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識未必有智慧 劉永好的“希望之路”
一個窮家孩子，在川西平原的遼闊大地上，做了一場夢：他一下子變成了巨人，揮動鋤頭鐵鍬，正在修築一條大道。鄉親們來幫忙了，你一鋤我一鏟，用了三千三百三十三天，一條平坦筆直寬闊的康莊大道築成了，車來人往，歡聲笑語，肥豬鮮魚，金瓜碩果……這孩子笑了，急匆匆奔向母親，連聲高叫：
“媽媽，媽媽，我做了一個夢，一個美夢!”
媽媽也笑了：“乖娃娃，做了好夢，你將來一定會發大財的……”
那時節，說“發財”是要犯禁的——資本主義尾巴，資產階級思想，“封資修”的流毒、“帝修反”的侵蝕……但“做夢”卻不犯法，誰知道我腦子裏想的啥呢?
故事發生在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沃野千裏的成都平原，卻是一片荒涼。城市居民一月口糧定量27斤，還有30%～50%的粗糧搭配；豬肉定量半斤，菜油定量4兩；布票一年一丈四尺，棉花票一年一斤。香煙要憑票，火柴要憑票，買鍋要憑票，買碗要憑票，連買針線、扣子、發卡等小物件也要憑票……
本文主人公所在的成都市新津縣順江鄉古家村，其情景更加令人發悚：田是爛泥田，路是泥濘路，沒一家工廠，沒一家商店，沒有電，沒有車，人們缺吃少穿，缺醫少藥 ，真可謂地地道道的“窮鄉僻壤!一個勞動日才值0.27元，包含了多少艱辛，多少憂慮，多少哀怨啊!如今的0.27元，許多人是不屑一顧的，而當時，卻是各家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的心血和汗水，全天不停地勞動的全部價值。
當年古家村一戶村民在春節時，破門楣上貼了這樣一副對聯：
“借新帳，還老帳，帳帳不清；
吃一斤，少一斤，斤斤少少。”
橫批是：“何日能富?”
人們見了，心裏發怵，鼻子發酸，欲哭無淚，欲喊無聲，好一幅無可奈何之狀!
不甘貧困落後的中國人，幾千年來，一直在奮鬥，在為改變“一窮二白”的麵貌，改變自己的命運而苦苦掙紮。
新津縣窮苦的知識分子劉大鏞、鄭康致夫婦，好容易把四個兒子劉永言、劉永行、劉永美、劉永好拉扯長大，培養成人：其間，多少個日日夜夜，風風雨雨，瓜菜半年糧，一碗粥供給六人喝，曆盡千辛萬苦，才把四個兒子送上小學、中學，最後齊刷刷地拿到了大學文憑。
劉大鏞滿臉皺紋舒展開了，鄭康致一掃往日的憂慮，舒心地笑了——終於實現了“望子成龍”的夢想，兒子們端上鐵飯碗了!
可是，不“安份”的四條“龍”，偏偏不端鐵飯碗，令人難以理解地要穿“農袍”端“泥飯碗”。
1982年，一個星期天，古家村劉家院一顆麻柳樹下，正在召開一個決定劉家命運(可以說是古家村命運)的“四方會議”，劉氏四兄弟各抒己見，慷慨陳詞。現名陳育新(幼時叫永美，因家貧曾過繼陳家，故改名)的老三將自己多年的抱負向兄弟們傾吐了，在這戶普通的農民家庭裏，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最後，兄弟四人作出了一生中最艱難的選擇——全部辭職回鄉，當新型農民，搞“科技興農”，創辦屬於農村、更屬於自己的鄉村企業。
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次從城市向農村的戰略大轉移。當時大哥劉永言在成都906廠計算機室工作，二哥劉永行從事電子設備設計維修工作，老三陳育新在縣農業局當幹部，老四劉永好在省機械工業管理幹部學校當教師。
辭職回鄉的舉動，在十年前無法被人理解，卻透出劉氏兄弟的睿智與果斷，因為他們從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大潮中隱隱感覺到，改變家鄉麵貌的曆史性機遇已經來臨，抓住機遇，冒點風險，值得!這就是他們作出決策的思想準備。
決心下了，決策作了，就看行動了。
沒有紅頭文件，這件事可行嗎?他們去找縣領導。縣委書記說：“好兄弟，有膽識，行得通，大膽幹!”還鼓勵他們：“一年內帶富一批鄉鄰!”
沒有起步資金，怎麼辦呢?他們省吃儉用，節衣縮食，賣掉了家中三部自行車、四塊手表，東拚西湊，聚攢了1000元錢，辦起了一個育新良種場。新事業開張了!
然而，成功與失敗同行，困難與坦途共生。養鵪鶉由於溫度失控，一箱快孵出的幼鵪鶉成了肉餅——一腔心血幾乎泡湯。
樂至縣一個專業戶來場訂了10萬隻“北京白”雛雞，可是運走2萬隻後才發現彙票是假的。找到他時，他竟“撲通”一聲跪在地下，哭著說“都怪我昧了良心，帶來報應——前天一場大火，把那兩萬隻雞娃連同房屋一起燒掉了，我真對不住你們……”說完連連叩頭。
麵對遭遇了天災的農民，還能說啥呢?劉永好隻能把沒運走的8萬隻雞苗賣了彌補損失，總不能等著全死掉呀!
成都市漿洗街有個雞鴨市場，劉永好兄弟每天淩晨4點鍾起床，裝好雛雞，蹬三個多小時自行車，跑80裏路程，趕到集市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賣。幾千隻小雞賣完，天黑盡了，他們才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騎車回家。一二十天下來。四兄弟瘦了十多斤，但8萬隻雞娃全部賣完，加上其他收入，竟有了10萬元利潤。
就這樣，“希望”的事業在劉永好兄弟的汗水與勞碌中，牢牢地奠下了基礎。
兄弟四人身懷技藝，各顯神通。他們把大學所獲得的知識和自己靈通的頭腦結合起來，在良種場裏調配飼料、優選良種；用鵪鶉糞便養豬，用豬糞養魚，用魚粉養鵪鶉這種生態循環成了他們事業的增殖途徑，他們以低廉的價格和優良的鵪鶉品種贏得了市場，到1988年，育新場已擁有鵪鶉15萬隻，成了養殖大戶。
在他們的帶動下，新津縣創立了以專業化分工為特色的鵪鶉養殖業。如今，該縣已養有鵪鶉350萬隻，年產值1.5億元，成為國內最大的“鵪鶉王國”，最大的鵪鶉生產基地。
劉氏兄弟這時看到，一批“洋飼料”湧入了中國農村，僅泰國正大一家財團，在大陸每年從飼料上賺走人民幣就達6億元之巨。
四川是養豬大省，年出欄生豬7千萬頭之多，相當於美國養豬總量。“洋飼料”的出現，引發了一場“飼養革命”。農民看見飼料雖貴卻靈驗，投資少、豬生長快，紅膚細肉，油光發亮，“賣相”也好，且省力、幹淨、輕鬆，都爭相購買。但民族飼料工業卻受到重創，劉永好等四人心中惴惴不安。
外國人能幹的事，我們中國人就不能幹麼?劉永好果斷決定：我們自己生產高檔顆粒飼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