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很重視《詩》的學習，《論語》中談到《詩》近20處,可以看作是純粹的文藝批評。孔子對《詩》的總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這都是就《詩》的道德教育作用而言的。孔子重視學《詩》的另一原因是，《詩》可以作為學習辭令語言的教本。他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而學習《詩》的語言的目的則是為了從政之後，"使於四方"能夠"專對"（《論語·子路》）。這顯然是從春秋時期各國使臣往來時常常引《詩》出發的，是"尚用"觀點的體現。
孔子在論到《詩·關雎》時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和季劄的觀點一致，所欣賞的也是中和之美；他對於流行的新聲，采取排斥的態度，指出"鄭聲淫"，並主張"放鄭聲"（《論語·衛靈公》），可以看出他的文藝思想的保守方麵。詩與樂的中和之美，派生出"溫柔敦厚"的"詩教"說（《禮記·經解》），旨在協調封建階級內部矛盾，因而成為後代詩歌批評的一個重要原則，對於詩歌創作產生了一些有害影響。但它作為詩歌的一種風格來說，也未可厚非。即使是政治諷諭詩,也不見得一味刻露就是好詩,有時婉而多諷，反具有感人力量。孔子論《詩》的另一個重要觀點即"興、觀、群、怨"說（《論語·陽貨》）。他從多方麵肯定了詩歌的政治、社會教育作用，加以高度概括，成為一個理論原則，這是他對詩學的重大貢獻。
墨子是接近社會下層的思想家,其學本出自孔門,後來自立思想體係，與儒學抗衡。他主張"節用"，反對繁文縟節的"禮"，反對一切雕飾、文采。他說："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是"單(殫)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墨子·辭過》)。基於這種觀點，他反對樂。在《非樂上》中舉出了反對樂的五個理由,意思不外是勞民傷財,有害於政。他也說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墨子》佚文），似乎並不絕對排斥"麗"和"文"，不過他在這方麵很少發揮，主要的還是否定音樂的陶冶性情作用，否定人們的審美要求，把"尚質"、"尚用"推向極端，具有明顯的片麵性。
墨子的"尚質"、"尚用"思想還表現在他提出"三表"作為立言的標準，即"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就是說，發表言論要根據古代"聖王"的曆史經驗和當前百姓的生活經驗；還要付之實施，看百姓是否受到實際利益。他把"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作為檢驗言論的標準之一，表現出他的進步思想。但他的著眼點是言論的實用價值，是論述的嚴密性和邏輯性，而不是文采，他自己的文字也都樸實無華。他的"尚質"、"尚用"的觀點，為韓非所接受。
孟子生當戰國紛爭、百家爭鳴的時代，他繼承和發展了孔子學說，他在和別人的論辯中，引《詩》近40多次，引《尚書》近20次，可以看出他對這兩部儒家經典都有很深的研究。這是他的文學思想的基礎。和墨子不同，他認為音樂具有感化人的作用："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盡心上》）他重視外在的修飾之美："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離婁下》）他認為愛美是出於人的天性："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盡心下》）他最早提出了審美觀的共同性問題："口之於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其中包含著正確的成分。他的文學觀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以意逆誌"說和"知人論世"說，作為理解詩歌的方法和評論作品的原則，這兩說都有首創意義，為學術研究開辟了新的途徑。孟子的"知言養氣"說，也對後世文論有較大影響。所謂"養氣"，是指自我修養而成的一種"浩然之氣"；所謂"知言"，則是指"□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醜》上）。它們的本義是講道德修養與辨別言辭是非的問題，後人引申到文學批評方麵來，成為"文氣"說的理論根據。
莊子的文藝觀受老子影響很大。老子認為客觀世界存在著混然一體的"道"，這個"道"是無形的，恍惚的,不可名說的,對於它，難以用語言和思維器官去把握，隻能用"虛靜"的精神狀態去體驗。基於這種哲學觀點，他反對言辭辯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五十六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老子》八十一章)他反對一切美色、美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老子》十二章)他主張"小國寡民",無為而治,因而反對知慧、仁義："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老子》十九章）對一切文化藝術都予以徹底否定。他的觀點在莊子那裏得到全麵發展。
莊子認為世界是不可知的,美醜、善惡、是非,都是沒有客觀標準的。所以他反對求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養生主》）他反對"美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齊物論》），進而反對言辭辯說："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就是說言和意所能及的隻是一般事物的跡象，而最高的"道"，是無形無象的，言和意所不能及的，至於記錄語言的書籍，隻不過是"糟魄"而已。這種從根本上否認言辭功能的說法，自然是片麵的,但任何語言表達上都有一定的局限,言和意之間不可能完全契合，所以莊子的話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他還說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它啟示人們:文學形式是為表達內容服務的,不能為了形式而掩沒了內容。要得其意,傳其神,意得神現即止，給人留下想象的餘地。莊子的觀點成為後世"離形得神"論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