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和稀少性的關係 平均問題
首先，我們怎樣創立一種單位，用來計量一切使用價值的總數量？這種計量單位數以千百計，例如小麥的蒲式耳、建築物的尺寸、衣服的套數、鐵的噸，土地的畝，電力的瓩時等等，各種單位不知多少。可是，有一種單位對大家共同適用，就像貨幣對大家共同適用一樣，這個單位，照李嘉圖和馬克思的說法，是生產那些東西所需要的勞動力的單位。這個單位是一種時間單位也是一種數量單位。它量度一種程序。它把經濟學從“靜力學”改變到“動力學。”
李嘉圖沒有指定一種特殊的時間單位。他使用了工年、工月或工日。馬克思把這種單位定為工時，從而製定了現在已經成為科學管理的單位，用來計量個別勞動者或者一個工廠或一個國家裏所組織的一切勞動。可是，馬克思的工時是一種平均工時。關於“平均”的使用，有兩種相反的錯誤見解，可以叫做個人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謬見。這兩種謬見應該加以研究，因為在經濟學裏我們使用許多的平均。元的價值是它的平均購買力的反數。勞動的效率是它的平均生產能力。
經濟學裏需要平均，因為我們所研究的是大量的動態，平均是普通日常談話的習慣說法。然而，所謂平均隻是心裏存在的一種公式。並沒有一個平均人或是平均購買力那種東西。隻有個別的生產者和個別的價格。因此，個人主義的錯誤見解完全否定平均的使用，因為，隻有個別的人或個別的價格有真實的存在，科學不能研究虛構的東西——它必須研究具體的真實。可是，我們使用平均，並不硬說它真正存在。我們使用它隻作為一種心理上的公式，為了研究和行動。作為一種公式，它的效力靠它適合當前的問題。牛的平均和人的平均對於某些目的也許不是一種有用的平均。可是，人類的平均壽命是人壽保險的根據。共產主義對平均的錯誤見解恰恰相反。它完全抹殺個人，把各個人變成整體的若幹單位部分。
在這種錯誤見解的基礎上，馬克思構成他的社會勞動力的概念。個人本身消失了，而作為整個社會勞動力的單位部分的倍數或分數重新出現。普通勞動者工作一小時是他在全部工作中的單位部分。熟練工人有兩三個單位部分，兒童有成人的一半，婦女有三分之二等等。個人主義的謬論否定了平均，因為隻有個人真實存在；共產主義的謬論否定個人，因為隻有社會勞動力是真實的存在。
可是，個人確實存在，他們作為社會的人力而存在。這是我們用一個運行中的機構來比喻的意思。他們作為交易的參加者而存在。他們的參加管理的交易是“運行中的設備，”用他們的社會勞動力生產出使用價值。他們的參加買賣的交易是他們的“運行中的業務，”各人在世界的社會人力所生產的使用價值中取得一份。他們參加管理的交易的結果是他們的共同的效率。他們通過買賣的交易，對他們的產品進行分配，這種分配決定於彼此對稀少性的控製。
那末，如果我們要比較一個工廠和另一個工廠的效率，或者同一工廠在不同時間的效率的變化，或者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的效率，顯然我們必須創立一種心理的單位，平均工時。如果我們要比較參加者所取得的份額，就必須創立另一種心理的單位，貨幣的平均購買力。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謬見使得個人消失，認為隻有社會勞動力是真實的存在，我們加以研究，發現他不知不覺地在構成一種加權的平均。熟練技工算作三，普通工人算作一，女工算作零點六六，童工算作零點五。個人不是真正消失，但是在一種加權的平均中，我們給予他們不同的用數字表示的價值。共產主義的謬見使一種加權的平均成為真實的存在。這種虛妄的說法有時候被稱為“形而上學”或是“真實化”一種心理的公式。它是輕信的人們和畢達哥拉斯的信徒的一種普通錯誤，他們認為數字是真實的存在並且解決了爭論。可是，在構成加權的平均中，可能有一種更重要的錯誤。那是效率和稀少性的混淆。對年俸二萬元的總經理，進行加權，應該二十倍於他的每年工資一千元的速記員嗎？
假使我們在製作一種平均所得的公式，這是正確的加權。可是，如果我們是製作平均效率的公式，那就說不出是不是經理的效率高於那速記員。他們做的工作不同，不能比較，然而各人都是整體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們知道經理拿的工資較多，可是，這也許是因為經理的人才比較稀少。
假使經理和速記員同樣的多，他們的工資大概就不會較高。這一點對帶著“白領”靠薪水生活的職工來說，可憐已經是非常明顯。科學家或發明家的腦力工作創造了機器或計劃，增加工廠的效率，他們的貢獻也許超過其他的人全體的工作，可是所得的工資少於經理，因為科學家和發明家比經理多或者討價還價的能力不及經理。關於他們的比較效率，我們隻知道他們對於那特殊團體或者整個國家的社會人力的有效率的運轉，都有必要。因此，我們構立一種簡單的平均，把每個人作為“一”。
實際上，在做同樣工作的時候，個人可以和其他的個人比較。可是，在工作不同的時候，唯一可以量度的差別是他們的工資，工資量度相對的效率。因此，平均工時單位是一種簡單的平均，把每個人作為“一”。不同的企業如果生產不同種類或不同質量的使用價值，我們也不能比較它們的效率。我們不能比較一個汽車廠的效率和一個服裝廠的效率。我們可以用“元”來加以比較，但這樣就變成比較賺錢的能力或是討價還價的能力，離開了效率。我們隻能比較生產同一種類或同一質量的產品的不同企業的效率，或者比較同一企業1920年的效率和1929年的效率。這種用平均來比較的方法是否有用，最後決定於我們對政治經濟學本身的概念。經濟學是一種程序呢，還是各種勢力的平衡呢？是靜的，還是動的呢？如果它是一種程序，那末我們所量度的是變化。這是指數、平均和離勢的問題。量度效率上的變動，工時是恰當的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