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漢代，太史公可說是莊子的異代伯樂，正是依憑他的史筆，後人才得知戰國中後期曾經有過這樣一位曠世奇才；然而，即便是知己如太史公者，他對莊子也還存在著認識不足甚至偏頗的缺陷。台灣學者王邦雄指出：
“莊學”的厄運，始於司馬遷的《史記》。把老、莊、申、韓同列一傳，把莊子當作“老學”的生命智慧向申、韓政治權術轉變的過渡人物，《莊子》是道與法之間的轉關，從而造成了學術的誤解，對後代的“莊學”研究產生了不良的影響。梁啟超說，《史記》把老、莊、申、韓同列一傳，是最得真相之見。於是，江瑔在《讀子卮言》中，便認定由老轉向申、韓，莊子是其中的關鍵。
看得出來，司馬遷評價莊子，還隻是著眼於政治實踐方麵，“本歸於老子之言”和詆孔子、剽剝儒墨，而對莊子在抽象思辨上超越儒墨方麵的價值和水平，則關注得不夠，像集中反映莊子發展觀、矛盾觀的《齊物論》，涉及道的本根的《大宗師》，體現莊子哲學精髓、崇尚精神自由的《逍遙遊》這些至關重要的篇章之所以未能列出，恐怕也和這種取向有直接關係。
晉人郭象，乃大有功於《莊子》者，他在文本的闡釋與傳播上，有其不可磨滅的勞績；但他在解《莊》過程中，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者需要，加雜進大量個人的私貨，以致有人調侃說：“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正是由於他所秉持的基本是傳統儒家的觀點，因而對於《莊子》的詮釋，帶有明顯的傾向性。比如，莊子對於現存社會、倫理、政治、人倫秩序等等，是持否定態度的，而他卻從合理性的角度加以解析，做出“名教即自然”的論證。還有，如果傳世的《莊子》版本確是經他手定的，把五十二篇減為三十三篇，剩下的十九篇盡皆毀棄，那麼，這究竟是功呢，還是罪呢？反正從此以後，人們就再也見不到《莊子》一書的原貌了。
看到儒家援莊以弘儒，釋家便“照單請客”，也拉拽著莊子去證佛，或者以佛解《莊》，將莊子梳妝打扮成釋迦牟尼的同道。那種情景，正如宋人黃郛所說的：“道家援之以入道，儒家挈之以合儒，釋家引之以證釋。千歧百出，淆亂是非，豪奪巧偷，莫知所可。”
在這個問題上，魏晉唐宋各朝的道家後繼人、闡釋者，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許多人不是把功夫下在對莊子學說的體悟上，而是如朱熹所諷刺的，他們“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卻去仿效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
這種情況，令人聯想到中國“古建”的命運。對於有價值的但已經破損的古代建築，有些人出於愚昧無知，有的則是以“發展經濟，帶動旅遊”為名，按照現代的標準、規格進行改造翻修，名曰重建，實是破壞，所謂“建設”中的破壞，為害尤甚。曆史上的莊子，也曾遭遇到類似的命運。
當然，後果最嚴重的還是莊子及其學說被道教的綁架與利用。一個崇尚自然本性、貴虛尚靜、淡泊無為的偉大哲人，竟然和那些畫符念咒、燒丹煉汞、白日飛升、周旋於齋醮祭壇的方士攪合在一起，豈非滑天下之大稽！就連他在唐代被道教推崇者封為“南華真人”，宋元之際又被封為“南華老仙”，如果地下有知，他也會挺身而出、毅然反抗的—活著他不願做獻祭的犧牛，死了又豈肯成為受人頂禮膜拜的偶像！
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有其主觀與客觀的雙重因素。客觀上，當時道教的盛行與發展，需要借助一種理論支撐，一個“道”字把道家與道教聯結在一起；就主觀上分析，則和對於《莊子》本文、莊子思想的曲解、誤讀有直接關聯。本來，莊子的道屬於境界形態，並非實有，因而不可能成為超自然的力量；而他所追求的精神自由，隻在於破除我執、防止人性的“異化”；即使他在一些篇章中提到神人、真人，也隻是用以體現一種精神生命境界，絕對不含宗教的色彩。誠然，莊子確曾設想“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超越時空限製，實現寰宇遨遊；應該說，這是文學天才的超凡想象力的產物，是形象描述、藝術構思，哪裏會真正想望著展翅飛天，騰雲駕霧！可是，後世的道士們，卻以此作為服食求仙、肉身超升的宗教修煉的依據，把它演化為長生不死、得道飛升的神仙法術，背離莊子的思想何啻十萬八千裏。
郭沫若先生針對超然物外的莊子思想竟為鄙俗的方士之流所竊奪、利用的悲劇現象，曾發出如下的感慨：莊子“也在防盜，他來一套大法寶‘磅礴萬物以為一’，這不僅是‘藏天下於天下’，簡直是藏宇宙於宇宙了。然而依然給他盜了”；“他理想的恬淡無為，也被盜竊了成為二千多年來的統治階層的武器。上級統治者用以禦下，使天下人消滅了悲憤抗命的雄心；下級統治者用以自衛，使自己收到了持盈保泰的實惠”。
當然，這種悲劇現象，也不隻發生在莊子身上，老子又何嚐不是這樣！即以儒學的一代宗師孔老夫子來說，他同樣也未能逃出這尷尬的命運，而且更加淒慘。活著的時候，四出弘道、求售，“累累若喪家之狗”；死後，兩千五百年間，一直被當成曆史的傀儡，或工具，或器具，或玩具，或道具，被綁架，被利用，被肢解，被扭曲，何曾得到過片刻安寧！隨之，他的命運也變幻無常，時而被捧上神壇，時而又被踩在腳下，時而被聖化，時而被醜化，時而當“王者師”，時而成“落水狗”，像一個麵團那樣，被揉來揉去、捏來捏去，“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①，一直被曆代統治者把玩於股掌之上。豈不悲哉！
四
兩千多年來，莊子思想精神已經溶入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性、民間信仰、文化愛好之中，形成了豐厚的傳統文化積澱，成為民俗民風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學者楊義談到，先秦諸子在創造其學說的時候，除了麵對有限的文字文獻係統之外，他們麵對的主要是異常豐富多彩的民間口頭傳統和原始的民風民俗。同樣，今天我們在還原莊子思想、形象時，也不應忽視世代口耳相傳的民間文化積澱。
我幾次深入魯西南、豫東、皖北三個地域的一些縣區，一個突出的印象，是那裏的有關莊子的民間文化積存十分豐厚。史誌記載、口頭傳承、說唱藝術、圖畫故事等，形式多種多樣；特別是大量民間傳說故事，蘊涵了這位古代哲人對自然的思索，對社會的審視，對人生自由的追求等豐富的內涵。此前，山東省東明縣從大量口頭傳說故事中整理出四十篇有代表性的莊子遺聞軼事，被批準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涵蓋六個方麵：關於莊子姓氏名號來曆的傳說故事；關於莊子漆園為吏和遊曆列國的傳說故事；關於莊子隱居南華、著書授徒的傳說故事；關於莊子升仙求道的傳說故事；關於莊子墓、莊子觀的傳說故事；關於莊子相關物品及與當地風俗相關的傳說故事。
在安徽省蒙城縣，我曾親自聽到一個“莊子求道，還家度妻”的民間傳說故事；聯係到京劇《大劈棺》和黃梅戲《劈棺驚夢》，發現它們的情節大同而小異—
莊周得道之後，路遇一個新寡的少婦在丈夫墳前用力扇扇子，以便及早土幹，爾後改嫁，他受到了很大刺激，遂回家試探妻子田氏。他在家中，偽裝病死，封棺入殮；又幻化成楚王孫，攜一家僮來家款敘。田氏接談之後，對王孫頓生愛慕之情，決定委身於他。洞房合巹之夜，王孫忽患頭痛，謂死人腦髓可治。田氏乃揮斧劈棺，意欲挖取亡夫之腦。莊周突然躍起，責罵田氏，田氏羞愧自殺，莊周乃棄家出走。
說不清楚，戲曲中所述與明末文人馮夢龍的話本小說《醒世恒言》中的《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何者為源，何者為流。關於馮氏這篇話本小說，台灣學者金榮華做過考證，它脫胎於明代無名氏的話本小說集《啖蔗》中的《叩盆記》。當然，總的源頭還是在民間說書人那裏。這使人想到南宋詩人陸遊的詩：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還有清代溫州詩人郭鍾嶽的《甌江竹枝詞》：
呼鄰結伴去燒香，迎麵高台對夕陽，
錦繡一叢齊坐聽，盲詞村鼓唱娘娘。
有名的“中郎”蔡邕也好，沒有留下芳名的“娘娘”也好，即便是再響當當、亮光光的“權威人物”，一當退出人生舞台，也會完全喪失其支配自己命運的能力，最終難免落得被後人隨心所欲地恣意編排、塗紅抹黑，遭曲解、被誤解、受肢解的可悲下場；至於成為說書人的口頭故事，在普通民眾中世代流傳，或者演繹成作家的話本小說和舞台戲曲，更是極為常見的現象。
關於莊子的傳說，其傳播渠道也正是這樣。這裏一個突出問題，是由於道教的滲透力和深遠影響，使具有民間特色的研究方向趨於世俗化、宗教化、地域化，導致莊子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發生了嚴重的扭曲與變形。
在河南省民權縣的順河鄉青蓮寺村，自發形成的紀念莊子的廟會，據說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曆史。據《唐會要·尊崇道德》篇記載，唐天寶元年（742年）二月十二日，唐玄宗追賜莊子為“南華真人”，其所著書被崇奉為《南華真經》。蒙澤村人為祭拜莊子，建寺一座，取名“青蓮寺”，蒙澤村也改名為青蓮村。
山東省東明縣莊寨村，以莊子後人身份，成立了宗親會。這裏自古就流傳著“二月祭生、八月祭死”的習俗—每年二月初九和八月二十四（傳說為莊子的生日和忌日），前來祭拜莊子的民眾絡繹不絕；直到現在，每逢這兩天，河南、山東、黑龍江三省八縣區三十多個村的莊氏家族代表，都齊集莊子觀前，叩頭祭拜“莊老爺”（對莊子的昵稱）。即使上世紀60年代三年困難時期，莊子觀前也香火不斷。在重修莊子觀時，各地許多宗親捐資獻款。應該說，這種信仰的形成，來之匪易，是世世代代心理積澱的結果，絕非靠著行政指令或者金錢買動所能達致的。被神化了的莊子，在當地人心目中，成了降福消災的神明，讀書士子求他保佑高科得中，行商坐賈向他祈禱生意興隆，種田人拜求五穀豐登，患病者叩乞消災祛病。地方誌記載，清代這裏就有“莊子酒樓”、“莊周山木行”；民國年間建有“大宗師講學堂”、“秋水浴池”等。
東明、民權、蒙城等地，當地政府十分重視，分別舉辦了幾屆莊子學術研討會，國內外學者和莊氏宗親會成員代表應邀出席。這些縣區都分別成立了民間莊子研究會，組成一支數量可觀的研究隊伍，許多中學教師、方誌編者、政協委員、退休幹部參與進來。他們把文本研究和方誌整理、地下文物發掘結合起來，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果：整理出關於莊子的大量民間傳說，編輯、撰寫、出版多種學術著作、論文集，還有一些書畫作品；拓展了新的研究領域，如地方誌中的莊子、古代詩詞中的莊子、民眾心目中的莊子，等等；發掘出不少埋入地下的明清以來紀念莊子的碑碣文物；整修與新建了一些莊子觀以及博物館、紀念堂等。
這一切表明，這位平民思想家在後世民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