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元朝，漢人受到欺壓是確有其事。我們小時候也曾聽說過有關八月十五吃月餅的來曆，這個故事也反映漢人集體反抗韃子的欺壓。
蒙古統治者的屠殺和欺壓，自然對於河陽朱氏家族也是一大劫難。翻看《義陽朱氏家譜》的《行第傳》我們發現，河陽朱氏的第十六世（崇字行）有男丁11人，第十七世（次字行）有男丁3人（其中的朱竹友還是從新建回遷的），第十八世（珍字行）有男丁4人，第十九世（仁字行）有男丁7人。看這一段家譜中的文字，出現最多的一個字是“止”字，這就表示了有許多門戶在這個時候絕代了，後繼無人了。照時間推算，朱氏第十七世多生活在元初，朱氏第十九世多生活在元末。這難道不令人深思嗎？
有關男丁的這種變化的原因，《義陽朱氏家譜》沒有明確的文字記載。為什麼家譜不予記載？我們推測有兩個原因：一是沒有家譜作為依據。現在所能看到的河陽朱氏家譜，最早是修訂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是由朱維嘉主修的。此前朱氏家族應該是有家譜的，但由於經曆了動亂，河陽朱氏家譜已經無法看到。朱維嘉在《源流清序》中說：“前代譜書既皆滅裂，漫不可知。猶幸海西、苕溪二族之譜，得有所據。”因為以前的家譜不可看見，所以有關元代尤其是元初的情況，修訂的家譜中沒有記載。
二是經過清代人的過濾。清朝政府也是非漢民族所建立的政權，滿族統治者對於有關蒙古人的文字也有所忌諱。胳膊總是扭不過大腿，河陽朱氏家族的家譜自然也要做一些修改，自然也會做一些技術處理。這種技術處理就是將涉及蒙古人的文字除掉，隻是這些技術處理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痕跡。
我們細看《義陽朱氏家譜》，可以看出其中處理的痕跡。這些信息都與朱氏的第十七世朱竹友息息有關。朱竹友正是河陽朱氏家族宋元之交時期的重要人物，被朱氏家族稱為“中興之祖”。家譜中第一篇文獻《祖居紀原》說：“時聽術士謬談，增陰風水，鑿正隴，左脅道院，下為文塘，致損人丁幾盡。幸得十七世次八公，自新建回居續嗣。”這裏指出了河陽朱氏“人丁幾盡”的事實。這裏將“人丁幾盡”的原因歸結為村落的風水遭到破壞，明顯是一種托辭，是一種曲折的表達方式，中國古人習慣將家族的興衰歸之於風水。其實真實的原因就是宋元之交的兵火之災。
《功德錄》中在說到朱竹友時，說他“少孤家貧，罹故宋革命兵燹，力能護持寡母，不以貧窶缺甘旨，通天文地理之學，仕長洲縣教諭……”這裏提到的“故宋革命”指的就是從宋到元的改朝換代。這次的改朝換代經曆了慘烈的戰爭，這些戰爭給百姓造成了極大的痛苦。朱竹友的《墓誌銘》也記錄了這件事：“父崇二朝奉諱栩孫，隱居晦跡，同從父勝入朝奉諱抱孫居新建。父早見背，惟母氏焉依。甫十餘歲罹世變，居屋毀於兵，伶仃孤苦，三十而後娶，複奉母歸河陽，甘旨不以貧窶廢，後葬馬墅，春秋祭祀惟謹。性衝澹，嗜學不倦，雖寒暑未嚐棄筆硯……”總之，河陽朱氏家族在宋元之交遭受到了一場劫難，出現了大量的人口減員，而且有三代的男丁數量始終在個位數上徘徊。
曾經給朱氏家族帶來莫大榮耀的進士們，他們的身後都是後繼無人。河陽朱氏第十六世、十七世處在青壯時期，正是宋元改朝換代之際。他們大多為南宋文武官員。第十六世的朱孝思為迪功郎，朱孝忠為襄陽尉，朱孝德為武校尉，朱孝方為迪功郎，朱孝齊武校尉，朱孝忞1262年中進士，第十世的朱有泰1271年中進士，為監察禦史。我們推測（在這裏也隻能是推測），國難當頭，知識分子（尤其是江南的士大夫）反抗異族統治應該最為強烈，官員以身殉國最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