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平均購買力是一種統計的說法，用它來替代，就可以不必辯別名義價值和真實價值。它隻是貨幣的稀少性價值的計量單位，貨幣的稀少性價值對平均購買力作反比例的變化。價格上漲時，貨幣單位的價值下落；價格下落時，貨幣單位的價值上漲。用作基線的是這種平均數，不是任何真實價值的觀念，以平均數為標準來量度個別價格的離勢。這是一種計量方法的學說，不是一種真實價值或名義價值的學說。
例如，統計家以1913年的貨幣平均購買力作為一百，用個別商品對平均數的離勢來量度它們的相對稀少性在1913年以後的變化，不管這變化是由於什麼原因。在以後一段時期內，也許一些同樣商品的價格的平均數上漲百分之十，這表明貨幣的稀少性，和一切其他稀少性的平均數比較起來，已經降落百分之九。早期的經濟學家沒有平均和離勢的指數這種數學的方法，他們尋求一種東西，不僅要比貨幣較為穩定（貨幣無論如何隻計量名義價值），而且要更真實地計量真實價值。起初，他們根據自然豐裕和自然恩惠的學說，認為稀少性不是自然的，而是重商主義政策硬造成的種種人為的稀少。重農主義者改用自然的不同的生產能力，作為商品的真實交換價值的決定因素。
亞當·斯密代以平均的一般勞動量，這種勞動，財富所有人可以用他的錢或者變成錢的財富購買。對他來說，平均的一般勞動不僅是一種穩定的價值的尺度，而且計量別人的勞動可以為自己從自然資源中取得的商品和服務的真實價值。斯密的觀念乍看起來似乎很有理由。我們在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上真正享受的程度，顯然決定於我們所能支配的別人在給我們服務中所費的勞動的數量。可是這個觀念顯然不足以區別清楚斯密主要所想的那種人為的稀少性。
獨占事業的所有人，比在競爭的企業中，能支配較多的勞動，如同他能支配較多的錢一樣。李嘉圖糾正了這一點。真實價值不是我們所能支配的得自別人的勞動的數量，甚至不是商品的數量，而是生產商品和服務所用的勞動的數量；另一方麵，他的名義價值是按照不斷波動的貨幣價格生產出來或購買得來的商品的數量，或是貿易的獨占和限製所造成的人為的稀少性。這種說法好像又是真實的。凡是有價值的東西都是勞動所生產。實際上，李嘉圖把這種生產的勞動成本，叫做“價值”。他顯然假設這是唯一的“真實價值。”它適用於金銀以及一切商品和服務，可以區別紙貨幣和真實貨幣以及人為稀少性和真實價值。
假使沒有政府造成的紙幣並且沒有人為的限製或特權，一切東西，包括金屬貨幣在內，就會比照它們的生產所費的勞動數量，相互交換。其實，這是李嘉圖以前五百年學院經濟學家的學說，經過了修改。商品和服務，假使沒有人為的限製、沒有強迫、沒有欺騙，一定會比照它們的以勞動成本為尺度的真實價值交換。勞動（不是工資）成本較高的商品，比勞動成本較低的商品，具有較多的價值，因此相等的勞動交換相等的勞動。這裏，李嘉圖把真實價值的意義從對勞動的支配改變到生產的勞動成本，因而駁倒了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的謬論，以及到今天還存在的那種錯誤見解，所謂在農業裏自然是生產的。他又揭露了那有關的錯誤見解，認為在製造和運輸裏自然是生產的。
實際上，一切使用價值是勞動的產品這種理論，和所謂自然幫助人類生產財富，因而自然也是生產的那種通常的假設是相反的。我們看到自然的力量到處發生作用。蒸汽機、瀑布、地力、酒的年代越多越好並且價值越大等等，都是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說人和自然是生產的，似乎隻是常識的說法；至今人們還不了解，在駁倒這個觀念上，李嘉圖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他不過是把出量和入量的比率的解釋顛倒過來。我們可以稱他們神學經濟學家的那些人認為出產由自然的幫助而增加，以李嘉圖為首的一班我們現在可以稱為效率經濟學家卻認為出產率增加是因為人類由於新發明的幫助，克服了自然的阻力。在關於人對自然的關係方麵，老的見解遠溯到洛克、魁奈、亞當·斯密和馬爾薩斯的神學的假設，和李嘉圖的唯物主義的假設成為對比。自然是對人有益的，因而在財富的生產中幫助人類，還是對人不利，因而在財富的生產中給人類造成阻力呢？無論哪一種情況，自然的助力或阻力隻是程度的差別。自然在某些方麵比在其他某些方麵，對人幫助較多或者阻礙較少。如果使用同量的勞動，一畝肥沃的土地出產二十蒲式耳，一畝邊際土地隻出產十蒲式耳，神學派經濟學家就會說在前一畝土地上，自然的生產兩倍於在最差的一畝上。可是，以李嘉圖為首的效率經濟學家卻會說：在前一畝土地上，自然的阻力隻是在最差的一畝上的一半。或者，如果電力在不到一秒鍾的時間內把一件消息傳遞了三千哩，而蒸汽機卻需要四天，神學派經濟學家就會邏輯地推論，自然用電力幫助人類比它用蒸汽的膨脹力幫助人類更多。
可是，效率經濟學家一定說人類發明和使用電力時比發明蒸汽機時，控製自然的能力更大。這是同樣的、出量對入量的兩種數學比率的比較，但一種把它解釋為自然對人類不同程度的助力，另一種卻解釋為人類對自然的不同阻力的控製能力。李嘉圖明確了這個區別，他的分類不把機器和地力作為資本或土地，而作為人類勞動的增加了的生產力。我們說一塊沙漠土地不生產，意思是說人類耕種沙漠土地不能生產莊稼。土地不是生產的。隻有人的腦力、體力和管理的勞動是生產的，他找尋他的勞動可以生產較多成果的自然地點和自然資料，並且設法取得所有權。如果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把自然和仁慈的上帝看作同一回事是對的，那末，神就是對某些人無代價地給予財富，而強迫別人為他工作。如果李嘉圖是對的，那末，自然就是人類為了自己的利益力求占有和控製的物質力量，同時級差不是由於上帝，而是由於財產的製度，這種製度保障某些所有人，使他們可以保持超出邊際土地的級差利益。人們企求占有的，不是自然的生產力，而是自然的級差的阻力。這一點馬克思很了解，他認為地租是一種私有財產的問題，不是自然的生產力的結果。可是，李嘉圖的真實價值的概念在細節方麵沒有發揮完備。這一步工作是由馬克思來做的，他用工時替代李嘉圖的工月或工年，這使得從生產力到效率的轉變更加清楚。從此，我們就能看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到在於所用的價值計量單位不同。共產主義用工時為價值的尺度，因此是一種“級差效率”學說。資本主義用元為價值的尺度，因此是一種“級差稀少性”學說。這裏的分別可以在前麵已經提及的財富和資產的差別中看到。一個大製革廠的廠主在1921年發現，由於平均價格下跌，他的皮革的價值突然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他不得不借款五百萬元，抵補他在資產上的損失。可是事情的矛盾是，他所有的機器、建築物、生皮、製革以及整個廠的效率等形式的“財富”，在數量或質量上卻完全沒有減少。對李嘉圖和馬克思來說，財富的真實價值是生產中所需要的勞動。這並沒有減少。但是，資產的價值是名義價值，因為它隻是財產的製度，這種財產的價值是按照他賣出皮革所能得的價格計量的。當然，在這裏名義的和真實的之間的區別打破了。資產在一種意義上和財富在另一種意義上同樣的真實。我們放棄名義的和真實的這兩個名詞，隻在現代統計經濟學家所用的意義上加以采用；我們代以製度的名詞稀少性價值和使用價值，以便適合事實。使用價值是勞動（體力、腦力和管理的）所生產的財富，不隨著價格下落而減少，也不隨著價格###上漲而增加。它的變化性是消耗、減少、折舊、陳廢和新發明。可是，稀少性價值是換取合法控製權所付的代價，用貨幣為計量的標準。價值本身是資產，或者所有權的價值；是使用價值數量乘貨幣單位（元）價格的一種貨幣單位倍數。這種複合的價值的意義不是名義的，也不是真實的。它是統計和會計。它不回答這個問題：按照我們的根本真實的觀念，什麼是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它隻是一種習慣的公式，把兩個變化性很大的數值，使用價值和稀少性價值，結合成另一個變化性很大的數值，“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