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的模樣
在15到16世紀，藝術史上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過著這樣的日子：他們有委托人，有任務，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蒙娜麗莎》是達·芬奇為富商約稿所繪，米開朗琪羅獨挑西斯廷教堂天頂畫，係教皇逼迫而成。到17世紀，北方畫家如魯本斯、凡代克、倫勃朗們，也多是依委托作畫；18世紀名家如布歇、弗拉戈納爾這些人，多是為宮廷貴族畫畫而成名。
雖然17世紀西班牙大名家委拉斯凱茲常說，他願意為西班牙平民畫像，但那時節，能支撐他們生活的，依然是高官貴族。美術史家會舉出荷蘭名手老勃魯蓋爾的例子：他不是個紮根土地的農民畫家嗎？事實上，勃魯蓋爾們所做的農村風俗畫，最後兌現為金幣，還是賣給荷蘭的市民階層。
歐洲藝術家需要委托人和貴族階層的供養，這是19世紀之前的通例，又非止畫家如此。偉大的巴赫1750年死去時，音樂家依然不過是顯貴家的仆人；莫紮特名氣最盛時，也得投托著維也納的宮廷和貴人。18世紀法國大靜物畫家夏爾丹曾經自嘲：要不是太太家有錢，供得起他畫自家廚房玩兒，他可能也得去到處拍富人馬屁呢。
然而19世紀的到來，令藝術家們的生活天翻地覆。法國大革命後，歐洲王室權威漸落，藝術家們也願意為自己尋一條驕傲的道路。貝多芬在年滿三十時，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稱：“隻要我隨意寫幾首曲子，就能夠解救我朋友的危急！”這是新一代藝術家們的理想，他們可以擺脫仆人的地位，不必依附教皇、領主、爵爺們。
世界廣闊無邊，他們盡可以橫刀縱馬，創造自己的藝術——至少他們是這麼認為的。
因為想獨立，因為想有更多的自己，於是在19世紀，“風格”變得至關緊要。在提香和拉斐爾的時代，固然大師們風格卓異、一目了然，但他們的目的，依然是“完成委托的作品”。風格如天性，隻在畫裏自然而然地流露。但在19世紀藝術家那裏，“風格”是倜儻的個性，是激烈的宣言。這是第一次，圍繞著“藝術風格”，戰爭開始了。
你可以這麼說：在19世紀，歐洲藝術家真正開始叩問自己，到底為什麼來到人間？企圖留下什麼樣的姿態？他們不再像17世紀，有堆積如山的祭壇畫、肖像畫等他們完成，會忙著為貴族們完成肖像，描繪客廳，裝飾別墅。19世紀的畫家相信自己可以畫一切的事物，範圍無邊無際。米開朗琪羅時代對風景畫的鄙夷——米開朗琪羅的原話是：“風景畫是給那些無力畫人物的人準備的。”——已經隨尼古拉斯·普桑、康斯特布爾、透納們的作品，逐漸消散了。
古典題材、宗教題材、現實題材，題材越是寬泛自由，藝術家們的趣味就越無法去投合公眾了。實際上，19世紀的心態可以如是歸結：
買畫者：“好啦好啦，我隻想要一幅很像拉斐爾的，嗯，或者很像魯本斯的作品，你給我畫吧！”
藝術家：“拜托，都19世紀了，為什麼我們還要亦步亦趨呢？為什麼我還要做米開朗琪羅的奴隸呢？為什麼我不能畫點自己的東西呢……”
傳統的中斷、無限的自由、風格的張揚、獨立的重要，藝術家和讚助人之間開始出現了無可彌補的鴻溝。讚助人總是眼望過去，希望獲得經典的複製品；而藝術家在眺望將來，想開辟一些未經發現的天地。當19世紀的藝術家被迫篡改自己的風格來完成作品，他會覺得自己在讓步，因而丟失了自尊。但如果藝術家決意隻聽從內心的呼聲，拒絕約稿的要求，他就沒麵包吃。這種現狀，令藝術家們之間也產生了分化。一部分藝術家繼續循規蹈矩，滿足公眾需要；一部分藝術家大刀闊斧去開拓曆史，遺世而獨立。
於是，在公眾眼裏，藝術家們變得古怪了。他們不再恭順，奉獻傳統、典雅、美麗的存在。他們喜歡玩各類驚世駭俗的手法，去嚇唬有錢的買家，讓他們覺得自己品位低下，窮得隻剩下錢。久而久之，工業革命塑造的有產階級反過來覺得，藝術家們簡直就是群騙子，隻知道玩弄辭藻、漫天要價。這種不信任的衝突，就形成了藝術家把有錢人當俗物，有錢人認藝術家做流氓的對立。在此風潮下，藝術家，尤其是年輕的藝術家，帶著逆反情緒，開始留大胡子，梳長頭發，戴寬邊帽，穿天鵝絨衣服，招搖過市，同時鄙視那些世俗的、體麵的，實則是小市民階層的趣味。藝術家們都被培養成了鬥士，對外界的批評和意見格外敏感。
於是，新風格成了畫家們最大的武器。他們要在一切事情上表現得與眾不同。獨立藝術家不願屈尊降貴去討好買家，那麼唯一的法子，就是震懾他們。這種多少帶些少年激憤的情緒，蔓延整個19世紀。我們可以這麼說：19世紀的藝術史，可以看作少數孤獨畫家的曆史。他們雄心勃勃、獨立思考、無所畏懼地批判一切、顛覆一切。而巴黎，1789、1830兩個年頭連續發生革命，最終推翻王室的巴黎，正是這一切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