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規章製度，以及原有的財產管理，在他看來，是一切邪惡的源泉。……其實，它們是輕微的和表麵的，僅僅是浮在麵上的不關重要的東西，比它們重要得多的，還有那些存在深處的汙穢的原因，敗壞了泉水，使得整個的人類生活之流混濁不清。……人類不能在豐裕中生活。不能大家同樣地分享自然的恩賜……假設苦難和罪惡的一切原因……都消除。戰爭和爭執停止，普遍的仁愛替代自私。”若是這樣的話，把他的議論縮短來說，人們結婚就可以不負撫養子女的責任，因為根據平等原則，如果父母不養活他們，社會自會養活。人口因此就會按幾何級數增加，而生活資料隻按算術級數增加。他接著說：“情況變成什麼樣呢？……已經消失了的可恨的情欲……將在短短的五十年內重新出現。……暴力、壓迫、虛偽、苦難等一切使得現今的社會這樣墮落和不幸的各種罪惡和痛苦，似乎是由於那壓力極大的環境，由於人性中內在的法則，而與一切人類的規章製度完全無關。”
葛德文的社會“最好叫做慣例。”“問題已經不是一個人是否應該把自己不用的東西給予另一個人；而是他是否應該把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食物給予他的鄰人。……迫切的需要似乎命令人們無論如何必須盡可能每年增加生產物；為了實現這個第一重大的、必要的目的，宜乎進一步分配土地，保障每個人的財物，使其不受最有力的製裁的侵犯。……因此似乎很可能，一種和現在文明國家裏的辦法差不多的財產製度，應該建立起來，作為最好的（雖然還是不完善的）補救方法，糾正那為禍社會的邪惡。……”“沒有疑問，”馬爾薩斯結論說，“想到使社會不能有很大進步的重大障礙，竟是一種我們決沒有希望克服的原因，真令人非常失望。……但是……如果忽視這個問題，也不會有什麼好處。……仍然有不少對人類有益的事情需要我們去做，足以鼓起我們最大的努力。”
他後來182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是他對李嘉圖的唯物主義所作的一種困惑的可是人道主義的答複。這樣，馬爾薩斯用深信不疑的說法，重述了懷疑主義的休謨的結論，不僅利己心和私有財產，而且自我犧牲、同情和公道，都是從稀少性原則出發的，這稀少性原則也就是他的人口的原則。從此以後，人的情欲取得一種地位，和斯密的天賦自由以及邊沁的理智的苦樂計算法並駕齊驅。達爾文和華萊士都承認得益於馬爾薩斯。為了生命和財產而作的政治和軍事的鬥爭，替代斯密的天賜豐裕；同時愚昧、情欲、嫉妒、習慣、習俗、稀少性的地位，超過了理性、自由、平等和博愛。斯密的樂觀主義在馬爾薩斯自認是一種“人類生活的陰鬱的色彩”中消失了，可是，這種色彩他發現確實存在，因為他從人性的無情的現實出發，不混淆事實和對事實的辯解，不混淆現狀和他自己的願望，不混淆自然和自然應該是怎樣。開始時我們講到他認為上帝對人類的安排是對的，這種看法不是他的全書的開始。這是社會哲學家在他的《人口原理》裏的結論。
這樣，馬爾薩斯在“理性的時代”崩潰的時候，宣告了“愚蠢的時代”。它從法國革命的無政府主義哲學起，繼續到俄國的共產主義哲學，到意大利和德意誌的納粹主義哲學，到美國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哲學。“自然”的概念從洛克的伊甸樂園的豐裕改變到達爾文的稀少和適者生存——這些所謂適者之所以生存，不是因為他們在道德上適合，像馬爾薩斯希望的那樣，而隻是因為他們適合了道德的和經濟的環境，像休謨所推想的那樣。
馬爾薩斯開始了一種幻想消滅的時代，這個時代有的是商業循環、生產過剩、生產不足、失業、大規模的移民、關稅壁壘、壟斷以及地主、農民、農場主、資本家和工人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鬥爭；這個時代把經濟學家分裂為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工團主義各派的理論家；這個時代帶來了又一次世界戰爭，結果引起了革命、獨裁、關稅壁壘、帝國主義、無益的美國效率以及美國對歐洲的過剩人口的激烈排斥——馬爾薩斯的“陰鬱的色彩”證實了，甚至濃得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