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歐洲來說，後冷戰時期最糟糕而又最具威脅的事情是前南斯拉夫的解體。
歐洲人民都還記得，1914年6月28日，奧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薩拉熱窩被一名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暗殺，這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八百萬歐洲人死於這次世界大戰。
1992年4月，薩拉熱窩爆發戰爭，警報響徹整個歐洲大陸。
南斯拉夫的構成The formation of Yugoslavia
斐迪南大公是奧匈帝國名義上的繼承人：由於奧匈帝國內部種族差異很大———包括德國人、馬紮爾人（匈牙利的主要民族）、斯洛文尼亞人、波蘭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因此奧匈帝國半個多世紀之前就已經崩潰了。19世紀下半葉，民族主義逐漸盛行起來。
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後，奧匈軍隊仍然非常強大；1915年他們打到塞爾維亞，並長驅直入伊斯坦布爾，將塞爾維亞國王彼得流放到科孚島（Corfu）。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背井離鄉的斯拉夫人一直夢想著國家能夠統一；戰爭結束時，隨著奧匈帝國的瓦解，由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組成的王國於1918年成立。1929年，定名為南斯拉夫，意思是南部的斯拉夫人的土地。但是這個新的國家仍像奧匈帝國一樣難以擺脫其內部巨大的民族差異性。在南斯拉夫不僅居住著南斯拉夫人，也居住著德國人、匈牙利人、阿爾巴尼亞人、羅馬尼亞人、土耳其人和希臘人。他們信奉三大宗教———塞爾維亞的東正教、羅馬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就像大衛·歐文（Davi d Owen）在他的書枟巴爾幹半島的奧德賽枠中指出的那樣，南斯拉夫有“六個區域海關、五種貨幣、四個鐵路網、三個銀行係統，一度還有兩個政府———一個在薩格勒布，另一個在貝爾格萊德。”
1939年出現的一位南斯拉夫領導人團結統一了這個民族各異的國家。他就是Josep Broz Tito，也就是後來我們所熟知的鐵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占領了南斯拉夫並將其解體，建立了一個“克羅地亞獨立國”，其中包括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這個克羅地亞的法西斯政府殘酷迫害塞爾維亞人，其行為在後來的紐倫堡審判中被稱為“種族滅絕”。約有35萬到75萬塞爾維亞人被殺害：德國人說是35萬，而塞爾維亞人說是75萬。無論哪個數字更接近真實，總之是有無數人失去了生命。鐵托領導遊擊隊和德國人作戰，戰爭結束後他成為與法西斯鬥爭的勝利者和自由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為了民族的團結，他不再提納粹占領期間令南斯拉夫四分五裂的內戰，並且多方掩飾戰爭期間斯拉夫人內部血淋淋的差異。他甚至用推土機鏟平了亞塞諾瓦茨的克羅地亞集中營（Croat concentration camp at Jasenovac）；在這個集中營中，曾有千百萬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被害。
在後冷戰時代，鐵托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卻公然反抗斯大林，轉而吸引美國的經濟援助。在西方的援助下，南斯拉夫建立了一支隊伍龐大、裝備精良的軍隊。（這支軍隊及其武器裝備，足以把20世紀90年代的南斯拉夫撕成碎片。）作為南斯拉夫不可與之爭鋒的統治者，鐵托站在了東方與西方之間。
南斯拉夫的瓦解The collapse of Yugoslavia
當1980年鐵托去世時，很多人預言南斯拉夫將會土崩瓦解。但是溫和派領導人通過不同的權利分配方案統治了南斯拉夫近十年。有些人因此而產生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但在1990年舉行的大選中，卻是民族主義領導人———而非溫和派領導人———在六個共和國中全部勝出。
其實歐洲早該在這些選舉中注意到這些警報信號，但是他們卻把目光聚焦在蘇聯身上，在那裏戈爾巴喬夫正試圖使一個帝國團結一致。沒有人願意談論國家分裂。歐洲的官方政策就是保持南斯拉夫的完整。而南斯拉夫內戰會給歐洲帶來巨大的損失。如果塞爾維亞人襲擊波斯尼亞、塞爾維亞或科索沃等地的穆斯林，這將在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的穆斯林中產生巨大反響，甚至還可能將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卷入紛爭。也就是說，可能會波及北約範圍內的國家。南斯拉夫是歐洲的一顆定時炸彈。
戰爭爆發War breaks out
隨著民族主義自豪感的急劇高漲，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在1991年6月宣布獨立。塞爾維亞———南斯拉夫聯邦最大也是最強的成員共和國———立即向斯洛文尼亞派出了南斯拉夫人民軍（Yugosl av National Army，JNA），但是十天以後就撤回了。貝爾格萊德政府決定，斯洛文尼亞就讓它獨立吧，但對克羅地亞則不行。克羅地亞宣布獨立之後，南斯拉夫人民軍同時從兩地進攻克羅地亞。1991年7月3日，南斯拉夫人民軍入侵克羅地亞共和國的最東部地區，用飛機、坦克和大炮摧毀了邊境市鎮武科瓦爾（Vukovar）。南斯拉夫人民軍還在克羅地亞的西南部展開軍事行動。同年12月炮轟古老的亞得裏亞海濱度假勝地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世界輿論為之震驚。
歐洲與聯合國兩方麵都在積極努力協商停火協議。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任命前美國國務卿賽勒斯 ·萬斯（CyrusR。 Vance）為斡旋人員。萬斯最終於1992年1月2日成功地促成塞爾維亞與克羅地亞之間達成停火協議。
一支聯合國維和部隊在克羅地亞建立了“保護區”，由維和人員在該區巡邏，以保護少數民族、維持和平。希望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能在談判桌旁解決他們的爭端。也許可以找到一種解決方案，比如說既給各個民族以相當的自主權，又並非讓他們完全獨立，以此來使南斯拉夫仍然保持完整。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不希望再有任何行動而使通過談判達成和平協議的希望落空。
然後，歐洲的政治開始登場了。此時的德國剛剛在一年前冷戰結束時重獲統一，而且正對自身在歐洲共同體中日漸強盛感覺良好，有跡象表明它有承認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獨立的意圖。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與德國在經濟和曆史上都關係密切。但德國的歐洲夥伴們強烈反對德國的這一想法，認為這麼做會產生破壞性的後果。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在給德國外長的一封信中，懇請德國考慮這一舉動可能會引發戰爭的危險。但德國不願意被阻止，一如既往。而歐洲，在保持歐共體的行動一致的壓力下，也跟隨了德國。美國則尊重歐洲的決定，認為這主要是歐洲自己的問題。由此戰爭的種子被播下了。
波斯尼亞的聯合國維和人員UN peacekeepers in Bosni a
克羅地亞的聯合國新維和部隊（被稱為聯合國保護部隊或者UN‐PROFOR）不想把總部設在克羅地亞或者塞爾維亞，所以他們選擇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首都薩拉熱窩；他們把薩拉熱窩看作一個中立的地點。我被任命為發言人。我們離開紐約之前專門聽了一個報告，關於數個世紀以來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之間的世仇。我聽得很認真。到了提問時間，我舉手問道，“如果波斯尼亞也爆發戰爭怎麼辦？”報告人笑著說這是典型的新聞記者的提問。他沒有回答。
我們收拾收拾，於1992年3月前往薩拉熱窩。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城市，有一個古老的穆斯林小鎮，群山環繞。幾年之前，這裏還承辦過1984年的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新城部分有許多高樓大廈，非常現代。有軌電車在城中的主要街道來回穿梭，車身上漆著非常醒目的廣告。我們為了給總部采購物品所以四處逛街，還去了薩拉熱窩市兩座最高建築之一的雙子樓。
我們一行大概十二個人來到薩拉熱窩雙子樓其中之一的頂層，這裏四麵皆窗，我們為薩拉熱窩及周邊群山的美麗景色所折服。我們的興致很高，有十一個人按順時針的方向在頂樓邊走邊看；而聯合國高級軍事指揮官，法國的菲力浦·莫裏隆將軍（Gen 。Philippe Morillon）卻按逆時針的方向走。緊挨窗戶的地方有些大花盆下嵌在水泥樓板的一個個下凹處。我們十一個人走著走著突然聽到背後有什麼東西摔了，趕忙掉過頭去看，驚訝地發現：原來菲力浦·莫裏隆將軍想靠近一麵窗戶卻沒有看到腳下的花盆，所以摔了進去。他麻利地爬上樓板，莊嚴地揮揮手，微笑著用濃重的法國口音說：“別———擔心，我是個傘———兵。”我們都哈哈大笑了。
可是部隊和聯合國安全人員都覺得，聯合國維和任務總部的全體工作人員都呆在一座摩天大樓的頂層，此事大大不妥。他們是對的。
期間我們所住的地方是非常現代的假日酒店，離雙子樓很近，不過沒有雙子樓那麼高。我們有一些討厭的鄰居。波斯尼亞塞族民族主義者拉多萬·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也把總部設在假日酒店。在酒店大堂高高的天花板下，總有一些人在閑逛。他們看上去跟剛從警匪片裏跑出來似的，而且很明顯都帶著武器。他們是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的保鏢。我們覺得，對於一個設有聯合國維和任務總部的大樓來說，這樣的現象是不合適的。我們禮貌地請求卡拉季奇先生將其總部遷至別處，但是他卻不那麼禮貌，對我們根本不予理睬。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當時也正在考慮宣布獨立。歐洲共同體當時支持這種想法，他們那時一定是瘋了。波黑地區與斯洛文尼亞或克羅地亞的情況都不同：在斯洛文尼亞，斯洛文尼亞人占絕大多數；在克羅地亞，克羅地亞人占大多數。而波黑是由幾個群體混合構成：穆斯林（40%）、塞爾維亞族（32%）和克羅地亞族（18%）。但沒有一個群體占多數。如果真的獨立的話，就必須在這三個群體之間引入權力分配規則。但是，波黑塞族在塞爾維亞有強大的同胞，波黑克羅地亞族也在克羅地亞有強大的同胞。因此有傳言說，貝爾格萊德方麵與薩格勒布方麵已經私下談妥，要共同瓜分波黑。
薩拉熱窩的氣氛很平和，這三個族群很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間通婚的人非常多。當民族主義者開始談論按照種族的不同在波黑劃分界線時，薩拉熱窩人笑著說，“你們是不是也要在我們的臥室裏劃分界線？”
但是那些對權力懷有偏執與夢想的民族主義者們已經瘋了。當時聯合國駐南斯拉夫特使是沃倫·齊默曼（Warren Zimmerman），他寫過一本書枟災難的起源枠（Origins of a Catastrophe）。讓我們看看這本書裏波黑塞族領導人拉多萬·卡拉季奇是怎麼說的：“齊默曼先生，您得理解塞爾維亞族人。他們被出賣了幾個世紀，所以今天他們不能與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必須獨立生存。他們是一個好戰的民族，隻相信自己通過武力奪取他們應得之物。”
歐共體宣布，一旦舉行過公民投票，歐共體將承認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獨立。這將把波黑推向災難的深淵。公民投票當天，塞族人一下子在薩拉熱窩的很多地區設置起路障。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投票讚成獨立。塞族人聯合抵製選舉。如果穆斯林領袖阿利亞·伊澤特貝戈維奇（Alija Izetbegovic）領導波黑獨立，那麼這就相當於不顧塞族人的意願將他們趕出南斯拉夫。
塞族人在薩拉熱窩設置的路障是惡夢的預兆。人們普遍認為這次公民投票將點燃新一輪南斯拉夫戰爭的戰火。他們是對的。
避免戰爭之努力Efforts to avoid war
在戰爭還沒有爆發的時候———但當時每個人都害怕會爆發戰爭———薩拉熱窩的多位宗教領導人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中間發起一係列集會活動。塞爾維亞族人是東正教徒；克羅地亞族人是羅馬天主教教徒；而穆斯林，當然是伊斯蘭教教徒。
第一次集會是由一個穆斯林領袖在一家頗受歡迎的餐館裏主持。他們邀請了我，於是我去了。餐桌旁坐著許多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餐後大家談到了需要相互理解。第二次是在羅馬天主教堂的一次彌撒，我也去了。雖然我在天主教家庭裏長大，但是自從18歲之後就不再信仰宗教了。但是我一直坐著，直到彌撒結束。其中還有段關於“忍耐”的布道。後來我們還從教堂步行到附近的主教住處。他招待了午飯。當我們走在街上時，主教身邊圍滿了帶著自動武器的波黑克羅地亞族準軍事人員，是個不好的征兆。第三次是在東正教教堂。這次我也去了。我和其他的禮拜者站在一起，身邊繚繞著薰香的煙霧。在此之前，波黑塞爾維亞領導人拉多凡·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已經逃離薩拉熱窩，或者在他的家鄉帕萊（Pale）眺望薩拉熱窩，或者躲在某處深山裏，那裏塞爾維亞人正在建立軍事基地。
另一個波黑的塞爾維亞族政治領導人當時在場，她離我不遠。她就是比莉雅娜·普拉夫希奇（Biljana Plavsic）。薩拉熱窩的每個人都在密切注意她的行動。人們把她看作政治溫和派。她是會留在城市裏、讓大家都安心，還是和其他塞族領導人一起躲到深山老林裏去？我透過繚繞升騰的煙霧，研究她的側麵。我覺得她看去有點像撒切爾夫人。我希望她有撒切爾夫人的勇敢和膽識。
做完禮拜後，我們來到教堂後麵的一棟爐渣磚建築。在那裏，我們坐在長桌前的長凳子上，東正教的牧師招待我們吃早飯。那位牧師非常活躍，來回跑個不停，不時和這個說上兩句，又和那個聊上兩句。
我注意到我們每個人都分到了一小袋食物。當我仔細觀察時，我發現擺在我麵前的是即食食品（MRE）。這些食品是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運送到薩拉熱窩供難民食用的。我真是覺得又好笑又反感。塞爾維亞族人不僅偷了本來是給難民的食物，而且用它來招待貴賓，包括聯合國發言人！
不過那個東正教牧師並沒有留下來吃早飯。他致歉說自己必須要去山上照顧另一群人。他也離開了薩拉熱窩。
暴亂開始Violence Breaks Out
1992年4月4日~5日的那個周末，波黑塞爾維亞族人開始進攻薩拉熱窩。而4月6日周一就是國際社會準備承認波黑成為獨立國家的日子。我前麵說過，聯合國臨時總部設在假日酒店。而那個假日酒店是最早遭到塞族炮彈轟炸的建築之一。
於是我們搬到貝爾格萊德飯店———如果我沒記錯名字的話———這個飯店位於有更多保護措施的背街上。可這裏隨即也被炸了。飯店著火的時候，我的一些行李落在裏麵了。接下來，我們離開市中心，搬到一幢有著彩色玻璃幕牆的大樓裏。這幢大樓在去往機場的路上，我們將之戲稱為“彩虹賓館”———其實它是一處退休人員的居所。不過當炮彈飛來時，有著玻璃幕牆的大樓真不是個好地方。僅數天之後，塞族的迫擊炮就在早餐時間擊中了這幢大樓。有些維和人員被飛濺的玻璃割傷了。隨後的一些日子裏，我們就呆在地下室裏。
最終我們轉移到PTT大樓，一個由堅固的水泥建成的郵政管理中心。這大概是我們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了。
所有聯合國工作人員都被帶到這幢樓裏。我們在裏麵工作、吃飯和睡覺。我的辦公室也是我的臥室———我睡在軍用簡易床上，戴著頭盔，穿著防彈衣。夜晚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曳光彈（tracer bullets）劃過天空，聽到炮彈在空中發出怪異的呼嘯聲，然後掉到無辜民眾的房屋上發出震耳欲聾的吼叫聲。
1992年和1993年兩年，平均每天有330發炮彈落在薩拉熱窩。在戰爭早期，波黑的塞族武裝襲擊了毗鄰塞爾維亞的波黑東部地區，意在趕走穆斯林，建立一個隻有塞爾維亞人居住的地區。這個政策即為人所知的“種族清洗”。福查（Foca）是其中一個受到襲擊的東部小鎮。一些薩拉熱窩居民，通過他們在福查的親戚朋友的電話———電話戰爭早期還能用———聽到了些風聲。他們驚恐萬狀地跑到聯合國總部。當時我已經把我的新聞辦公室設在靠近PTT大樓主通道的地方，以方便記者進出。但給我帶來不便的是，每當有陌生人敲門時，聯合國安全工作人員總是第一個給我打電話———這已經是常事了。
因此，當這些人來到總部時安全警衛給我打了電話。當時這些人已經因為恐懼和憂慮而疲憊不堪。他們說他們知道福查正在發生一些可怕的事情，請求聯合國采取應對措施。
那是我擔任新聞發言人的經曆中感覺最糟糕的時刻。我可以做的隻有向他們解釋維和人員在戰爭中很無助，但言下之意是———我們什麼都不能做。最終，與其說他們是帶著氣憤、還不如說他們是帶著深深的失望離開了。
有一天，一個單身女人來敲門。同樣，聯合國保安打電話給我。她身材苗條，聲音柔和，已經人過中年了。她對我說：“我是塞爾維亞族人，我的鄰居是穆斯林。”她來是想問我是否能把她的兩個孩子帶走，因為她知道那樣的話他們活下去的可能性會大一些。她看著我的眼睛請求道：“請不要讓我們自相殘殺。”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安理會已經給我們的書麵命令中讓我們爭取最好的前景，他們認為某種和平的協議是能夠達成的。但很明顯，戰爭形勢正在不斷惡化，可能很多年裏都不可能有和平；而且與此同時，我們這些維和人員成為這場衝突的無助的目擊者，我們根本無力製止它。那個塞爾維亞族女人似乎猜到了我的答複。她轉身離我而去，走向高高的旗杆的基座；旗杆上方聯合國旗幟正在飄揚，但一點都不讓人感到驕傲，我想。她拿出隨身帶來的一小段蠟燭，放在旗杆基座上點燃，然後靜靜地穿過馬路，往對麵的山坡上走，那邊正傳來陣陣坦克開火的聲音。
我的兒子簡My sonJan
在薩拉熱窩，我第一次經曆了戰爭。這改變了我的人生。我的兒子，也是我惟一的孩子簡當時正在紐約的家裏等我回去。他當時16歲，喜歡一種叫做“重金屬”的音樂———很吵的電子吉他、很鬧的鼓、吼叫代替了演唱、還有叛逆狂野的歌詞。這些樂隊名稱顯示出對暴力的狂熱。我兒子最喜歡的幾個樂隊是“百萬死亡”、“屠夫”和“被囚的艾麗絲”。我想讓他親眼看看南斯拉夫正在發生的一切，讓他看看什麼是真正的“百萬死亡”式的大屠殺；這可能會成為他成長過程中的一次重要經曆，成為對他的教育當中的重要部分。
但是在那個時候帶他去薩拉熱窩太危險了，所以我帶他去了第一次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戰爭的戰場：克羅地亞的武科瓦爾（Vukovar）。武科瓦爾位於新近設立的保護區內，有聯合國維和人員巡邏，所以當時比較安全。我們開著我那輛白色的聯合國小汽車，車身兩側印有黑色的字母“UN”，緩緩駛入小城的廢墟中。斷壁殘垣間，我兒子沉浸在畏懼中，默不做聲地看著。在一座教堂的頹牆前我們下了車，然後在瓦礫中穿行。這對他的影響非常大。我覺得這是我給他上的最重要的一課。武科瓦爾是一個活生生的戰爭博物館。
現在我兒子簡已經29歲了。
我讓他與你們分享他那次訪問武科瓦爾時的感想。以下這些文字是他這星期發給我的。順便提一下，這些照片也是他自己拍的。
中國你好！
我父親把這次旅行稱作一次“有教育意義的經曆”是正確的。一個在20世紀80年代的紐約長大的十幾歲的孩子，能對戰爭了解多少呢？
我隻知道我從電影中看到的和從音樂中聽到的東西。類似枟野戰排枠、枟全金屬外殼枠和枟現代啟示錄枠等電影描繪的戰爭畫麵，以及我最喜歡的幾個樂隊用音樂描繪的戰爭畫麵，例如屠夫樂隊的枟戰爭組合枠、枟血雨枠、枟社會骷髏枠，或是金屬樂隊的枟尋找與破壞枠、枟閃電戰枠，或是百萬死亡樂隊的枟無囚時代枠、枟出售和平？但誰來買？枠
他們以快節奏的音樂、咄咄逼人的歌詞勾勒出栩栩如生的戰爭場景。
但武科瓦爾之行給我帶來巨大的震撼。這個小城與我現在住的城市差不多大；但在三個月的時間裏，它被係統性地摧毀了。任何一個沒有逃走的人都喪身其中。
我坐在聯合國的有空調的大眾汽車裏，不停地按照相機的快門。有一張照片上有一個被火燒毀的小屋子；屋子牆壁上塗畫著“屠夫”和“金屬”這兩個樂隊的名字。毋庸多說，看到這些時的我有多麼的震驚！我猜想這些塗鴉的人大概和我差不多大。他們聽了那些音樂，而後進行真正的謀殺，而且是大量屠殺。這讓我開始轉變。
我們來到小城的中心。在那裏有一個20英尺高的石製十字架，上麵釘著耶穌。雖然十字架在平常對我個人來說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但（有人會）花時間去射擊十字架的這一事實卻真正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讓爸爸停車，好讓我走上前去拍照。我打開車門，又熱又濕的空氣撲麵而來，裏麵還夾著一股腐臭的味道。一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這味道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然後爸爸解釋了。我看了看周圍的灌木叢，什麼也沒看到。但是當我意識到自己被死亡包圍的時候，外表保持平靜，心中卻覺得非常恐怖。
我在想，我最喜歡的那些樂隊的詞作者是否親眼看到過這些，或者親自聞到過這樣的味道。對此我很懷疑。我在想這些樂隊是否知道，他們的歌迷通過聽他們的音樂給自己壯膽，然後用M16或AK47向婦女兒童開火。如果他們曾看過這樣的情景，聞過這樣的味道，知道這樣的情況，他們還會這樣歌唱這些我敢肯定他們根本不明白的事情嗎？或許他們還是會的。
毫無疑問，這次旅行從總體上永遠地改變了我對現實的看法。雖然很恐怖，但是我感到：能看到這些恐怖的事情，從而永久性地重塑我對人類與戰爭的認識，是我的幸運。
關於前南斯拉夫問題的日內瓦和談TheGenevaPeaceTalks On the Former Yugoslavia
隨著波黑的殺戮愈演愈烈，歐共體越來越緊張。德國認可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獨立的做法是錯誤的。歐共體認可波黑獨立的做法是錯誤的。美國隨同歐洲任其決定的做法也是錯誤的。如今真的發生了戰爭。聯合國安理會擴大了聯合國保護部隊（UNPROFOR）的任務內容，要求他們管理薩拉熱窩機場，並為聯合國人道主義工作人員在波黑境內運送救援物資提供武裝護送。
為了開展工作，聯合國維和人員必須與衝突各方都有所接觸，這樣他們才能自由地去往各個地方展開人道主義救援。他們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但是當時國際社會將波黑戰爭歸罪於塞爾維亞，並且指責聯合國沒有阻止戰爭。更糟糕的是，他們還指責聯合國沒有與塞爾維亞開戰。
自1991年9月以來，歐共體一直在努力促使南斯拉夫實現和平。歐洲方麵派出以英國的卡林頓勳爵（Lord Carrington）為代表的斡旋人員。1992年8月，他們提議由歐共體和聯合國聯合召開一次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會議。萬斯被任命為聯合國談判代表，並與英國的歐文勳爵一同被任命為會議的聯合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