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底，埃及人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當選聯合國秘書長。全世界都滿懷希望，企盼著冷戰的結束將帶來和平穩定的世界新秩序。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卻恰恰相反。
冷戰結束之前，世人對於美蘇之間的爭霸製衡早已司空見慣。沒有任何一個超級大國希望爆發核衝突。蘇美之間競爭的界線定得很清楚，其各自的影響範圍也有一定限製。這使得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之前，世界的局勢都是比較穩定的。
但美國總統裏根卻在蘇聯無力競爭時加大了超級大國之間爭霸的賭注。他宣布美國將開始研製空間武器，同時大規模增加軍費投入。他將蘇聯稱為邪惡帝國。
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看到了“牆上的字跡”，於是推行了“改革”的概念，或者說“重組”蘇聯；放鬆政策導致了蘇維埃帝國的解體、柏林牆的倒塌和俄羅斯聯邦的誕生。
恐怕沒人能在當代史中找到比這更具有戲劇性的時刻了。
在此之前，很多地區性的矛盾是被超級大國之間的非正式理解壓製住的；而這時候有些矛盾就爆發出來，形成公開的對立。而也有另外一些地區，依靠明智的領導和曆史賦予的幸運，實現了向民主製度的和平過渡。比如說，捷克斯洛伐克就是這樣的。
但那些麻煩的地區是爆發性的，隨時都會給世界和平帶來威脅，這給人們一種感覺：世界新秩序意味著動蕩，而非穩定。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
加利當選秘書長出人意料。
因為美國覺得加利太老而且太被動，所以美國並不支持他。老布什希望一個更有聲望更有幹勁的人來領導冷戰後的世界。但是美國國務院失算了。華盛頓本來預期加利在初期的投票中就會被淘汰出局，打算屆時再部署其策略。而法國非常支持會說法語的加利。他們以計謀勝過美國，一手策劃了加利的勝出。
斯坦利·麥斯勒（Stanley Meisler）在他的書枟聯合國的前五十年枠中寫道：加利是聯合國50年曆史上最固執地堅持獨立自主的秘書長。他至少證明自己在麵臨危機時能像哈馬舍爾德一樣主動，而且在拓展秘書處的職能方麵也能像哈馬舍爾德一樣卓有成效。麥斯勒說：“他不是那些焦躁的美國官員們曾期望的那種被動的官僚。事實上，克林頓政府很快就發現，加利如果真的隻是個被動的官僚就好了。”
加利是一名富有的開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開普特人是埃及原住民的後裔）。他的妻子是猶太人，在一個阿拉伯政府工作。他就任秘書長之後，我發現———像我們英語所說的那樣———他經常會向背後看，換句話說，他時刻保持警覺，防止有人可能會從背後襲擊他。如果我們知道他的經曆就不會感到奇怪了。他有一次開玩笑說，他是用“秘密行動和突然襲擊”的方法管理聯合國。這可能隻是一句大話。麥斯勒說，加利從不輕易授權；如果哪個助手得罪了他就會馬上被打發走；而且與哈馬舍爾德不同的是，他不會把一個類似拉爾夫·本奇（Ralph Bunche）的人長留在自己身邊。
但這並不是否認他才華出眾。他在開羅大學工作了28年，是政治係的主任；他編輯過一本有關國際事務的雜誌，並經常出國講學。他是一個享譽國際的國際法專家。
1977年，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做出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決定。他決定訪問耶路撒冷，與以色列人麵對麵地解決問題。當時埃及外長和副外長都辭職了。剛剛被任命為外交事務大臣的加利作為代理外交部長陪同薩達特去了耶路撒冷。而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從來不肯寬恕薩達特———他們後來暗殺了他！他們也沒忘記，和薩達特一起去以色列的就是加利。因此加利是所有聯合國秘書長中安全風險最高的一位。
作為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分析問題輕鬆自如，而且對自己的判斷堅信不移。麥斯勒寫道：“他對於索馬裏、波斯尼亞和南非等問題的本質的概括，從上任的第一個月起就沒有改變過。這種一致性來源於他的固執和知識分子的傲慢。”
可能是因為當了很長時間的教授，他有時候會教訓那些成員國的大使，要他們在重要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有一次他甚至很嚴厲地批評安理會成員國沒有對一個提議進行足夠謹慎的考慮。事實上，加利與他的前任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不同———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堅持參加每一次安理會的會議，但加利卻很少出席，而是派一個副秘書長代表他參加這些會議。
我作為發言人曾跟隨加利到過北京一次。
當時我們住在國賓館裏。我送我的枟早間新聞枠去給他過目。我們在大廳裏等他遲到的夫人時，他拉著我的胳膊走到一個比較僻靜的房間。他讓我把新聞逐條地讀給他聽。我每讀一條，他都會讓我停一下，然後評論兩句，比如“啊！你看，那裏發生的事是？ ？”對每一條新聞，他都做了一番精辟並夾有曆史分析的評論。
雖然我聽到一些對他的不敬之辭，但我覺得我還是喜歡他的。
強製執行和平Peace Enforcement
安理會把大量綜合維和任務推到加利身上，要他完成。在上節課中，我給你們列出了一些。安理會在1992年短短三個月時間裏就通過了其中最大的三個———柬埔寨、前南斯拉夫和索馬裏的維和任務，而這正是加利上任後的第一年。
不僅如此，柬埔寨、前南斯拉夫和索馬裏這三地的衝突不是發生在國與國之間的，而是發生在國家內部的———換句話說，是內戰。正如巴巴拉·班頓（Barbara Benton）在她的枟和平戰士枠（Soldiers f or Pe ace）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這些戰爭“不僅正規軍參與，那些指揮失當的民兵部隊和平民武裝也參與其中”。事實上，這些都是典型的後冷戰衝突。
安理會改變了觀點，認為當民族國家的瓦解給其人民帶來巨大傷害時，世界就不應該袖手旁觀。聯合國必須介入其中，不僅應在各對立國紀律嚴明的職業軍隊之間確定和平協議，還應該對失去控製的內戰國家的涉戰派別強製實施和平措施。
索馬裏Somali a
安理會試圖在自己無法平息戰亂的國家內部強製執行和平，第一個地方是索馬裏。但此次維和卻成為聯合國的夢魘。
雖然索馬裏社會在非洲各國中屬於成分最為單一的，但是索馬裏人並不把自己看作國家的一分子；他們的社會組織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個家庭關係和宗族派係的複雜係統之上。
由於身據要津、俯瞰地中海和紅海之間通向印度洋的通道，1960年獨立之後索馬裏成為了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冷戰戰場。軍事援助紛紛湧入該國，首先是來自蘇聯。後來索馬裏忽然改投美國門下，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又向索馬裏派駐了軍事援助團。
菲力斯·班尼斯（Phylli s Benni s）在她的書枟決定方案枠（Calling the Shots）中寫道：隨著冷戰的結束，索馬裏失去了它的戰略地位，於是也就失去了超級大國的援助———雖然仍有軍隊留在那裏。為了搶奪日益緊縮的資源，各族群派係間的權利較量愈演愈烈。1991年，總統西亞德·巴爾（Si ad Barre）被趕下台，可取而代之的並不是一個民族政權。相反，國家卻陷入派係戰爭中。軍閥逐漸淡化了宗族長老的傳統權威。一個紅十字會的官員寫道，整個國家四分五裂，製度土崩瓦解，經濟的主要部分陷入停滯；班尼斯在書中引用了這些話。屠殺與劫掠成為平常，人道主義緊急食品救助以及救助中心支付的工資和房租成為了部落派係衝突競爭的新戰利品。
1991年，周期性幹旱又襲擊了索馬裏，造成大規模饑荒。
紅十字組織呼籲國際社會幫助索馬裏人民，可是鮮有救援到來。隨後，有關索馬裏饑荒的報道於1992年春天對美國媒體產生極大震撼，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行動。1992年4月，聯合國安理會開展聯合國索馬裏行動，任務包括派出50名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去監視一條並不存在的停火線。但是索馬裏的情況非但沒有因為聯合國的行動而有所改善，反而惡化了。
1992年11月，就在老布什政府任期的最後幾天，美國主動表示要派遣一支三萬人的軍隊前往索馬裏協助聯合國強製實現和平。其惟一的條件是，軍隊要受美國的指揮和控製。
一開始，加利很猶豫，他希望美國軍隊接受聯合國的指揮。但是他將老布什的要求寫進了遞交給安理會的報告中———美國軍隊受美國指揮。安理會接受了這一條。於是在12月，這支聯合國授權、美國領導的部隊得到批準開赴索馬裏。
美軍到達索馬裏後，進入所有主要城市駐防。於是這人道主義行動就被軍事化了。但援助照樣進行。
第二年春，美國希望把在索馬裏的這次行動移交給新的聯合國維和任務，新任務將擁有28000人的軍隊和強製執行和平的權力。而新來的軍隊將接受聯合國的指揮。對於聯合國軍隊替代美軍的能力，加利深感懷疑。他給美國國務卿寫了一封私人信件討論這件事。但是美國提出要派遣一支快速反應部隊支持聯合國軍隊；這支快速反應部隊將由幾千名突擊隊員和海軍陸戰隊隊員組成，仍然受美國指揮。
1993年3月，安理會同意了這個方案。依據枟聯合國憲章枠第七章之規定，安理會在索馬裏展開了另一個聯合國維和行動———強製執行和平。這次任務的內容包括：幫助索馬裏人解除武裝，恢複法律與社會秩序，重建經濟製度。加利任命了一位退役的美國海軍將領來負責這次行動，他就是喬納森·郝伊（JonathanT .Howe）。
郝伊描述了那年的3月17日他到達索馬裏首都摩加迪沙當天的所見所聞。他寫道：“不僅所有的建築都在戰火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殘垣斷壁之間，所有值錢的東西———從水管到電線———都被搶走了。”當維和人員打算重建一些基礎設施———比如供水係統時，“管道與閥門一旦安裝，馬上就會不翼而飛。我真懷疑，是怎樣的貪婪和絕望才使人們對這些國家重建物資也進行徹底的掠奪。”
當郝伊組建他的維和部隊以替代美軍時，他並不能控製美國快速反應部隊。1993年10月3日，這支部隊移動到摩加迪沙近郊，想抓一個叫做穆罕默德·法拉·艾迪德（Mohammed Farah Aideed）的軍閥。
當年6月份的時候，艾迪德的部隊曾殺死24名正在執行例行巡邏的巴基斯坦維和士兵。安理會大受震動，並立即采取行動，授權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抓住這次事件的責任人。郝伊也已經派出聯合國維和部隊追捕艾迪德。
但是郝伊和加利都沒能事先預料到美國突擊隊員10月3日的行動。突擊隊員被困在又小又窄的街巷，戰鬥異常激烈。兩架美國直升機被擊落，18名美國突擊隊員被殺。當地方電視台播出一名美國士兵的屍體被拖著穿過好幾條街巷時，世界輿論界震驚了。
事後看來，美軍毫無疑問應為此次維和失敗負責。聯合國維和部隊在發現美國突擊隊員身陷險境後，立即成功實施救援，將幸存的美國士兵從突擊隊被困並且大量死傷的地方救了出來。但這些美國人的遇害使聯合國廣受責難，這倒給克林頓政府減輕了負擔。而加利也不加辯駁，不使美國為難和尷尬。
以前我在發言人辦公室有一名同事叫做阿麥德 ·法齊（Ahmad Fawzi），埃及人，是加利秘書長的副發言人。在2005年我組織的發言人聚會中，他這樣描述加利對摩加迪沙襲擊事件的反應：
“我記得那大約在是晚上的八點或九點，西爾瓦納（Sylvana，也是發言人）和我工作到很晚。我們在CNN的電視新聞中看到了這悲劇性的一幕。作為秘書處的神經中樞，我們一直都不知道美國會發動這次襲擊，直到這次襲擊完全失敗。其餘就如眾所周知的了。”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前去他（加利）的辦公室。我請求他讓我們說出事情的真相———聯合國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行動出現差錯，我們才知道有襲擊這回事；美國的行動受佛羅裏達州坦帕市的中央司令部節度。但是加利說：‘不行，你不能那麼做。’我問：‘為什麼？為什麼不行？為什麼每次出差錯我們都要被指責？’他說：‘因為我們在這兒是為廣大成員國服務的。你不能因為行動出現差錯就走出去指責一個成員國。我不許你那麼做。’我當時真是沮喪啊！我走下樓回到發言人辦公室。我想我真得保持沉默了。”
美國的公眾輿論可能還沒有從摩加迪沙的槍戰，以及由此而來的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負麵印象中緩過神來。即便是今天，絕大多數美國人仍然不明真相。
盧旺達Rwanda
1993年10月，美軍突擊隊在摩加迪沙與艾迪德的軍隊之間發生的交火給美國的公眾輿論帶來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麥克·馬克凱能（Michael G 。MacKinnon）所寫的枟克林頓時期美國維和政策的演變枠（The Evolution of US Peacekeeping Policy Under Clinton）一書中對此事有詳細記錄。
克林頓政府一上台就開始起草一份機密政策文件，要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確立“肯定性多邊主義”。但底層民眾對摩加迪沙事件的反應使國會中產生了一股強大的勢力反對這種思路。他們要求克林頓撕掉這份文件，再寫一份不一樣的。
克林頓一邊在調整政策，另一邊要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馬德林·奧爾布賴特（Madeline Albright）將肯定性多邊主義政策暫停應用到聯合國的任何新維和行動中。在摩加迪沙槍戰六個月後，胡圖極端分子對圖西族和胡圖族中的溫和派實行大屠殺，這是對美國暫停肯定性多邊主義模式的考驗。
胡圖族為說班圖語的農業民族，幾千年前從西非地區遷徙到盧旺達這裏。他們約占盧旺達總人口的85%。而圖西族則源於撒哈拉地區，早年是尼羅河流域的遊牧民族。在與他族通婚之前，圖西族人都又高又瘦。他們的文化屬於牛文化，有著非常精密的宮廷禮儀與傳統，其中包括依靠口頭傳播流傳數個世紀的詩歌。人數較少的圖西族人曾一度領導人數較多的胡圖族人。
1965年到1967年我在剛果的時候，我的導師是盧旺達語（kin‐yarwanda）的專家；而圖西族和胡圖族都講盧旺達語。我沒學過盧旺達語，但我們從語言學的角度對盧旺達語進行過分析。我還做過一篇關於Mashi語的論文。Mashi語與盧旺達語相近，存在於東非大裂穀的基伍湖湖畔地區。我的導師和他的同事們曾與胡西族存留的宮廷詩人合作，對胡西族口頭流傳至今的數千行宮廷詩歌進行過收集與轉寫。圖西族的宮廷早已不存於世，那位詩人是一個年紀非常大的天主教牧師；大概是叫皮阿·卡嘎米（Pere Kagame）。通過這些學習，我看到了盧旺達社會美好的一麵，同時也看到了其悲劇的一麵。
在盧旺達，圖西族與胡圖族之間的屠殺時有發生。比如說在民族成分與其相同的盧旺達鄰國布隆迪，圖西族在1972年屠殺了10萬到20萬胡圖族人，消滅了胡圖族的精英分子。
20世紀90年代初時，聯合國已經在盧旺達布置了一個小型的維和行動。1994年科菲·安南主管維和行動時，聯合國維和總部收到一份來自盧旺達維和行動負責人的電報；電報說，有情報人員報告，胡圖族極端分子正在藏匿武器，準備大規模屠殺圖西族人。安南的副手埃克巴·理查（Iqbal Riza）對此做出處理，他立即回電報詢問情報是否可靠。盧旺達維和行動方麵回複說，是的。
理查隨後草擬出應對方案，要求特派員將此消息通知比利時、法國和美國的大使；這三個國家是對盧旺達最有影響力的。特派員還要與盧旺達總統———一個胡圖族人———會麵，告訴他聯合國正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希望他將局勢控製住。
時間到了4月6日，盧旺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Juvenal Habyari‐mana）因飛機失事身亡，大屠殺幾乎立即爆發了。人數不多的聯合國維和士兵在首都基加利盡合力保護受到威脅的“溫和派”政治領導人，以及其他一些在米勒·科林斯飯店（Mille Collines Hotel）尋求安全的人。（電影枟盧旺達飯店枠的故事即源於此。）
可是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人數實在太少了，根本無法改變什麼。隨後，屠殺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規模謀殺是經過精心策劃的。
美國、法國和比利時的軍隊快速地進入基加利。他們撤走本國的公民後就離開了，沒有為停止慘劇做任何努力。
那時候，我正在聯合國發言人辦公室工作，負責的就是維和這一塊。安理會就盧旺達問題召開了一次不對外磋商會議，我也參加了。當時的安理會主席是尼日利亞的艾伯拉西姆·甘巴裏（Ibrahim Gam‐bari），他提出一個來自不結盟運動國家的建議：由聯合國出麵幹涉盧旺達的屠殺事件，在必要的情況下使用武力製止屠殺。然後奧爾布賴特發言，她說美國政府不會同意這個計劃。美國否決了，關於“幹涉”的討論也就結束了。
聯合國盧旺達維和部隊的指揮官是加拿大的羅密歐·達賴爾（Romeo Dallaire）將軍。他要求增援5000人，估計這個數量的部隊足夠終止殺戮。但是安理會沒有批準。美國此前在摩加迪沙受了大挫，所以這時候大家都認為是美國阻礙了聯合國采取行動。達賴爾將軍拚了命試圖通過協商使屠殺結束，可是最後隻能眼睜睜地看著種族屠殺在自己麵前發生，無能為力。
達賴爾將軍返回加拿大後極度消沉。接受治療之後，他開始在各個國家巡回演講，講述安理會如何錯失了挽救千百人性命的機會。他是一個受到高度尊重的人。
最後喪鍾敲響：100天———80萬條人命。
科菲·安南成為秘書長之後，第一次訪問盧旺達是在1998年5月。我與他一起去的。作為一個非洲人，他對他的盧旺達弟兄們所作的演說辭是特別嚴厲的。訪問期間，他曾在盧旺達議會進行演講。他說：“恐怖源自內部。”他要求盧旺達人深入探求自身的曆史與社會關係，以解釋1994年春天的那些可怕的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但是對於盧旺達政府來說，把責任推給他人很重要。他們不願意從內部找原因。他們對安南很生氣。原本總統要主持為秘書長舉辦的招待會，可是他後來竟然沒有出現。
當天晚上，盧旺達國家廣播台開始指控安南是盧旺達人民的敵人。第二天安南還要去兩個當年的屠殺點，而這兩處都是隨行的安全人員認為沒有辦法保障他安全的地方。我們那天一直研究到很晚，不知道該不該去。聯合國安全人員強烈反對這一計劃。
盧旺達外交部的發言人來到我們住的飯店。我問他為什麼國家廣播台會播放如此具有煽動性的消息。他說，聯合國是我們的敵人。我告訴他，我親眼目睹奧爾布賴特是如何阻撓聯合國對盧旺達進行幹涉。他沉默了。他不願意相信這一點。數周之前，克林頓總統曾在短暫停留基加利機場期間做了一個演講，他為當時的袖手旁觀向盧旺達人民道歉。這次演講收效其佳，盧旺達人開始將比爾·克林頓看作他們的朋友。可是他們似乎並不知道，當時克林頓政府並非僅僅是自己袖手旁觀，他們還阻止其他人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