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總要考慮到政局與商業的關係，這樣才能讓自己的商業與時局相融。李嘉誠是怎麼做的呢？
1998年元旦前後，香港的商界領袖李嘉誠公開指責香港政治環境不和諧，“民主是建立在法律精神上的，並非可以隨便罵人”。由於經商環境不好，他決定取消原已確立的與外資合作的100億港元投資計劃，“情願做少一些，以免樹大招風”。
李嘉誠此言一出，輿論大嘩，認為有“威嚇政府”之嫌。政務司陳方安生連忙給李嘉誠打電話，得知不是針對政府才鬆了一口氣。
這一年，李嘉誠的日子確實不好過。金融風暴令他的財富大為“縮水”；政府力主開放市場，使他旗下的港燈、和記黃埔電訊前景蒙上陰影；再加上民主黨從年頭纏到歲尾，抨擊他低價投得某塊地皮、向退訂其物業的小業主追索差價等等，李嘉誠的心情當然好不到哪裏去。
但以商界領袖之尊，他的信心能給很多人信心，他的言行能給很多人示範，如今卻公開宣布環境不好取消投資，難免給人一種同舟而不共濟、危難反而抽身的印象。有香港傳媒就認為，李嘉誠大動肝火的“失態”令他“失分”不少。
作為企業家的李嘉誠當然要以企業為家。他造福香港社會的方法就是把企業做好，正如亞當·斯密所言，資本家在為增加自己財富而作出的艱難努力中，也必定會增進社會的普遍利益。要把企業搞好，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他的投資意願隻能受一個東西的左右，那就是市場環境。
李嘉誠說的話之所以引起政府的重視，恰恰是因為，從深層看，他們的命運是連為一體的，而且政府工作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傾聽企業的聲音，為企業投資創造好的環境。李嘉誠說出他想說的話，這本身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也就是“意見的價值”。倘若李嘉誠是按政治路線走，或簡單地按民意路線走，顧左右而道中庸，言不由衷，100億元“拍腦袋”拍掉了，他還是真正的企業家、商界領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