國家的財富，不管這種需求起源於貨幣的占有、或者勞動力的占有、或者人口的增加、或者地租的占有、或者甚至對穀物的保護稅則，這種稅則增加了購買力，因而增加了地主對勞動的需求。沒有這種需求，就不會有任何東西生產出來，他認為當時的蕭條和失業是由於需求的減少，或者消費者的購買力的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