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說，“一個造紙家……，”有競爭者“願意給他一筆錢，如果他肯關掉他的紙廠。他照辦了：”於是“他和他的競爭者所訂的契約，對他們來說，構成一種財產；他用作手段來履行他的諾言的財富，顯然是他自己這個人和他的工廠；所作出的服務是人和廠的停止活動。”根據這種雙重的意義，一個紙廠在造紙和不造紙的時候都產生“財富的服務。”用同樣的推理，可以說一個磚匠在砌磚或者在罷工的時候，都是實行服務。開動織布機是一種服務，停掉它也是一種服務。
限製出產是一種服務，增加出產也是一種服務。增加物品的稀少性是一種服務，增加物品的豐裕也是一種服務。這些矛盾顯然是由於分辯不清，混淆了出產和所得、物資和物資的所有權、效率和稀少性、財富和所有人的資產。出產是一種對別人的服務，不管價格；所得是所有人收入的價格，由於他有權利在所有權的討價還價或等待的程序中扣留住服務不讓給別人，等待別人肯付出一種滿意的價格。所得是有關所有權的資產的取得；出產是工程性的財富的增加，或者克侖威爾的公共財富的增加。限製出產不是一種服務——是討價還價的能力。結果的稀少性不是一種服務——是一種取得的手段。效率是一種服務，即使它得不到任何代價。當財富、資本、所得、服務的解釋含有這些矛盾的意義時，在這種定義的基礎上隻能建立含糊的社會計劃。它們混淆了效率和稀少性、生產和所有權、出產和出產的限製、工程經濟和企業經濟、私人所得和社會出產、資產和財富。然而，有一種不同的意義，在這種意義上私人所有權對社會有一種服務。
那不是由於生產，而是由於生產的調節。調節的工作總必須有人來做，或者由共產主義的限額或者由資本主義的私利。這種雙重意義可以上溯到魁奈和所有的正統經濟學家，它混淆了效率和稀少性的意義。若是工程師本身不顧下跌的價格，任意地繼續生產，控製工程師的企業家就會下命令限製這種商品的產量，並且盡可能改變方向，生產品他不在跌價的商品。如果農人發現小麥的價格下跌，而豬肉的價格上漲，他把他的勞動力從種麥轉移到養豬。他生產肥豬，可以供給一種比較迫切的需求，生產小麥，隻供給一種較小的需求。這實在是一種對社會的服務，如果做得好的話。
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家相信，完全靠私有財產和利己心就能做好生產的調節。可是，他們不得不靠神的恩惠來指導利己心，同時靠世間豐裕，使利己主義無害於人。十九世紀的唯物主義經濟學家相信私有財產和利己心能做好調節，可是，他們不得不引用一種仁慈的“自然”法則、一種高於一切的自然權利、或者類似牛頓的平衡律的說法。若是這些還不夠，他們就不得不回到十八世紀，求助於上帝和愛國心。可是，十九和二十世紀在每一點上都和他們相反。蕭條、稀少和苦難變成跟繁榮、豐裕和幸福同樣是由於自然和神意。因此，他們和一切其他的人轉而求助於各種集體行動，代替上帝或自然，以便調節或控製私有財產和利己心。他們體會到科學家或工程師在控製物性的工作方麵，實在已經做得很好。他們必須從集體行動中，尋求控製人性的方法。
然而，他們假借一種理想化的社會和理想化的人性，在神或自然的引導下趨向一種假設的不斷的繁榮，對於某些明顯的事實，硬說其中有一種理想的由私有財產和利己心調節生產的原則。所有人不知不覺地對社會作出一種服務，他們適當支配和經濟使用社會的生產力量，不使一種東西的生產超過需要，而致其他東西的生產不敷需要。因此，引起了生產的雙重意義，混淆了生產和調節生產，作為一種社會服務；這是混淆了效率和稀少性。精明的企業家或所有人是“生產的”，意思是說他們調節生產，適合於價格變動一般所表現的供給和需求。
可是，科學家或工程家是生產的，其意義在於擴大人類對自然力的控製，不管價格。正因為把生產力作為擴大供給和調節供給這種雙重的意義，我們代以比較現代的說法，用各種交易中的活動來解說。活動需要講到時間、速度、比率、周轉、重複等等。在這裏我們分析為效用的原則和稀少性的原則。效率的意思，用管理的交易來說，是每單位入量（工時）的出產率，因此增加控製自然的力量，而不管所生產的總量。
稀少性的意思，用買賣的交易來說，是從別人那裏得來的所有權收入對所有權支出的比率，用元為計量標準。效率差的意思是一種較慢的每單位入量的生產率；討價還價的能力弱的意思是一種較小的每單位支出的收入率。速度、周轉率、有形的和無形的供給等等時間概念，引起了術語上的改變，從生產改到效率，從供求改到稀少性。這樣加入了時間因素，使得對社會的兩種服務的區別比較清楚。效率有助於增加物品的豐裕，或者減低工時成本或者減少勞動鍾點。
稀少性把出產分配給那些能償付代價的人，使那些不能償付代價的人得不到東西，或者增加勞動鍾點，或者減少那沒有平等的討價還價能力的工人的工資。這裏對效率和稀少性分別抽象地討論，為了加以辯別。實際上，兩者相互限製，根據限製的和補充的因素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