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河陽大隊1959年出生有8人，1960年出生有9人，1961年出生有18人，而這三年裏死亡人數共28人。饑餓嚴重地影響到人口數量。
這樣的結果有天災原因，更是人禍因素。當時浮誇風盛行，搞什麼一畝萬斤糧，穀倉下麵放稻草，上麵蓋一層穀子，欺瞞上級是“五穀豐登”。還有什麼“水稻搬家”、“玉米打針”等新技術層出不窮。還不準老百姓說實話，誰說了實話就說你是右傾保守，要拔“白旗”，放到東方紅水庫去接受改造。由於全民要大煉鋼鐵，地裏生長的莊稼沒有人收獲，就這樣白白地讓它爛在地裏。如此這般人為地折騰來又折騰去，再加遇上連續幾年的幹旱，人民遇到了大饑荒。
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使河陽周邊的自然環境變得惡劣起來。上級發出行政命令，組織人民公社一平二調，組成鋼鐵兵團，男女老少齊上陣，參加洗鐵砂、燒木炭、煉鋼鐵。河陽村抽調精壯勞力，在大嶴頭、福昌寺坑、嶴湖三處安營紮寨，築炭窯燒木炭，短短半年，就將三處封山育林幾十年的鬆木砍了個精光，昔日的青山變成了光禿禿的爛山頭。河陽還在新建嶺頭、大磷背建起了十幾個小高爐。由於鐵砂供應不上，就將各家各戶的鐵鍋砸碎煉鐵。為了“放衛星”，應付上級領導的檢查，一夜之內將十幾個小高爐全部開工，沒鐵砂就將木炭放進去空燒。隻見火花映紅半邊天，不見一滴鐵水流出來。真是勞民傷財到極點！
解放以後十七年裏，河陽朱氏家族的家族製度已不複存在，但古建築基本還是保持著原來的樣子，河陽朱氏一家人的這種血肉親情還紮根在人心之中。“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真正觸及到人靈魂的革命運動。1966年5月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傳達到縉雲縣委，“文化大革命”開始。先是學生停課串聯，到1967年1月，縉雲縣革命造反總部成立，“文化大革命”便轟轟烈烈地在縉雲全縣開展起來。這種革命浪潮自然也波及河陽村。
朱益清老師清楚地記得，1967年6月19日那天，縣城裏來了兩支造反派隊伍，他們來到河陽的大宗祠和七如公祠開會，其目的是要發動河陽村的農民兄弟也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同樣自稱為革命的雙方，相互衝擊對方的會場。但是由於河陽人大家都是姓朱，本來就是一家人，要發動群眾鬥群眾，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不管造反派隊伍如何鼓動，河陽人隻是不參與，最終結果是不得不草草地收場。在“文化大革命”中，河陽的群眾雖然也分兩派組織，但是參加的人數不多，鬥爭也不夠激烈，總體上還是比較平和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還是給河陽古村落造成巨大的文化衝擊。所有寺廟裏的佛像都被全部敲掉，所有宗教活動都被一律禁止，曆代的家譜及各種典籍也被付之一炬，連村劇團裏的古裝戲服也被燒掉。大宗祠左寢門外本來有六座節孝坊，還有百歲坊、孝女坊、孝子坊等都成了“封資修”的東西，全部被打碎，現在我們隻能看到一些碎片，散放在大宗祠的一個角落裏，再也無法恢複它們的原貌。一些祠堂裏的精美木雕，因為表達的是求神祈福的意思，所以也被上級領導強製要求用刀砍掉。我們在大宗祠裏還看到一隻被砍殘的牛腿木雕。有不少工藝品能夠完整地保存下來，那是河陽人不忍心糟蹋祖宗留下來的東西，將泥土將這些藝術品糊起來。直到現在，我們還能看到這些藝術品上殘留的泥土的痕跡。八士門前的那一對“稀罕”，是被村民藏進自家的院子裏，然後才逃過被粉碎的一劫。
雖然“文化大革命”要觸及人們的思想靈魂，但是河陽人之間的那種血緣關係還是革不掉。當時發生的幾件事，讓周圍的人們重新認識到河陽朱氏家族的力量。據河陽老人們說，1968年10月，新建人民公社革委會成立。在河陽的“七如公”祠，當晚召開慶祝大會，韓畈村的人與河陽村的人發生口角，結果演繹成一場群鬥，河陽人都死命為著河陽人。1969年6月，在山河塘水庫，新建村的人與河陽村的人為了爭水，又發生了一場武鬥。據河陽的村民說，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朱家與黃家又發生了矛盾。當時朱氏家族全員出動，整個村莊達到臨戰狀態，大家吃喝在祠堂，睡覺在祠堂，每晚都有人巡邏，天天都有人值班。好在後來事態得到了控製。這幾場流血衝突，在當時雖然都被人民政府化解，但也讓人們認識到家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