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一家以挖苦諷刺出名的雜誌枟私家偵探枠把首相梅傑與歐文握手的照片登在封麵上。梅傑嘴邊的一個泡泡裏寫著：“我擔心我們會徒勞無功。”歐文旁邊的一個泡泡裏寫著：“我是你的人。”要想體會其中的幽默，你必須了解英國的政治、以及大衛·歐文與“徒勞無功”的關係。
萬斯有一個副手，是美國的一名職業外事官員：赫伯特·S。奧肯（Herbert S。Okun）大使，奧肯一直在為會議找一個發言人，他注意到在薩拉熱窩的炮擊中工作著的我。於是萬斯發電報邀請我過去，我就去了。
我的兒子得在家多等我一陣子了。
萬斯—歐文和平計劃The Vance‐Owen Peace Pl an
萬斯和歐文迅速進行了對話。萬斯為自己設定了6個月的期限來完成談判。1993年1月3日，萬斯和歐文在各方開會之前公布了和平計劃的初稿。初稿規定了憲法準則，提出了永久性停火的相關條件，還劃定了將波黑分為十個省的地圖———三個塞爾維亞省，三個克羅地亞省，三個穆斯林省，以及三方共同管理的薩拉熱窩。
我感到我們把前南斯拉夫逼得太緊了，但是萬斯覺得他擁有來自美國與歐洲的最高層支持，所以持續性地對前南斯拉夫施壓。比爾·克林頓當時剛剛當選為美國總統。萬斯看到，許多曾在吉米·卡特的國務院工作的自己的老部下，現在仍然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要職。首當其衝的就是曾在工作中受到萬斯很大幫助的沃倫 ·克裏斯多弗（Warren Chri stopher），擔任克林頓政府的國務卿。
萬斯與歐文兩位聯合主席組織了工作小組，對和平計劃的內容進行豐富與細化；同時集中出訪以推進政治進程。
和平進程在4月達到高潮，萬斯、歐文將相關各方集聚到希臘雅典，舉行簽字儀式。各方都有所保留地在和平計劃上簽字了。
我為媒體對此協議的過分熱心感到很緊張，因為萬斯和歐文一直以來都深知他們的談判對象們極不可靠，那些人說起謊來易如反掌。
在這一重要簽字儀式之後，我正在外麵和一些記者談論，我說道：“這隻是簡單的部分。”我的意思是，和平條約的談判是一件事，而要讓這些人履行條約，又是另一件事。倫敦的枟金融時報枠刊登了這句話，歐文看到了不太高興。但是當萬斯—歐文計劃開始逐漸落空時，他承認我說得對。他在他有關這次和平談判的書枟巴爾幹半島的奧德賽枠中提到了這件事，他寫道：“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會議上，我們的發言人埃克哈德曾在雅典說，簽字是‘容易的事’。當時我對這句話有點不屑，不過這卻是事實。”
萬斯—歐文計劃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美國認為他們對塞爾維亞人太寬容，所以對萬斯的談判戰略失去了信心。
發言人的工作之一是隨時掌控各種新聞並將主要內容報道給自己的老板。那時候我開始注意到，美國的媒體對萬斯的做法頗有微辭。我有點擔心，於是報告了奧肯大使。他聽得很仔細。但是當時我們身處歐洲的環境中，沒有充分認識到美國正在削弱對我們的支持這一事態的嚴重性。
後來沃倫·克裏斯多弗拆了萬斯的台，並讓和平進程轟然倒塌。華盛頓的政策是這樣的，政府不能被視為在對塞爾維亞人示弱。所以，我覺得他們根本沒有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真地研究過萬斯—歐文和平計劃。
奧肯大使後來對我說，他後悔當初沒能更仔細地聽取我的意見。如果萬斯和歐文早認識到事情會向壞的方麵發展，他們一定會更努力地從華盛頓為他們的談判計劃獲取更多的支持。
歐文—斯托爾滕貝格Owen‐Stoltenberg
1993年5月，萬斯離開了和平談判。歐文讓我留下來繼續為萬斯的接替者斯托爾滕貝格（Thorvald Stoltenberg，前挪威首相）工作。
歐文、斯托爾滕貝格與相關各方的和平談判一直持續到1995年中，而波黑的戰爭也在繼續，傷亡人數不斷增加。那一年，塞爾維亞總統米洛舍維奇對枟紐約時報枠的記者說：“如果萬斯—歐文計劃在兩年多前被接受的話，成千上萬的人民就能躲避戰爭的恐怖了。”並沒有很多人認同他的觀點，但是我覺得他的這個判斷還是正確的。
代頓和平計劃The Dayton Peace Plan
美國後來還是涉足了。在由美國大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率領的馬拉鬆式的談判之後，前南斯拉夫各方於1995年11月21日在俄亥俄州的代頓市（Dayton）起草了一個全麵的協議，並於12月在巴黎簽署了該協議。
這是一份不完美的和平協議，但最起碼它中止了戰爭。有人說，這一份由美國經手的和平計劃比萬斯—歐文計劃對塞爾維亞人更加溫和。在代頓協議裏，波黑實際上按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被分裂為三個部分。所以雖然理論上統一了，但事實上直到今天仍然是個分裂國家。
聯合國從這件事中得到的教訓是：如果沒有美國的軍事支持，歐洲就無法有效實施和平，即便是在他們自己的後院裏也不行。假若當時美國能給以軍事支持，那將會通過1993年4月的萬斯—歐文計劃，非常有效地結束南斯拉夫的戰爭，但其時美國還沒有準備好給予這樣的支持。
此後，聯合國安理會在海牙設立了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法庭。前總統米洛舍維奇也成為其中的被告之一，他被指控戰爭罪。
曆史見證人Witness to History
今晚我們的曆史見證人是歐文勳爵，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會議的聯合主席之一。歐文勳爵曾是一名醫生，後來在英國議會工作了26年。1977至1979年他擔任英國外長，成為就任這一職務的最年輕的人。
今年（2006年）1月31日，我在他倫敦的家中采訪了他。稍微休息一下，待會兒我們來聽采訪錄音。
本課參考文獻（Sources for this lecture）
David Owen，Balkan Odyssey（London，Victor Gollancz，1995）。
Misha Glenny，The Fall of Yugoslavia：The Third Balkan War（London，Penguin Books，1992）。
Warren Zimmerman，Origins o f a Catastrophe（New York，Random House，1996）。
Jan Willem Honig and Norbert Both，Srebrenica：Record of a War Crime（London，Penguin Books，1996）。
Robert D 。Kaplan，Balkan Ghosts：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3）。
Stanley Meisler，United Nations：The First Fi f ty Years（New York，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1995）。
Phyllis Bennis，Calling the Shots：How Washington Dominates Today’s UN（New York/Northampton，Olive Branch Press，1996，updated 2000）。
Barbara Benton，Editor，Soldiers for Peace（New York，Facts on File，1996）。
與歐文勳爵的會話
ACONVERSATION WITHLORDOWEN
2006年1月31日倫敦
London，31 January 2006
大衛·歐文在成為政治家之前是一名神經科醫生。他曾代表他的家鄉普利茅斯（Plymouth）在英國議會工作了26年。38歲時，他被任命為英國外交大臣，成為自安東尼·艾頓（AnthonyE‐den，1936年就任英國外交大臣）以來就任這一職務的最年輕的人。1992年5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上議院賜封他為終身貴族。
1977年8月，為了商談羅得西亞（即今天的津巴布韋）向“多數裁決原則”（majority rule）過渡的問題，歐文首度與美國國務卿賽勒斯·萬斯（Cyrus R 。Vance）合作，後來他們的關係一直很好。1992年歐共體與聯合國聯合召開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會議。作為該委員會的聯合主席———萬斯代表聯合國，歐文代表歐盟———他們二人又一次共事。歐文說，要在塞爾維亞族人、克羅地亞族人和穆斯林之間通過協商達成和平是他這一輩子遇到的最困難的事情。
萬斯的助手、美國大使赫伯特·S。奧肯（Herbert S。Okun）一直觀察著我在薩拉熱窩擔任聯合國發言人的工作情況。他向萬斯推薦我擔任前南問題國際會議（日內瓦）的發言人。萬斯同意了，歐文也表示讚成。但我感覺我一直都沒有贏得歐文的信任，直到會議初期我接受了BBC的一次直播采訪。采訪前歐文告訴我歐洲的立場，然後他就去聽廣播了。我在回答問題的過程中非常忠實地表達了歐洲在有關問題上的看法。從那時候起，歐文和我就合作得非常好。
我回到聯合國總部之後，他與我還一直保持聯係。當他偶爾來與秘書長科菲·安南會麵時，總是會來我的辦公室呆一會兒，敘敘舊，聊聊天。
當我給他打電話說想采訪他時，他堅持邀請我和我的夫人到他位於倫敦萊姆豪斯區的家中做客。這是一座經翻新的船長的房子，這座房子外景很惹人注目，正俯瞰著泰晤士河。他的夫人黛比（Debbie）是一名出版經理人，她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晚餐。第二天早晨用過早飯之後，我們坐下來開始聊。
埃克哈德：大衛，感謝你和我的學生們交談。您在枟巴爾幹半島的奧德賽枠的一開始就說到，1992年時您一直避開政治，直到最終決定對當時剛剛被英國枟衛報枠披露的塞爾維亞戰俘營問題公開表態。但您一直是個政治人物。在我們討論前南斯拉夫問題之前，我想請問1992年時您對後冷戰時期抱有什麼樣的希望？
歐文：嗯，我還是相當樂觀的。我充滿驚異地目睹了前蘇聯的民主化變革，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蘇聯會和平瓦解。雖然前南斯拉夫地區戰事頻仍，但大國們真正關注的國家還是俄國。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俄國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和平轉變。這是很了不起的。
我們可以看到，新的俄國雖然喪失了帝國身份，但憑借著嫻熟的外交手段在安理會保留了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地位。對於俄國而言，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鼓勵。而且我認為那時俄國欠了布什總統很大的人情，因為美國方麵完全可以宣稱，蘇聯解體後實力大減，俄國不再能勝任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地位。不過我認為，讓俄國仍然感受到作為大國的自豪感有助於它完成變革。
後來發生了波斯灣戰爭，喬治·布什總統很大程度上利用其出色的外交能力，再次組織起多個國家間的聯盟。埃及、沙特阿拉伯，有意思的是還有約旦、敘利亞等國都派出軍隊組成多國部隊。在聯合國的全力支持下，多國部隊在將伊拉克人逐出科威特的行動中做出了傑出貢獻。
當然這事後來出了問題：停戰協議太過寬容，從而被薩達姆利用了。後來我們進行了第一次人道主義幹涉。1991年海灣戰爭結束後，薩達姆將庫爾德人趕至伊拉克與土耳其、伊朗邊境的山中。法國總統密特朗和英國首相梅傑都敦促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對此人道主義罪行采取一定行動。於是我們真正地成功實施了人道主義幹涉———第一次人道主義幹涉。
因此直到1992年之前，還真指望我們能在前南斯拉夫地區再一次成功地實施幹涉。因為當時我已經參與了對英國政府施加一些壓力，以使英國政府就庫爾德人的情況有所作為。而且因為當時塞爾維亞人活動猖獗，不僅遍及克羅地亞而且開始侵入波黑，我認為我們毫無疑問地應該對此做點什麼了。所以我最後決定公開表態。
這真的就是當時的背景。不過我是那種一直都認定自己是要在私營產業部門中謀生的人，而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時候，我還正為在私營產業中獲得一份重要工作而與人協商。
埃克哈德：布什總統將這一時期描述為“世界新秩序”。但繼成功地對伊拉克實施幹涉後，波黑爆發了戰爭，索馬裏局勢江河日下，盧旺達又發生了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這還僅僅是三個例子，“世界新秩序”變成了“新世界無秩序”。您對此感到驚訝嗎？
歐文：是的，我很驚訝。但我們需要對此做出分析。美國對索馬裏的幹涉的確是一個關鍵事件。從某種程度上說，布什為了準備1992年秋的總統大選不得不在波黑和前南斯拉夫地區使出一些強硬的手段。大選在即，他明顯並不想這麼做，美國軍方也不想這麼做。正好這時候索馬裏的人道主義形勢發生惡化，於是布什選擇讓美國部隊前往索馬裏執行維和任務。
我認為他們那時並沒有通盤考慮好索馬裏的所有相關問題。但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對美國非常寬容，雖然美國部隊並不受聯合國調度節製，但仍高效地設計好了整個任務體係。美軍部隊被分兵派遣至各處，僅服從美國方麵的命令。
後來克林頓總統接手了索馬裏的任務。我覺得他對此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而美國軍隊得到正式授權，可以參與打擊那些在索馬裏鬧事的暴徒。
索馬裏的軍事行動很糟糕，一切都搞砸了。最後的結局是一名美國突擊隊員被拖在汽車後麵穿過摩加迪沙（索馬裏首都）的大街小巷。通過電視轉播，全世界都看到了這一情景。這是對美國的極大侮辱。於是克林頓決定從索馬裏撤軍，迅速撤軍。這件事給克林頓總統進一步處理波黑問題的態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這件事使美國方麵打定主意不插手盧旺達的事情。
我們大概忘記了，1994年美國國務院提出了“知道何時說不”的新政策。隨後盧旺達發生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事件。麵對首次出現的人道主義挑戰，美國竟然決定說“不”並置身事外。這對於屠殺事件本身以及對於全世界來說，都是極大的悲哀。
1994年4月，時任聯合國駐盧旺達援助團的加拿大籍將軍達賴爾認為，我們可以進行幹涉。那時我正參加卡內基和平委員會（Carnegie Peace Commission）工作。我們覺得事態嚴重，就請一個美國參謀學院來分析聯合國在4月份的幹涉計劃。這參謀學院認為達萊爾將軍的計劃是靠得住的：如果當時他能有六千優良的聯合國維和士兵，他就有可能阻止盧旺達種族屠殺事件的發生。可惜沒有機會實現他的計劃。
不隻是美國，在盧旺達的問題上，英國也不希望受到牽連，法國也不希望卷入糾葛，所以安理會沒有打算采取任何行動。但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美軍在索馬裏受挫讓克林頓這位不太喜歡幹涉別國事務的總統極度不願再次冒險。直到後來在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又發生大屠殺事件，他們才在對巴爾幹半島實施幹涉的問題上改變了態度。不多久他們又對在科索沃地區實施幹涉的問題上改變了態度。
埃克哈德：在枟巴爾幹半島的奧德賽枠一書中，您寫道，在您創辦的慈善組織———“博愛”組織就人道主義幹涉的問題召開過一次會議之後，您就一直在思考這方麵的問題。1992年您呼籲實施一定的幹涉以遏製波黑塞爾維亞族人，這樣做有什麼法律依據嗎？
歐文：就枟聯合國憲章枠來看，沒有什麼法律依據。在為了救助庫爾德而實施的幹涉行動中，密特朗總統的確提供了一些倫理和道德的依據，並且聲稱人道主義責任（humanitarian imperative）在聯合國憲章中有著至高地位，壓倒一切。其實我們很大程度上曲解了聯合國憲章的含義。
當然1991年薩達姆政府因其襲擊科威特，是已經觸犯枟聯合國憲章枠第七章中的規定，我們獲得了聯合國授權的停戰協議。因此就我個人看來，以救助庫爾德人為目的的幹涉行動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的精神。我從未對此感到不安。但我想一個書生氣的律師可能會認為，即使是救助庫爾德人的行動，也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是對憲章的曲解。
我從來不認為就幹涉問題而修改憲章有絕對的必要性。我們都知道修改聯合國憲章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而且會引起很多猜忌。
我寧願能有先例可供借鑒，也許我們在另一個階段才能做到這一點。但是毫無疑問，在科索沃問題上，枟聯合國憲章枠無疑是被曲解了———我慎重地說：“曲解”，枟聯合國憲章枠被“曲解了”。我支持對科索沃實施幹涉，我沒有反對，因為我認為我們應該讓米洛舍維奇下台。我也非常支持在伊拉克實施幹涉，因為我認為我們該讓薩達姆政府倒台。可是聯合國憲章並沒有賦予我們使某個政府倒台的權利———除非你把它和自衛聯係起來。
我仍然認為聯合國憲章中確實包含這種高於一切的人道主義責任，而且我認為你如果全麵地閱讀枟聯合國憲章枠就會發現，聯合國和安理會作為世界性組織有權為保護生命而實施幹涉。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對憲章有這樣的理解，可這就是我對憲章的理解。
埃克哈德：您寫道，1991年時北約如果實施空中幹涉、對南斯拉夫人民軍（JNA）進行打擊，就可以減輕戰爭的慘烈程度。您當時猜想北約是會先向南斯拉夫宣戰呢，還是會實施某種人道主義幹涉？
歐文：我猜是人道主義幹涉，而且我想會從空中加以實施。我認為我們會使用此前已經使用過的方法：劃定一塊地理區域，在此區域內不僅禁飛，而且禁止任何軍用車輛的行駛。
我想在那個時期，如果我們宣布北約的飛機將對克羅地亞的大部分地區和波黑的部分地區實施空中幹涉、打擊波黑塞族武裝從巴尼亞盧卡（Banja Luca）或他們的另外機場飛來的飛機；如果我們聲明我們一旦看到地麵上有任何坦克或任何裝甲車輛，都將保留從空中將其清除的權力；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將1992年夏天發生在波黑的緊張局勢扼製在萌芽之中。
這將是一場賭博，我們的計謀有可能被波黑的塞族武裝看出，如果他們發現我們隻是虛張聲勢，情況將會變得非常困難，因為我們不得不使事件升級。但是有時候我想，作為軍隊，總是想知道下一步會讓你幹什麼。這是軍隊對政治家們的一個極為合理的要求。軍方想知道在事件升級的過程中，通盤的邏輯步驟安排是怎樣的。
但我覺得那些政治家們有時候不得不決定，希望利用武力的威懾作用而不為人發現此中的假象。你必須認識到，如果被別人看出你虛張聲勢，你就將被迫采取一定的行動。如果你認為你得到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可以在特定的時機利用武力的威懾作用製止諸如人道主義災難之類的事件，那麼你就有權那麼做。但是在被別人看穿之後、采取行動之前，你一定要好好地審時度勢。當然，你可能會決定不讓事件升級並且蒙受屈辱。
埃克哈德：加拿大政府曾發起一次題為“保護的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研究活動。科菲·安南將這一理念列入聯合國的議程，並在去年秋天的聯合國全球首腦峰會上提出。你是否將之視為“人道主義幹涉”的一大進展呢？
歐文：我想是的，我認為這給“聯合國憲章內包含了保護的責任”這一想法增添了權威性。雖然“保護的責任”這一提法還不能等同於憲章修正案，不能享有同等的絕對權威；但它已經得到通過，這件事說明我們不用過於擔心它會有損於聯合國憲章，而且它還預示了聯合國在21世紀的發展方向。
但是，這是一個敏感的領域，而且我們還沒有真正得到中國和俄羅斯政府的支持，還有很多問題有待進一步的討論。我認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所有的政府在“保護的責任”上確實存在共同利益。
埃克哈德：讓我們回到南斯拉夫。在1992年8月就南斯拉夫問題召開的倫敦會議上，歐洲為什麼能扮演主要角色？歐洲會對其四分五裂的東南邊境采取強硬措施嗎？您在書中寫道，倫敦會議可能隻是權宜之計。
歐文：嗯，我想你得記住歐洲已經被卷進來了，在1990、1991年的時候就被卷進來了。歐洲派出卡林頓勳爵———彼得·卡林頓（Peter Carrington）作為歐洲方麵的和平談判代表。當時的歐共體主席、盧森堡首相宣布當年為歐洲年。
人們一直幻想歐洲會介入並解決南斯拉夫問題。而事實上我們一直在外交上糾纏不清，卻從未準備組織正式軍隊進入前南斯拉夫地區與塞族武裝一決勝負。所以很多東西都是浮而不實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倫敦會議使歐洲有機會從過於出頭的位置上稍稍退一些下來，同時還使歐洲與聯合國建立正式聯係，並就前南斯拉夫問題在日內瓦召開國際會議。
埃克哈德：您提到歐洲的兩次失策，這兩次失策使尋求和平解決方案更加艱難。你說最關鍵的一次是在1991年7月，當時荷蘭政府建議支持各地區按照重新劃定的邊境有序地脫離南聯邦，而歐洲的外長們卻拒絕了這一建議。另一次失策是歐洲方麵支持了德國承認克羅地亞獨立，盡管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做出明確的書麵警告：歐洲這麼做一定會引發戰爭。這是由於歐洲共同的外交政策不夠成熟，還是因為歐洲的政治過於錯綜複雜，亦或是兩方麵原因兼而有之？
歐文：兩方麵的原因都有。[笑]前者是最重要的。當時荷蘭有一名非常出色的外交官彼得·凡·瓦爾蘇姆（Peter van Walsum）———當時我並未參與———他想讓歐盟的工作小組相信，卡林頓勳爵的談判工作和他自己的角色地位需要更大的靈活性。根據現存的地區分界線分割南斯拉夫，使不同的地區就成為不同的國家，而且還要最大程度地與各自的國家地位相一致，這樣的設想太具分裂性；不同族群並不是整齊地生活在各自的地區中，有太多不同的種族交叉地生活在不同的地區；而把拒絕調整邊界看作一種原則就會限製對話。可是當他的想法被歐盟的其他十一國否定，外長們一致認定南斯拉夫各地區間的邊境不得有任何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