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後哀榮
一
在浩瀚的史海中，有些人是生前熱浪蒸騰，死後卻闃然沉寂；而莊子則恰恰相反，在他沒後兩千多年，遠比他在世時風光得多，喧鬧得多。後世的學人對於莊子其人其書，貶之者固然所在多有，但譽之者更是為數極多，注《莊》、解《莊》、論《莊》者，代不乏人。他們不僅從哲學的層麵上解讀《莊子》，而且在人生道路抉擇、客觀事物解析、價值取向探究方麵，滲透著異代同心的深情理解，回響著一聲聲沉重的悲慨與歎息；特別是在文學與美學方麵，更是熱衷於分析、判斷，賞識莊子的才情，接受《莊子》的影響。正所謂：“名理孕異夢，秀句繡春心。《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①郭沫若先生有言，秦漢以來的一部中國文學史，差不多大半是在莊子的影響之下發展的。他還說：“莊子固然是中國有數的哲學家，但也是中國有數的文藝家，他那思想的超脫精微，文辭的清拔恣肆，實在是古今無兩。”
先秦諸子中，最早關注《莊子》一書的，是晚於莊子約半個世紀的趙國的思想家荀子，他對莊子曾有所論列。成書於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引述《莊子》的內容比較多。經當代學者劉笑敢考證，現存的《莊子》三十三篇，至少有十四篇曾被它們引用過，占42%；如果按五十二篇計算，就是說加上已佚的十九篇，那麼，被引用的假定還有六到八篇，總數達二十至二十二篇，看來，數量是相當大的。
漢初，賈誼最早在文賦中化用莊子的思想；淮南王劉安除自著《莊子略要》、《莊子後解》外，還組織門客編撰了《淮南子》，同樣對於《莊子》作了大量征引；特別是著名史學家司馬遷還為莊子寫了傳記，並加以概括而較為全麵的評論。但從總體上看，由於漢代比較重視落實，講究“強本節用”，著眼於政治化、實用性，這樣一來，相對於“道”來說，把“術”就看得更重了。這從太史公的父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一文中即可見其大概：它所強調的是“務為治”，是“立俗施事”，是“其為術也”。當時，“黃老治術”也好，“獨尊儒術”也好，最後都落腳在“術”上，而以“道”為旨歸的《莊子》，顯然是不甚合乎時宜的。
特別是，“自從董仲舒的建議批準以後，漢代初葉再生出來的一切文化思想，都要站在儒家學說的法庭之前，遭受審判，判定其生存或宣布其死刑。儒家哲學變成了封建製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變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標準的尺度。一切與這種原理相衝突的古典的學說，即使比儒家學說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從頭到尾被摧毀”①。在這種崇儒術、黜百家，其他文化思想遭到箝製的情況下，莊子之學受到冷落，對於它的研究處於沉寂狀態，是勢所必至的。
迨至魏晉南北朝，形勢發生了急遽變化，伴隨著玄學的勃興，呈現出學者群起解《莊》、注《莊》的熱潮。就中以郭象的《莊子注》，對後世影響最大。此前已有向秀、崔譔、司馬彪的注，據《世說新語》記載，同時注《莊》的還有幾十家，可見當日“大暢玄風”之浩蕩聲勢。當然，解《莊》、注《莊》的著眼點並不一致，多是借托以為己用，或為弘儒，或為當時士大夫的社會生活張本，成為“清談家的靈感的泉源”①。產生於南北朝時期的《顏氏家訓》，有“《莊》、《老》、《周易》，總謂‘三玄’”之說，並且把後出的《莊子》列為“三玄”之首。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莊子道脈、文脈的服膺者、傳承者，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的縱情遂性，以及後來的陶潛的複返自然，“二謝（謝靈運、謝脁）”、“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的藝術張揚，通過衝決儒家禮法的枷鎖，弘揚了自由精神，滋育了任放不羈的“魏晉風度”，開啟了爾後千餘年的清新、飄逸的詩性品格與藝術風範。
唐朝開國之後，伴隨著老子登上教主“太上老君”的寶座，道家繼起者而且集其大成的莊子也備受重視。天寶元年，玄宗皇帝下詔賜封莊子為“南華真人”，尊其書為《南華真經》，《莊子》由“子學”上升為“經學”，並被列為科舉考試內容；當時，皇帝還下詔改離狐縣為南華縣（今屬山東省菏澤市）。
洎乎宋代，莊子研究呈現新的高潮，許多知名學者投入到這項活動中來，寫出大量學術專著。這和朝廷對於莊子的特殊眷顧與帶頭倡導，也有直接關係。宋代皇帝大多崇尚道教，真宗曾詔令校定摹刻《莊子釋文》；徽宗還晉封莊子為“微妙玄通真君”，並詔令太學置《莊子》博士。政治權力的介入，固然有利於擴展莊子的影響，但對於其學說的研究、發展，並沒有多少實際價值。
有的學者從學術發展史上分析，認為處於三教爭衡的背景之下，道家與道教結合的趨勢日漸突出；後來道家思想又被引入禪宗，對佛禪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隨著儒學複興，理學昌盛，更促進了莊學與儒學的結合，一些理學家在闡揚儒家倫理道德的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吸納了老莊的思想。在這種形勢下，莊子的影響以及對於莊學的研討，也出現了新的趨勢，即關注形而上學、本體論方麵較少，而側重於認識論、人生觀、精神境界和文學藝術，於這些方麵著力較多。
明代以來，以儒解莊、以佛解莊、以道解莊、以文解莊，眾流齊彙，使莊學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當代莊學史家方勇指出，明代越到後來，越是表現為心學、佛禪與老莊思想的合流，晚明時期一大批著名文人學士，既承祧王陽明心學宗旨，以獲得心性的解放，同時又十分崇尚老莊思想，借此來表達其超然適性的人生態度和素樸求真的美學思想，這對莊學的複興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對於嘉靖、萬曆年間，注莊、釋莊、論莊成為風氣所尚這一現象，當代學者羅宗強認為：“明代後期是一個在思想潮流上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狂禪與縱欲，在一部分士人中相當流行。對於莊子的愛好，正是在這種風氣下出現的”。他們“借著對於莊子思想的解釋，加以引申，表達自己的思想，如袁小修的《導莊》，袁宏道的《廣莊》，和後於他們的王夫之的《莊子通》等等。這一類著作，往往帶有更多的解者個人色彩”。
清代的《莊子》研究，由宋明學人的重義理、重心性轉而為重訓詁、重校勘。影響較大的，前有林雲銘的《莊子因》，後有郭慶藩的《莊子集釋》和王先謙的《莊子集解》。方勇先生認為，“清代的莊子學肇始於明遺民，多為借闡釋《莊子》以抒發其遺民胸臆。自康熙中後期到乾隆時期，莊子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而隨著乾嘉學派的興起，《莊子》考據之學便異軍突起”；到了清末，莊子學“在義理、藝術闡釋和考據方麵，都有高水平的著作問世，其中不少著作還自覺引進了近代的思想和學理，從而成為民國時期新莊子學的先聲”。所謂“新莊子學”，主要是指民國時期在《莊子》闡釋上，對於西方新思想、新思維、新方法的主動引進和積極利用，這為莊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路徑與廣闊前景。
近現代，特別是民國時期，莊學研究十分活躍，碩果累累；而在當代，莊子的研究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發展態勢。當代學者姚曼波指出：“莊子提出並試圖解決的，是人類生存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人類的精神生存，人類文明進化過程中人性的保全，以及人類靈性智慧的開拓、精神潛能的開發。其哲學視野的廣闊與思辨的深刻，使他的精神本體論顯得博大精深，在人類哲學史上獨樹一幟。”在後現代的曆史語境下，如何防止異化、確立本真的自我，建立以精神為核心的價值體係；以及如何正確處理人際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內心世界的關係，在在都可以從莊子思想中獲取有益的啟示。
一部莊學發展史表明，自秦漢以迄近現代，莊子的思想、精神，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長河中，舉凡哲學、美學、文學藝術，以及讀書士子的人格心理、心性修煉、道路抉擇、文化生成等各個方麵，無不顯現其碩大的身姿，產生深刻的影響。為此，侯外廬先生有言：“從其影響於中國士大夫的曆史來看，實在不是‘異端’，而是‘正統’”。
作為開創性的哲學家、反傳統的思想家和天才型的文學家，莊子的學術價值、精神風貌與藝術貢獻，他的直觀、辯證的思維方式，追求人格獨立、身心自由的精神，以及“汪洋辟闔，儀態萬方”的奇文異采，永遠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二
從方勇先生的《莊子學史》中可以看出，兩千年來，對於莊子其人其書的批評、研究，迄未中斷。由於立足點、出發點不同—有的站在崇儒衛聖的立場上；有的著眼於教民勵俗、世道人心方麵；有的從社會發展進步或現實政治需要出發—批判的著眼點和側重麵也各有差異，大別之，可分為哲學角度（學術觀點，如相對主義、虛無思想），政治角度（社會發展、科學文明、秩序建立），人生觀角度（價值取向、人生道路、處世態度）等多個方麵。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五花八門，各極其致：有的以儒解莊，有的以釋解莊，有的以道解莊，有的以程朱之理通莊子之意；有的采用傳統的考證方法，有的以時文（科舉時代應試之文）方法，有的引進西方的哲學觀念、研究方法，有的進行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等等。這一切，都決定了莊子批評、研究的“眾聲喧嘩，莫衷一是”的獨特現象。這種情況，不要說在先秦諸子中為僅見；即便是在整個中外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恐怕也是十分特殊的。
譽之所至，謗亦隨之。莊子在世時，就曾受到好友惠施的指責。惠施是以現實的功利的眼光，來看待莊子的學問，說它大而無用，不切實際。幾十年之後，又遭到荀子及其弟子韓非的批評。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場上，斥之為“滑稽亂俗”；他還批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韓非則在其著作中，不點名地批評莊子：“離眾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天下之惑術也”。
到了漢代，揚雄以十分激烈的筆觸，詆莊子“罔君臣之義”，“蕩而不法”。西晉葛洪則承襲惠子的觀點，指斥莊子學說不切實際，沒有實用價值，就像寶劍縫不了衣服，大象捕不到老鼠，金屬做的船不能淩波航海一樣。而在東晉時期，就連以“真率蕭閑”、“高古超妙”著稱的書聖王羲之，也出於修神仙、求長壽之虛想，認為莊子的一死生、齊彭殤，是虛誕與妄作。王坦之則進一步發揚揚雄的見解，著《廢莊論》，對莊子予以全盤否定，指斥“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壞名教，頹風俗”，“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唐代的李磎接著又寫了《廣廢莊論》，批判莊子對仁義、禮樂的否定，說他“詭聖敗法”，“理自乖舛”。
宋代兩個對立的學派—崇尚性理的理學和主張事功的永熹學派之間，分歧很大，但是對於莊子，都抱持批評態度。理學家以儒家的倫理道德哲學為準繩，批評莊子的自然主義人生哲學，以及精神修養方法、人生取向、處世態度。理學的宗師程頤態度較為決絕，據說他曾宣稱一生不讀《莊子》。不過也未必，因為他曾說過：“莊生形容道體之語，盡有好處”；還說：“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如果他對《莊子》真的未曾寓目，怎麼會得出上述結論？朱熹對於莊子的態度比較複雜，一方麵吸收莊子的學說，讚賞其奇才卓見；一方麵又對其中大量觀點，抨擊得不遺餘力，甚至認為莊周是孔子最厭惡的“鄉願”的同類，“賊德之尤”者；還說：“隻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稍晚於朱熹的永嘉學派集大成者葉適，說莊子“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其罪“大於諸子”；所堪慮者，是“莊周之書，禍大而長存”。南宋末年的黃震，認為《莊子》乃“亂世之書”，這原是說得不錯的；但他竟然主張“一火焚之”，就未免過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