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安南拒絕了安全人員的建議，決定前往那兩個大屠殺地點。一些屠殺的目擊者和幸存者默默地站在一邊，看著我們麵對累累白骨。這邊一些頭骨，那邊一些腿骨，太可怕了。不過什麼意外也沒有發生，我們離開了那裏。
但是直至今日，仍然有人拿盧旺達大屠殺指責安南，因為他們認為他在接到第一封預警電報時，沒有盡最大的努力。在我看來，這太不公平。當時的秘書長加利在為本課所做的采訪中承認自己對此事負有責任。他說，他沒有足夠盡力地大聲疾呼以使世界有所反應。我們待會兒會聽到這個采訪。但在我個人看來，無論他的呼籲有多大聲，那些具有軍事幹涉能力的國家都不會有所行動的。他們都得了摩加迪沙恐懼症。
和平議程TheAgendafor Peace
18名美國突擊隊員在索馬裏被殺，促使美國重新思考其對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態度；與此同時，沒有對盧旺達大屠殺做出反應使美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陷入困窘。有許多人指責，但也有許多建設性的思考。
為了響應聯合國安理會峰會的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起草了枟和平議程枠。直至今日，這仍被視為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全世界的大學都在研究它。
枟和平議程枠中的創新性提議包括：
1暢預防性部署：當某地出現了衝突的隱患時，聯合國可以應當地政府之邀請而派出維和人員以防止暴力事件的發生。
2暢快速部署：各國政府可為聯合國維和任務的快速發展而設立特別的部隊。
3暢強製執行和平：在較為危險的維和任務中可以使用配有重型武器的維和人員以強製維持停火狀態。
在枟和平議程枠中，布特羅斯‐加利提到了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不過他警告說：“絕對主權、排他主權的時代？ ？已經過去了；那種理論從來都不符合實際。”他寫道：“在今天，各國領導人必須理解這一點，並且在良好的內部統治和世界各國越來越強的互存要求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三年後，加利頒布枟和平議程枠的增補本。其中，鑒於在索馬裏和波斯尼亞的經驗教訓，他差一點把聯合國強製執行和平排除在外。他強調了維和的重要原則，即你不可能要求聯合國士兵同時進行維和與強製執行和平。同一時間內隻能是兩者選一的。安理會應在二者間做出選擇。而他說，聯合國現在幾乎還沒有能力強製執行和平。
在索馬裏、盧旺達、波斯尼亞經受挫敗之後，維和行動由高峰時期1993年的17次行動、75000名維和人員削減下來。安理會似乎已經認定世界新秩序說到底也並不是那麼新。
但是對維和服務的需求卻並沒有消失。隨著新的危機出現，1998年安理會向克羅地亞、中非共和國及塞拉利昂派出了維和人員；1999年是科索沃、東帝汶和剛果；2000年是埃塞俄比亞/厄立特裏亞；後來是科特迪瓦、利比裏亞、塞拉利昂、海地和布隆迪。現在，我們的維和行動已經超過了1993年高峰時期的維和數量，聯合國維和行動生機勃勃。
發展議程The Agenda for Development
在另一份報告中，加利試圖將注意力集中在後冷戰時期的發展問題上。這份報告就是枟發展議程枠。由於某些原因，它遠不如枟和平議程枠那麼知名。
枟發展議程枠旨在激起世界最貧窮國家在後冷戰階段———這也被稱為全球化階段———對發展經濟的興趣。
全球化源自全球貨物、服務、資金、技術和勞動力市場的不斷融合。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迅猛發展。
“冷戰時期對影響力的競爭刺激了對發展的興趣。”加利在枟發展議程枠中寫道，“動機並非總是利他性的？ ？但尋求發展的國家可能從那種興趣中獲益。如今，給最貧窮國家帶來發展機會的這種競爭已經結束了。許多貧窮國家氣餒了，發展處於危機之中。最貧窮的那些國家愈加落後。”
除了極度貧窮的國家之外，蘇聯的解體為發展狀態開辟了新的種類：社會主義經濟突然經曆了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這也就是所謂的“經濟轉型”。
加利寫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經濟互相依存的程度不斷增加，經濟轉型帶來了一些特殊的形勢與問題，新的機遇、挑戰和風險也隨之而來。這就對國際合作提出了更大的需求。通過這一議程，我們要重新認識我們所負有的責任，並努力為全球性的合作關係注入新的活力以求發展。”
加利呼籲政府為私營經濟創造有利環境。他要求發達國家采取有利於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他還鼓勵貿易自由化。
和平建設Peace‐building
20世紀90年代，各國政府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和平與經濟發展相聯。由於安理會在那十年間經曆了一係列的國內衝突，他們開始從這些經曆中吸取教訓。
首先，他們發現即便在維持和平或強製和平的計劃中大量投資，也無法保證新建立的和平可以持續下去。於是，他們開始尋求鞏固剛剛重建的和平的方法，這也就是所謂的“和平建設”。和平建設的目標是建立長久的穩定，從而使衝突不再卷土重來。
對衝突本質的研究顯示，從戰爭中走出來的國家，有44%的可能性在恢複和平的前五年裏再次陷入衝突。為了解決這些衝突，各國都已經有所投入。為了保護這些國際投入，看起來和平建設是必不可少的。
和平建設的內容包括恢複公民社會、重建經濟、恢複土地的生產力以及重建司法體係等。這還包括其他一些非常實際的事情，比如掃雷。
和平建設是一項複雜、長期而又昂貴的工程。
衝突防預Conflict Prevention
考慮到維持和平的高額成本以及和平建設的更大花銷，20世紀90年代起，各國政府開始尋求更為係統的方法以預防衝突的發生。
他們甚至進行了維和部隊的預防性部署作為實驗。比如說，1992年至1993年間，在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他們就成功地製止了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區發生的戰爭向南方蔓延。
據世界銀行研究，暴力衝突終究會阻礙發展，影響貧困狀況的緩解，並且減弱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以及物質、經濟、人力資本。對衝突的分析已經成為發展規劃的一部分。
世界銀行發現，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中有80%在過去的15年中經曆了一次大型戰爭。
讓我們來看看什麼可以讓一個國家抵製暴力衝突，世界銀行歸納了四個大的方麵：
1暢涵概麵廣的、公平的、靠得住的政治和社會製度。
2暢經濟、社會和種族的多元化而不是兩極化或極權化。
3暢能為整個社會提供均等利益的發展與進步。
4暢對話———而不是暴力———的文化。
這項分析的結果之一是，民主政治的國家之間往往不容易產生衝突。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隨著冷戰的結束，民主化席卷全球。看起來每一個人都認可民主原則，或者至少嘴巴上這樣說。
亞裏士多德說，民主就是由人民來統治。今天的民主意味著：人民通過自由地選舉出他們的領導人來統治他們自己，這些領導人必須忍受自由媒體的批評，人民享有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而所有這些受到法律準則的保護、憲法的支持。
當民主政府成為一個全球理想模式時，發展規劃者們開始詳述一種“善治”的理論。如今這一理論已經成為聯合國發展規劃中最重要的一個項目。聯合國用八個特征來定義“善治”：參與性、取向性、責任性、透明性、回應性、有效性、公平性和公開性。
通過聯合國的努力，世界各國已經越來越多地在最佳治理方式上達成共識。雖然我們還沒有做到最佳治理，但是清晰的概念和想法已經開始浮現。
總結Conclusion
冷戰的結束置聯合國於坐過山車般的快速發展境遇中，各成員國都在嚐試著將聯合國憲章的設想變為現實。
1991年，安理會同意組織多國部隊將伊拉克趕出科威特。這是聯合國有史以來安理會各成員國第一次一致同意使用武力以抗擊侵略。
隨後，聯合國安理會開始麵對一些新環境———內部衝突的和原政府已崩潰的國家和地區。1993年，在得到美國軍隊的支持的情況下，安理會想在索馬裏嚐試“強製執行和平”，結果遭遇慘敗。事實證明聯合國還沒有能力指揮和控製“強製執行和平”的任務。
安理會轉向寄希望於批準國家武裝力量進行軍事行動，比如安理會授權北約在波斯尼亞地區進行軍事行動。這種辦法看起來有效，可是讓各國的部隊在聯合國的旗號下作戰、卻由各國自己指揮，這總是不太舒服。
而且，維和行動和強製和平行動的代價極為昂貴———無論從生命計還是從金錢計———因此政府、學者和民間社團開始思考為什麼暴力衝突會爆發；我們能做些什麼來阻止其爆發；一旦爆發了，我們該如何防止其再次發生。
這就涉及到維和人員的預防性部署、防止衝突的預防性外交、衝突結束後的和平建設等問題，以及當世界變得民主化時，將“善治”作為發展規劃的核心問題。
而最重要的是，上述思考讓政策製定者開始關注安全與發展之間的聯係。光是這一點，就可能是20世紀90年代所產生的最有影響力的思想。
曆史見證人Witness to History
今晚的曆史見證人是第六任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休息片刻，待會回來。
本課參考文獻（Sources for this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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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訪談
UN SECRETARY‐GENERAL BOUTROS BOUTROS‐GHALI（AseditedbyBoutros）
2006年2月6日巴黎
（本訪談經前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審定）
Paris，6 February 2006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當選為第六任聯合國秘書長數月之後，1991年底，我前往薩拉熱窩擔任聯合國前南斯拉夫維和任務的發言人。在1992年的晚些時候，我離開薩拉熱窩前往日內瓦，擔任前南斯拉夫問題歐盟—聯合國和平談判的聯合發言人。在我1993年8月返回紐約的聯合國發言人辦公室之前，新上任的秘書長已經由於對秘書處的改革而獲得了聲望。對於這次改革，他自己笑稱是“秘密行動和突然襲擊”。
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他確曾讓我參加發言人每天例行的新聞發布會，向記者們發布有關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消息。可是大概一年以後，他突然免除了我的這一工作。不久，我便離開了發言人辦公室，成為安南的維和行動部門的一名信息官員。
在我離開發言人辦公室之前，我曾作為加利秘書長的發言人陪同他進行了一次環球訪問，所到之處包括開羅、德裏、伊斯蘭堡、東京和北京等。通過這次外出，我更多地了解了加利秘書長。我發現，他除了是一名久負盛名的嚴謹的學者之外，還是一名和藹的、像父親一般的長者。
2006年2月6日，我前往巴黎，在他的位於總理辦公室的辦公室裏采訪了他。他在那兒擔任“法語國家組織”（La Francophonie）的秘書長，這個國際組織是以推廣法語為目標的———他的法語說得非常好。
我用英語采訪了他。
埃克哈德：秘書長先生，感謝您通過這次錄音采訪與我的學生們交流。當您剛剛聽說自己成為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的候選人時，您是否認為由於冷戰的結束，秘書長這一工作正變得越來越有意思？
布特羅斯‐加利：是的。直到我的任期結束前，我一直抱著一個幻想———幻想著這是讓聯合國的麵貌煥然一新、對後冷戰時期進行監管的絕好機會———但後來我發現自己錯了。
在此之前，我有三十年的時間在教授有關國際組織、有關聯合國的課程。我以阿拉伯語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寫聯合國的。由於有這樣的經曆，所以我對世界性組織非常感興趣。
我曾在國際勞工組織的專家委員會中工作過，也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過項目。我也曾為我自己創辦的一份報紙Al A hram al Iktisadi———模仿倫敦的枟經濟學家枠，隻不過是阿拉伯語的———定期撰寫有關聯合國的評論文章。這就是我對聯合國的情況了如指掌的原因。
1955年，聯合國創建十周年時，數位學者花了五個月時間聯合寫了一本書枟埃及與聯合國枠———這是卡內基基金會一個項目中的一部分———我參與其中，並且是最年輕的一個。因此聯合國對於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1991年時，在尼日利亞出席會議的非洲國家領導人提議我競選下一任秘書長 。我說好的，也許這是我在後冷戰時期扮演一定角色的最好機會了。
埃克哈德：您的前任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先生執掌聯合國十年。後冷戰時期的局勢對他任期的最後幾年帶來了巨大影響，促成了聯合國綜合維和行動的誕生———比如說在中美洲和納米比亞的行動，以及經聯合國授權的將伊拉克軍隊驅逐出科威特的軍事行動。您繼任後，希望在聯合國的政策和結構方麵進行哪些變革？
布特羅斯‐加利：坦率地說，我沒有明確的想法。但我總覺得我該帶來一些新麵貌。可怎麼做呢？坦率地說，那時候我真的不知道。
1992年1月31日召開的首屆安理會峰會幫了我的大忙。在那次會議上，15個國家和政府的首腦授權我采取些新舉措，特別是在維和以及戰爭的預防性外交方麵。
我在當選後的第一次演講中講了三個問題：預防性外交、南北差距和民主化問題———不僅是成員國內部、也包括成員國之間的民主化問題。
埃克哈德：成員國之間的民主化問題？您能否解釋一下？
布特羅斯‐加利：我當時考慮的是國際關係的民主化、聯合國的民主化、以及全球化的民主化———最後這一點在當時考慮得不太清楚。大概的想法就是這樣。
我曾用阿拉伯語撰寫過很多有關這些問題的文章，所以對我來說這些問題並不很新。憑著以往的研究和工作背景，憑著對未來的美好構想，我覺得自己一定能做出一些事情來。
埃克哈德：波斯尼亞、索馬裏和盧旺達的局勢變得那麼糟糕，老布什總統所說的“世界新秩序”也並不秩序井然，您是否對這些感到震驚？
布特羅斯‐加利：回想起來，其實事情也並不是那麼糟糕。在索馬裏，我們能夠給難民提供援助；
在亞的斯亞貝巴（埃塞俄比亞首都），我們與所有相關的政治黨派會談；在波斯尼亞，我們排除萬難幫助被圍在城中的薩拉熱窩人。我們那時候總是積極地麵對眼前的一切。雖然從最後的結果來看，你可以說我們沒有成功，可事實上我們已經做成了許多事情。而且，如果當時我們能堅持下去的話，情況可能會更好；我們也可能會做得更好。
埃克哈德：你是說原本可以在索馬裏做得更好？
布特羅斯‐加利：在索馬裏是這樣，甚至在前南斯拉夫也是這樣。
埃克哈德：您給後人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產之一就是枟和平議程枠。您認為從何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部後冷戰時期的文件呢？
布特羅斯‐加利：之所以說這是一個後冷戰時期的文件，是因為我們考慮的是當時聯合國的未知之事。我們構思的是建設和平。一旦解決了爭端，一旦簽訂了和平協定，我們就不能像以前那樣，抱著“差不多了，夠了夠了”的想法撤退，而使事情功虧一簣。相反，這正是最關鍵的時刻，我們稱之為恢複期。我們的想法是必須在後冷戰時期保持和平進程的連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