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隻是浮光掠影地一看，我們讀到的就隻是一堆破碎的形象：空山、明月、清泉、漁舟、山門、東澗水、西澗水……但是經過細細品味，就會看出門道來：前者以真摯的情感、清新的畫麵把人們帶入了一個明麗幽深的山水世界；而後者卻以形象的物象和說明把讀者引入了一個靈動流轉的境界，句句都體現了“無住”、變化的原則，讓人在詩句中參透了諸相的虛幻與重新組合後又產生的“虛相”。所以白居易的詩於開始一二字處便可開悟，而王維的詩則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全憑先天穎悟，聰慧之人登地頓悟見佛，愚鈍之人立時墮入色欲界。這也正如有的學者所言：王維的許多山水田園詩，看似寫景，實是參禪。如果沒有一番“品味”，又怎麼能見到其中的縷縷禪意呢？
中國最早的詩歌理論《毛詩序》中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歌創作的過程就是詩人的心與外物相感，而後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過程，我們欣賞詩歌便首先要對這些“文字密碼”進行破譯，才能想象出詩中所寫之物，體味出詩人之心。再加上含蓄凝練是中國古代詩歌語言的典型特征，文人們總希望用最恰當、儉省的字句充分而圓滿地表達出最豐富的感情。“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盧延江），“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賈島），古詩詞語言的高度凝練正是詩人刻苦錘煉、精心推敲的結果。這就給我們的“品味”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別是那些經過詩人苦心經營、反複錘煉的字、句，品出其中包孕著的豐富含義和不盡韻味，這才不至於流於外表，識其貌而不知其味。
中國文學的詩化之美
讀中國文學總是帶給我們一種詩的享受，不論是婉約還是豪放，不論是詩詞還是歌賦，不論是文言還是白話，可以說中國文學之美就在於其“詩化”的性格。
《詩經》、《楚辭》以來的中國文學史，出現了浩如繁星的優秀詩人和傑作名篇，而且這種以詩歌為主流的文學傳統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就連頗具哲學意味的先秦諸子文學也被認為是詩化的哲學。特別是唐詩宋詞更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無法逾越的兩座高峰。這種詩化的追求在小說、戲劇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很多小說的作者本身就是詩人，宋元以後的長篇章回小說等更是受此影響，他們不僅在文章的起始和末尾都穿插詩詞，在正文中也有很多上乘詩作。如《牡丹亭》女主人公杜麗娘唱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等。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湯顯祖、孔尚任，哪位不是才華橫溢的詩人？《竇娥冤》、《西廂記》、《梧桐雨》、《漢宮秋》、《牡丹亭》、《桃花扇》哪部不是華美的詩篇？
以我國古典文學的典範《紅樓夢》為例，其中各種描寫景致的文字，多通過對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句和詩意的借鑒和化用，來營造一種寧靜幽美、清雅如畫的境界。如賈寶玉所作《蘅芷清芬》“輕煙迷曲徑，冷翠濕衣裳”，取意於王維《山中》“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而《讚會芳園》中“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疏林如畫”，則頗有《山中》“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的如畫意境。賈寶玉所作藕香榭對聯上句“芙蓉影破歸蘭槳”以動寫靜，顯然源自王維《山居秋暝》中的“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一聯的特殊寫法。《紅樓夢》是一部詩化的小說，這裏的“詩化”不僅是文中有詩作的出現，而是詩意化的意思，這與西方的詩劇和詩體小說有所不同，它不是依據詩的體製，而是借鑒和融合詩的諸多表現手法，使得小說字句凝練，文意雋永，具有詩所特有的節律與韻味。
《紅樓夢》的詩化還表現在對青春女性的形象塑造，不是側重於外在表象的如實描摹，而是重於對人物風姿神韻的刻意追求。我國著名的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就曾經自稱自己是“想不出林姑娘的麵貌體態的”，他所知的仍舊是“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嬌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就是因為在這裏作者回避了對人物正麵的描摹，而直指人物神韻，借助於詩一般的感性和富於節奏的語言，割斷了人們感知的習慣性，使人們不能具體於人物的眉眼等表象性的感覺，轉而深入地去體驗和感悟人物如詩似幻的風骨神貌。
春江花月夜——詩也、樂也
被聞一多先生譽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的《春江花月夜》，一千多年來令無數讀者為之傾倒。一生僅留下兩首詩的張若虛，也因這一首詩而“孤篇橫絕，竟為大家”。
詩篇單憑題目就令人心馳神往。春、江、花、月、夜，這五種事物集中體現了人生最動人的良辰美景，構成了誘人探尋的奇妙的藝術境界。詩人入手擒題，一開篇便就題生發，勾勒出一幅春江月夜的壯麗畫麵：江潮連海，月共潮生。這裏的“海”是虛指。江潮浩瀚無垠，仿佛和大海連在一起，氣勢宏偉。這時一輪明月隨潮湧生，景象壯觀。一個“生”字，就賦予了明月與潮水以活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