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隻采取了馬爾薩斯在前半部書裏所講的人口過剩的唯物主義的基礎，而馬爾薩斯本人認為他的重大貢獻卻是後半部裏他的“道德進化”理論。根據人口過剩的論點，經濟學家們向工資勞動者宣傳了種族自殺。根據精神方麵的結論，馬爾薩斯從後來所謂“生存競爭”出發，宣傳了人類性格的道德進化。他是第一個科學的進化論者，實際上也是第一個科學的經濟學家，因為他的理論不是從假設引伸出來的，像斯密的顛倒曆史程序，而是從程序本身的研究開始。從這種研究中他發展了經濟上的稀少性原則，這是何以達爾文和華茨士讀了馬爾薩斯的書以後，立刻就得到他們的進化觀念。不過他的是“道德起源”。他們的是“物種起源”。兩者都從人口過剩出發。華萊士讀了馬爾薩斯的書以後立刻就陳述了他論證的程序。他從實在的對戰爭、貧窮、邪惡、苦難的防止出發，不是從預防性的、意誌的抑製出發，後者馬爾薩斯稱為道德的抑製。
這種非意誌的或實在的防止，隻產生達爾文和華萊士的“生物學的進化”，那不是馬爾薩斯的目的——人類性格的“道德的進化”。這是馬爾薩斯，擺脫了從洛克到魁奈和斯密一脈相傳的、那種天賜恩惠和人間豐裕的老觀念。馬爾薩斯說，我們不應該“擅自從上帝推論到自然，”而“應該從自然向上推論到自然的上帝，”他的思想在我們的思想之上，“如同天在地之上。”在這神定的道德進化的程序中，首先使心靈覺醒的，是肉體的欲望的刺激，因為隻有活動能創造心靈。
“無可疑問，廣大人類中倘使沒有這種刺激，一定會發生普遍的和危害性極大的麻痹，毀滅一切未來進步的根苗。……為了促使人類充分開發大地，推進上帝的仁慈的計劃，天意注定了人口增加的速度比食糧快得多。”這樣，洛克、魁奈和斯密的天賜豐裕變成了馬爾薩斯的天定稀少。前者會使人類成為一種懶惰的、愚鈍的動物；後者使他們為未來的進步而工作、思想和計劃。可是不僅斯密的豐裕和斯密的利己心，而且連斯密的同情心，都起源於人口過剩。
“人生的憂愁和苦難構成另一種刺激，這種刺激似乎是必需的，由於一種特殊的印象的影響，可以使人的心變得溫和而有人道，可以激發社會的同情，可以產生一切基督的美德，並且可以作為大量發揮仁愛心的對象。……似乎很可能，道德上的邪惡對於美德的產生是絕對必要的。”人口的原則“毫無疑問，產生很多局部的害處；可是仔細想一想，也許可以使我們相信它產生更多的益處。”
可是，由此推論，當然一切人類不可能是同樣的自由和完善。“社會的中間地帶”最適宜於這種理智的和道德的提高。奢侈和貧窮都產生害處，而不產生益處；但是我們沒有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就不能有中等階級。“倘使人們在社會裏不能希望上升，或者害怕下降；倘使勤勞不能獲得報酬，懶惰不會受到懲罰，社會的中間部分一定不會是現在這樣。”馬爾薩斯說，“葛德文過分把人當作一種僅僅是理智的生物”——洛克、魁奈、斯密、邊沁以及理性時代的其他哲學家實際上也都是這樣。把人當作一個“理性的存在物”就像“計算一個在真空中降落的物體的速率。”人是一種“複合的實體”，他的“肉體的傾向作為擾亂力的作用很強。”實際上肉體的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因此，馬爾薩斯把情欲引進了經濟學，另一方麵，到斯密、邊沁和葛德文為止的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們所謂“感覺”，隻是理智的計算器，由理性的人用來計算力量、或然性、供給和需求、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利潤。可是，在馬爾薩斯看來，
“問題……並不僅僅係於一個人是否可以被說得了解一個明明白白的命題，或者被一種無可辯駁的理由所說服。作為有理性的人，真理可以使他確實相信，盡管他可能決定采取一種違反真理的行動，作為一個複合的實體……饑餓……酒……女人，會驅使人們采取種種行動，這些行動所產生的對社會一般利益的危害，他們完全知道，甚至在他們犯罪的時候就完全知道。”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末，不僅國家的強製和處罰是必要的，而且私有財產製也是必要的。葛德文的錯誤在於認為邪惡和苦難是由於人類的製度，不是由於人類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