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經濟學家吳敬璉經常引用狄更斯的這句名言來描述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一直領先全球，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也日益殷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數據，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4382美元，進步明顯。然而就在這種光鮮的數據背後，中國的發展卻有絲絲隱憂：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居民消費這個積極因子一直沒能激活；居民間貧富差距正在逐步拉大，2007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就已經高達0.48；GDP增長的質量也並不高，很多都是重複建設和低質量工程；地方政府債台高築，隻能不斷推高地價以求穩定……於是引發了很多人的一個擔心：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否可維係？這也成為本書研究的現實背景。
從世界範圍來看，各國成長的道路似乎並不完全一致。以美國、西歐國家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發達經濟體更加信任“無形的手”的力量，他們突出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和商品交換中都應起基礎性作用，政府隻是一種“必要的惡”。因此，他們很早就確立了法治和民主的傳統，而這也被認為是它們日後崛起的保證。與之不同的是，以韓國為代表的後發國家或地區則走出了一條依靠強力政府引導經濟發展的道路，他們認為政府是高度理性的，政府目標與社會目標也是一致的，這被稱為“東亞模式”。很顯然，在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這是兩種不同的理念，而它們也直接影響到20世紀80—90年代一些國家轉型道路的選擇。時至今日，這兩種道路的擁躉們仍然在爭論不休，不過在一些問題上他們開始達成共識：比如在微觀領域，市場應該起主要作用；又比如，法治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不過，即便如此，對於既有的理論而言，政府對於經濟增長仍然隻是作為一個外生變量而存在，政府的作用僅僅局限在將權力引入到市場交易之中，而具體到權力如何在政府內部循環運作，從而影響到市場環境下政府外部行為的，學界還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而這也成為本書的理論背景。本研究從精英間可信承諾入手，通過曆史比較，並輔之實證研究和案例分析，搭建起了權力製約和經濟增長之間溝通的橋梁，並論證了權力製約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前提這一命題。具體而言，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權力製約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前提。目前，“好的製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這一觀點已被大家廣為接受，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好的製度是如何產生的，或者說，如何促使無效的製度向有效製度的變遷呢？本書通過理論推演認為，傳統的製度變遷理論建立在統治階級內部精英偏好一致性的基礎上，這忽視了精英之間的個體差異，也無法解釋製度變遷過程中精英之間如何達成合作協定的問題。將權力結構引入製度變遷過程後，我們發現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必然給精英們分配相當的利益，但這不是全部，未來是不確定的，統治者和精英之間的承諾還必須是可置信的，隻有這樣才不會有阻礙製度變革行為的出現。這裏必須說明的是，本書中所討論的精英與其他諸多研究中常提及的社會精英不同，這裏的精英主要指對支持和維係現有政權起到關鍵作用的那部分人。他們不是最高的當權者，他們不享有最終的決策權和剩餘價值的分配權，但他們與現有體製存在緊密聯係並從中獲益。一般情形下他們被當成“體製內”的人，他們直接參與並有能力影響政治發展進程。對統治者而言，他們可團結但並不容易控製。這樣界定的目的是為了跳出原有“國家—社會”分析框架的桎梏，真正從權力結構內部來看待製度的演變。接下來，本書沿著剛才的思路進行研究發現，無論是重複博弈、聲譽機製，還是競爭機製，在實現精英間可信承諾上都有其局限性，唯有權力製約機製才能真正做到“使承諾成為事實”，因此，本書得出的結論是：權力製約是影響有效製度變遷的關鍵因素，而這一結論也在英國和蘇聯的對比案例中得到驗證。
第二，“中央—地方”間可信承諾將會對地方政府行為造成影響。現有的論述中國經驗的理論中，一個比較成熟的觀點就認為中國發展的動力來自於地方政府競爭，這種競爭由兩種機製所構成，一種是財政上的分權，另一種是政治上的集權。但是地方政府競爭的解釋忽視了地方政府個體行為的差異性，因為其強調中央對地方的承諾都是可信的，所以會對地方產生強激勵。但是地方政府行為的差異性其實在縱向的時間維度（分稅製前後）和橫向的空間維度（地方政府創新與地方經濟發展關係的文獻）都是存在的，因此探討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因素，弄清楚造成地方政府行為差異性背後的原因比單純考慮地方經濟發展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