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種管理方式有其短處，它的規模不能過大，最多隻能保持在兩千人左右。因此，我們看河陽朱氏家族的曆史，一旦家族成員繁衍到一定數量，他們中的有些人不能不向外遷移。這就像一棵大樹，主幹上長出枝丫，大枝上又分出小枝。
如果沒有外力的介入，也許中國古代的家族製度還可以延續下去。太虛法師曾撰文說：“此家族層套，一方易於分散大眾的合組，一方又牽製個人的特動，故無敵國外患，每能長治久安。”但是外國列強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也擠壓著中國的社會結構，使其發生著改變。中國人與外國人打仗，屢屢吃虧，有科學技術方麵的原因，也有社會製度方麵的原因，但我們認為社會結構也是一個重要方麵的原因。中國人擅長於家族組織，而西方列強則擅長於社團組織。如前所言，家族管理一般規模不能過大。在這方麵，社團組織有其優越性。社團組織打破血緣關係，以某種信仰或者利益來維係人心，其管理主要依靠製度，可以凝聚更廣泛的力量。因此，在清朝的時候，中國人與外國人較量，實際上就是家族組織與社團組織之間的相互較量。中國古人以家族為重，當家族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是“上陣父子兵，打仗親兄弟”。以家族為重的人常常沒有國家觀念，當家族利益暫時沒有威脅時，他們對一些國事是無動於衷的。當清朝軍隊與八國聯軍激戰時，卻有中國的老百姓在一旁看熱鬧。中國共產黨善於學習西方人的長處，每到一處就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打土豪，分田地，既申之以民族之大義，又讓民眾得到實際利益，凝聚了全國的力量，最後終於獲得成功，將外國人從中國趕出去，建立了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因此，可以說在中國家族製度的破產而社團組織的建立幾乎是社會結構的一種發展趨向。
這種發展趨向不光是受迫於外來勢力的侵入，而且與中國經濟基礎的變化也是相適應的。正如河流有多大河道就有多寬一樣，人采用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或者什麼樣的管理製度，常常與自身的能量相關。如上所言，在過去的中國，生產力比較低下，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家族生活方式是當時中國人的最好選擇。有關這一點，我們在對河陽朱氏家族的分析中屢屢提點出來。但是隨著中國逐步地走向現代化，隨著中國漸漸地融入國際大家庭，商品經濟的社會和數字信息的時代，需要從更大範圍內來調配人力資源。此時人們必須打破血緣地緣關係，建立容量更大的社會組織，自然也要改變生活方式及管理製度。
第三，人的心態不可逆轉。中國共產黨正是看到社會結構的這種發展趨向，所以在建立新中國時，便堅決打破家族生活方式及家族製度。政府沒收了所有的家族族田，將這些族田分給那些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家族管理機構被取締，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公社，家族勢力受到抑製。家族的祠祭被取消，在“文革”期間有些地方還要求將家譜給燒掉。很明顯，隻有摧毀家族勢力和家族製度，然後大家才能一心投入到社會主義的組織建設中來。過去上千年中國社會的心態幾乎保持不變，而在近幾十年內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經過三十年的努力，中國民眾的家族觀念已經淡薄，尤其是年輕人大多得到過很好的教育，而且一直受到了唯物主義思維方式的熏陶，他們幾乎不知家族生活為何物。2007年3月28日，我們受邀去觀看河陽朱氏家族舉行的祭祖大禮。我們看到許多朱氏年輕人參與其中，但他們似乎是來看熱鬧的，根本就沒有祭祀時應該所具有的那種莊重。舉辦祭祀的組織者對於他們也隻能是聽之任之，因為已經沒有能力來實踐過去的家法族規。看到這些，我們不禁有著無限感慨，過去的家族生活及家族製度真的是一去不複返了。
由於上麵三點原因，我們認為在中國是不可能恢複家族生活及建立家族製度。盡管現在有不少人忙著修訂家譜，但也隻是為了對家族曆史做下了些許記錄，不能再有其他的奢望了。人們對傳統文化表示尊重，更多是希望從精神上有所承繼，而並不局限於傳統的形式上麵。
二、古代家族製度之意義
既然古代的家族生活方式及其相應的家族製度不可能複活，那麼今人保護古村落研究古村落還有什麼意義嗎？難道隻是為了旅遊經濟，還是為了保存曆史記憶？我們在深入研究河陽古村落之後，深深地感知到古人家族生活方式的特殊之處。這些特殊之處對於我們今天的生活，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