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秦文學理論批評
秦代以前的文學批評，主要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的文論。由於當時處於文學發展的早期，"文"的觀念實質是一種包括文化、文章、文藝的廣義的文學觀念，並隨諸子思想體係的不同而各有獨自的理解和側重。同時也隨著諸子思想的影響而對後世的文學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先秦文學批評的發端：文學批評來源於文學創作實踐。先秦典籍中很早就涉及文學批評問題。最先是談"言"、"辭"，如《周易·艮六五》："言有序"，就是說語言要有層次，要有條理。又如《儀禮·聘禮》："辭無常，遜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它所謂"辭"，是指使臣聘問的外交"辭令"而言；它要求"達"，就是能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出來。這和孔子所說的"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意思一致，反映出古代統治階級對於言辭的重視。
春秋時期，各國使臣往來頻繁，言辭的得失常常關係到國家的存亡，因而對於言辭更加重視，把"立言"列為"三不朽"之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談言辭問題是先秦文學批評的萌芽。
先秦文學批評的正式形成，表現在對《詩》和樂的評論方麵。
今傳的《詩經》，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作品彙集,其中有些詩篇明確表白了作詩者的用意。如《魏風·葛屨》："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這裏有箴諫,有頌揚，顯示出詩歌的政治、社會作用，為"詩言誌"說、"美刺"說提供了作品根據。周王朝的統治者對於詩歌是很重視的，《國語·周語上》、《國語·晉語六》、《左傳·襄公十四年》都有使"列士獻詩、瞽獻曲"一類記載。統治階級的重視詩歌，主要不是為了欣賞詩歌藝術,而是為了政治上的實用,用以觀察政治的得失、風俗的盛衰，對貴族子弟進行思想教育，使詩歌發揮箴諫作用。當時的詩都是合樂的，所以周王朝掌管音樂的太師，同時也管教"六詩"（《周禮·春官宗伯》），詩與樂成為周王朝鞏固其統治的重要工具。
春秋時期詩歌實用的範圍有所擴大，成為各國使臣外交辭令的組成部分。據統計，《左傳》和《國語》共引《詩》200多次,絕大部分見於今本《詩經》。各國諸侯、使臣之間，在許多場合，賦《詩》言誌，或使別人賦《詩》以"觀其誌"。他們對《詩》往往采取斷章取義的辦法，摘取《詩》中的一兩句話來言自己的"誌"，或頌揚，或諷刺。《詩》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發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廣泛的影響。就在這種環境裏進一步產生了對《詩》的評論。《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了吳國公子季劄觀樂時的一段議論，可以說是古代最早的比較完整的文藝批評。魯國為季劄演奏了《周南》以下的十五國風(次序和今本大致相同)以及《小雅》、《大雅》、《頌》，還表演了多種樂舞。除了《檜》、《曹》以外，季劄對各國《風》和《雅》、《頌》以及樂舞，一一作了評論。在評論中他先稱音樂之美，而後論其歌辭。值得注意的是，他能從樂曲和歌辭中判斷有關國家的興衰以及發展前途。例如對《鄭風》的評論是："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對於《齊風》的評論是："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他把音樂、詩歌和政治的關係以及音樂與詩歌的認識作用提到這樣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他稱許《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豳風》"樂而不淫"，《小雅》"怨而不言"，《頌》"哀而不愁，樂而不荒"。可以看出，他欣賞的是詩與樂的中和之美。他對於頌美"先聖"、"先王"的《頌》詩更是備加讚揚，表現出他維護王政的鮮明立場。他的見解對以後詩樂理論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在先秦古籍中明確提出"詩言誌"說的是《尚書·堯典》。所謂"誌"是指誌意懷抱而言，著重在對政治和社會的態度與看法。"詩言誌"概括了詩的功能和特點，在詩歌理論上有重大意義，以至於被稱為"開山的綱領"（朱自清《詩言誌辨》序）。
諸子的文學批評：春秋、戰國之際是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時期，表現在文化方麵是"禮崩樂壞"的局麵。舊的統治階級控製文化教育的權力已被削弱；孔子聚徒講學，標誌著文化教育已從官府貴族手裏擺脫出來。這在古代文化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變革，這個變革有利於文化的發展。
孔子在講學中，培養出一批具有很高文化素養的弟子。他們來自各個階層，這就使文化知識得以廣泛傳播。隨著各諸侯國鬥爭形勢的發展，"士"的階層不斷壯大，他們代表著不同的階級、階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表述自己的社會理想，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諸子的文學批評在這種形勢下得到發展。
孔子的文藝批評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是"文質"說和《詩》論。他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質"和"文"的本義是質樸和文華，在孔子，是指人的品德和文化修養講的，但可以引申到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方麵來。他要求"文質彬彬"，也就是啟示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應該統一。因為重視"文"，所以他很重視言辭；還因為言辭和從事政治活動的關係也很密切，不懂得言辭，就不會了解人。他說："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他在教育學生時設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見《論語·先進》），把"言語"特設一科，說明了他對言辭的重視；但置在"德行"之後，表明了他最重視的還是"德行"。他認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他反對那些"巧言令色"的"佞人"（《論語·公冶長》）。但孔子也並不排斥文采，《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引他的話："《誌》有之，言以足誌，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誌，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他還說過："為命......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裏子產潤色之"（《論語·憲問》），都可說明他對文采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