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傳薪有後人
一個時期以來，盡管腦子裏裝滿了“不知說（悅）生，不知惡死”，“死生無變於己”和“死也生之徒”、“方生方死”、“物化”、“知歸”等曠達之論，但是，待到這部文學傳記真的寫到莊子之死時，心中仍不免懷有絲絲的悵惋。好在這種淒愴的感觸為時不長，當我想到，就其精神與文脈千古傳承、綿延不絕來說，這位平民思想家又何嚐離開過人間半日！他將茫茫無際的思考空間留給了後繼者，薪盡火傳，斯文不墜，從而延續了整體生命。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①，其斯之謂歟！
詩人海涅說過：“德國被康德引入了哲學道路，哲學變成了一件民族的事業。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現在德國國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喚出來的一樣。”套用這句話，我們也可以說，中國被莊子引入了文學道路，文學變成了一件民族的事業。大批大批的詩人、作家、藝術家出現在中國大地上，就像用魔法呼喚出來的一樣。
因成七律二首：
逍遙齊物葆天真，喜見蒙莊有後身。
呼馬呼牛隨世態，無功無己做神人。
千秋帝業今何在？一代天驕早化塵！
唯此布衣貧叟健，悠悠文脈久傳薪。
神華千古仰文宗，士有莊周後世風。
恥做犧牛衣繡錦，不蘄澤雉入雕籠；
自崖返矣君行遠，以道觀之吾誌同。
死而不亡仁者壽，絕塵超軼聳鼇峰。
一
魏晉南北期，就形勢之混亂、人心之蕪雜、世路之艱難來看，都和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有些相似。而其時，讀書士子對莊子之青睞與關注，也達到了空前甚至絕後的程度。誠如聞一多先生所說，魏晉時期，“像魔術似的，莊子忽然占據了那全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他們說‘三日不讀《老》、《莊》，則舌本間強’。尤其是《莊子》，竟是清談家的靈感的泉源”。但是，當時有些玄學家、清談家，不過是侈談玄理、徒逞舌辯，並未能真正悟解莊子之道，而抉其神髓，窺其堂奧。倒是以文采與異行著稱於世的魏晉之際的嵇康，神追心慕，身體力行，庶幾近之。
說起這位嵇康來，人們會記起這樣兩件事：
“竹林七賢”之一山巨源，由選曹郎升遷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出於關懷與器重，鄭重地舉薦了他的朋友嵇康填充空出來的位置。不料，嵇康卻寫下了《與山巨源絕交書》，嚴加拒絕，並宣告與他斷交，語意決絕，詞鋒犀利，借明心誌。信中，嵇康詳盡地說明了自己不願做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必不堪者”，主要是著眼於生活習慣、個性癖好方麵：一是好睡懶覺，“臥喜晚起”，不堪差役呼喚；二是性喜“抱琴行吟”、釣魚射鳥，不慣吏卒守候身旁；三是不堪正襟危坐，揖拜上官，又兼身上長滿虱子，“把搔無已”，身著官服極為不便；四是“人間多事，堆案盈幾”，不堪公文酬答；五是不堪“降心順俗”，吊死送喪；六是不喜與俗人共處，厭煩“賓客盈座，鳴聲聒耳”；七是不堪官事煩勞，“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而“甚不可者”，則屬於價值取向、天性秉賦方麵的問題：一是，一貫否定商湯王、周武王，鄙薄周公、孔子這些儒家崇奉的精神偶像，這是正統、禮教所絕對不能容忍的；二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信中說他，“縱逸日久，情意傲散”，“又讀《莊》、《老》”，就更加放縱而毫無拘束了。上進求榮的心，一天天地低落；而放任本性、不願做官的情懷，倒是與日俱增。就好像飛禽、野鹿，小的時候進行馴養，容易服從約製；待到長大以後，你再把它束縛起來，那就必然急遽四顧，橫踢亂蹦，即使給它戴上黃金打製的馬嚼子，喂它美味佳肴，它也會愈加想望高大的樹木，懷念豐茂的野草。
盡管信中申明，他不願出仕，純粹是為了脫略世事，借以養性全身，而並非自鳴清高，更不是與新朝有什麼過不去；但由於其情緒憤激、語言尖刻，多處有所衝犯，最後還是為此得罪了當政的司馬氏集團。顯然，這封通信，無異於一篇與當權者徹底決裂的宣言，難怪“大將軍（司馬昭）聞而怒焉”。
另一件事，是司馬氏的親信鍾會，久慕嵇康之名，有意與他結交，這天，“輕衣肥乘，率眾而往”。當時，嵇康正在和友人向秀在樹蔭下掄錘鍛鐵，對鍾會的到來，完全不加理睬，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鍾會自覺無趣，於是，悻悻地起身，準備離開。可是，這時候，嵇康卻發問了：“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也沒好氣地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從此，結下了深深的仇隙。誠如魯迅先生所言：“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
嵇康對於莊子，有特殊的尊崇與喜愛。《晉書》本傳中，說他“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他自己也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猗歟莊老，棲遲永年”。晉人好言老莊，但將這兩位道家始祖相提並論，實始於此。作為“正始詩人”的傑出代表，嵇康存世的五十三首詩中，引證、化用、闡釋《莊子》中的詞句、意蘊，隨處可見。特別是在思想形成與人格建構方麵，嵇康從莊子身上汲取了深厚的資源。可以說，莊子是嵇康的人生導師，嵇康則是莊子思想的積極闡揚者與忠實踐行者；而且，他在接受與闡發過程中，也“把莊子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間化了，把它從純哲學的境界，變為一種實有的境界，變成詩的境界”；“他的遊心太玄，他的求之於形骸之內，求意足，已經不是空無，不是夢幻，不是不可捉摸的道，而是實實在在的人生，是一種淡泊樸野、閑適自得的生活”①。
史載：當嵇康聽說好友向秀將為《莊子》作注時，頗不以為然，他擔心向秀隻作章句學問，而丟棄莊子思想的精神實質，因說：“此書詎（豈）複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應該說，曆代文人中，真正能夠理解並積極踐行莊子的人生觀，遵行其傲然獨立的人格，皈依其養性全真、順時應命、任順自然的思想，對其人格風範、精神境界予以極高評價的，當以嵇康為最。嵇康接受了莊子的“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的人生準則，心之所適，意之所安，行之所由，與莊子的逍遙遊世，是一脈相承的；而且，他和莊子同樣，不做“犧牛”，善用“減法”，又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悲劇情懷和批判精神，都屬於那類“熱腸冷眼”的遊世主義者。
莊子以相對主義的齊物思想，拋棄對名位、榮利的眷戀，化解對是非、好惡、生死、窮達的執著；嵇康則以“意趣疏遠，心性放達”自遣，奉行“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的養性原則。莊子視富貴榮華、功名利祿如敝屣；嵇康亦甘願“方外榮華”，“遊心於寂寞”。莊子主張“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嵇康則奉行“外不殊俗，內不失正”的做人準則。莊子以先王為芻狗，嵇康則“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莊子認為：“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①；嵇康也說：“至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為業”。甚至在親自參加體力勞動，成為勞動者一員方麵，二人也完全相像。莊子家貧，靠編織草鞋為生；嵇康本傳中說：“康居貧，嚐與向秀共鍛（揮錘打鐵）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
但是，嵇康學習莊子，終究還不到家。誌在養性全身，最後卻以言行憤激，得罪當局，死得很慘，終年還不足四十歲，如同一顆瞬息消逝的隕星，在穿越大氣層的劇烈磨擦中，刹那間放射出奪目的光焰，上演了一出短暫而慘烈的人生悲劇。時人孫登於惋惜之餘，說了一句確切的評語：“君（指嵇康）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當然，嵇康畢竟還深得蒙莊之真髓，而且，從自己的人生慘境中，也接受了深刻的教訓。他在受戮之前，曾有一篇寫給兒子的《家誡》，囑咐他做人要謹慎小心，免遭不測。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摘引了兩條：
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麵，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告密的嫌疑。（原文：“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眾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
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原文：“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也。且默以觀之，其是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
前一條說，宦情險惡，宜多加防備，這使人想起莊子在《人間世》篇所講的做臣子的難處和“言語風波”的困擾；後一條說，不要參與爭議、辯論，這使人想到《齊物論》篇中的“辯無勝”，“論而不議，議而不辯”。可見，莊子的思想、精神已經深入到嵇康的骨髓之中。
二
嵇康，還有阮籍，這些竹林名士，在傳播與弘揚莊子思想方麵，起到了橋梁與紐帶作用；由於他們都師承莊子，本人都是著名的詩人，文章做得出色，因而對於後來的文士，其影響相對就更深遠一些。為此，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中說：“歸自然，得自然??授自然，與陶潛‘複得返自然’意同，而嵇康實為先驅。”
陶潛字淵明，是東晉後期的大詩人。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儒、道兩家的影響，而尤以道家的影響為深。他比莊子整整晚生了六百年，但其思想、取向、人生道路抉擇，卻是遠承這位詩人哲學家。
陶潛出身於官宦世家，祖父與父親都曾做過太守；他出生後，家道中落。由於幼年深受儒學濡染，所以，青年時代，在仕途中也曾懷抱“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雄心，但很快就發現官場政治黑暗，完全與本性乖異，於是辭職隱居；後經叔父推介，出任彭澤縣令。到職八十一天，趕上潯陽郡督郵下來巡察，下屬提醒他應該穿上官服，“束帶迎之”，他極端反感地說：“我豈能為五鬥米向鄉裏小兒折腰！”當即賦《歸去來兮辭》，掛冠而去，從此終身歸隱。他從二十九歲步入仕途，到四十一歲辭官，為時十三年，所以，《歸田園居》詩中，有“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之句。
從這裏說的“誤入塵網中”和《歸去來兮辭》中寫的“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看得出他對於以前一段仕宦生涯的追悔。而脫離仕途之後的心理感受，則是“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真正解脫了“心為形役”的困境，回歸田園，重返丘山，開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陶潛的這段經曆，特別是在追求精神的絕對自由，使靈魂逍遙在沒有空間與時間之限的自然中這方麵，和莊子極端相似。莊子說過，水澤裏的野雉走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走百步才能飲到一口水，可是，也決不祈求被豢養在樊籠裏。而陶潛則是跳出樊籠，重返自然。
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認為，魏晉時期，人們對莊子自然之道的理解，陶潛勝出一籌。確是如此。法天貴真，張揚個性，陶潛對於大自然有極其深厚的感情。在他現存的一百二十餘首詩歌和十幾篇散文、辭賦裏，欣賞自然、頌讚自然、享受自然的內容，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成了陶潛詩文的骨架與靈魂中樞。在大自然中勞作，在大自然中飲酒，在大自然中會友，在大自然中嘯傲，他從大自然那裏汲取了無窮的樂趣，心無一累，萬象俱空。諸如，“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歡來苦夕短，已複至天旭”，“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的句子，隨處可見。
當然，同歡娛、開朗的心境形成鮮明的對比，陶潛的物質生活卻是困難與淒苦的。從他的詩文中，我們不難發現，與這樣一個孤高倨傲的生命個體相依相伴的，竟然是令人心靈震顫的悲情與苦況。從他辭官歸裏到告別人世，二十二年間，絕大部分都是掙紮在饑寒貧困的邊緣。遇到豐收年景，可以“酌春酒，摘園蔬”，聊免饑寒之累；而當災荒年月，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嚐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有句雲：“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這種困頓生涯，在詩中有全麵的反映：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
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
詩的前麵有個小序，略雲：“旬日已來，始念饑乏。歲雲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詩中五六兩句，較為生僻，稍作解釋：“惄如”，饑餓難熬的樣子。“九飯”，一個月隻吃九頓飯。典出《說苑》：“子思居衛，貧甚，三旬而九食。”下句說，盛暑時還穿著討厭的冬裝。
另有一首詩，標題就叫“乞食”，開頭四句是：“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叩門拙言辭。”此情此景，竟然發生在一個世界級的大詩人身上。確實如作者所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南史》本傳記載，陶潛“躬耕自食”，“偃臥瘠餒有日矣”，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前往探問，勸他出仕，不要“自苦如此”；而他卻以“誌不及也”作答。臨走時，檀道濟饋以粱肉，也被他揮手謝絕了。看得出來，陶潛的歸隱，既出於向往自然的本性，更有逃逸人世，明哲保身的考慮。他的饑寒交迫的困境和遠離官場，避之唯恐不遠的心態，完全與莊子相一致。
與莊子極為相似的，還有他對待生命與死亡的態度。去世前，他寫了《挽歌詩》三首，從入殮、出殯寫到下葬：表現出精神上的曠達與超脫：“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為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得失不複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
其中第三首尤其精彩，詩情與哲理結合，表現出一種達觀的情懷和安詳的心態，讀來親切感人。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麵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複朝。千年不複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陶潛與莊子，表現在飲酒方麵，有明顯的差異。陶潛嗜酒如命，貪杯成性，據徐誌摩在《結算陶淵明的一筆酒賬》中統計，陶詩中有酒的句子多達四十六處，酒字占三十二個，其他觴、醉、斟、壺、飲、酌、杯、酣、酤等字不下四十個，加上酒字，共七十多個。詩中有酒的句子，約占全部句子的三分之一。甚至還寫到死後也沒有忘記飲酒，《挽歌》之二雲：“昔在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嚐。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說從前沒有酒喝，現在酒菜擺在麵前，喝不到嘴裏了。《莊子》一書中提到酒的也有十幾處，《齊物論》中說，“夢飲酒者，旦而哭泣”；《達生》篇有“醉酒全生”之說—醉酒的人摔下車子，雖傷而不致死；《漁父》篇有“飲酒則歡樂”和“飲酒以樂，不選其具”；《列禦寇》中說，“醉之以酒而觀其則”。看得出來，莊子對酒還是有興致的，起碼是不厭惡、不反感；但他卻絕不貪杯嗜飲。之所以如是，當是出於養性貴生的考慮；當然，也可能是條件所限，由於家貧，像顏回那樣，“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
古代文人嗜酒者，堪與陶潛比並的，當以李白為最。不是有那麼兩句話嗎？“太白有詩皆詠酒，淵明無酒不吟詩”。
三
李白的思想比較駁雜，儒道的教義與遊俠之風，在他身上都有所體現。一方麵要做帝王的輔弼，一方麵又喜愛棲隱山林，逍遙任性，入世與出世兩種矛盾困擾著他的一生。清代思想家龔自珍有言：“莊（周）、屈（原）實二，不可以並，並之以為心，自（李）白始。”當然，就其實質來說，李白的清逸氣脈、瀟灑風神，超塵拔俗、崇尚自由、落拓不羈、傲睨一切的氣質，主要還是脫胎於莊子；這在後期，表現得尤其顯著。
《侯鯖錄》載：
唐開元年間，詩仙進謁宰相，擎著書有“海上釣鼇客李白”的手版。
宰相問道：“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為鉤線？”
答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誌，以虹霓為絲，明月
為鉤。”
又問：“以何物為餌？”
答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
宰相聞之悚然。
幾句簡單的答問，生動地展現了這位詩仙的神韻，真實地刻畫出他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他輕世肆誌，蕩檢逾閑，總要按照自己的意誌去塑造自我，從骨子裏就沒有對聖帝賢王誠惶誠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倫理、道德規範、社會習慣放在眼裏，一直鬧到這種地步：“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①，痛飲狂歌，飛揚無忌。
這種“鬆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的天性，和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傲骨，加上殘酷的現實又無情地粉碎了他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於是，“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就成了生活樂章的主旋律；而莊子筆下的那隻摶搖直上、橫絕宇宙的大鵬鳥的形象，就通過這位“謫仙人”展現在世人的麵前。
有人統計，李白詩歌中引用《莊子》中的典故多達七十多處；他在《大鵬賦》中，以“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領起全篇，然後，揮灑誇張、恣肆的筆墨，展現大鵬憑陵昆侖，“上摩蒼蒼，下覆漫漫”，“六月一息，至於海湄”，“溟漲沸渭，岩巒紛披”的雄強、健偉的形象，以詩賦形式，重現了莊子《逍遙遊》篇的意境與風采。
解讀李白的詩，最令我們震撼的是他的豐富、奇幻的想象力。那“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的司馬將軍，那“坐令鼻息吹虹霓”的鬥雞兒，那“猶能簸卻滄溟水”的大鵬鳥，那“大如席”的燕山雪花，那“三千丈”的緣愁白發，哪個形象不讓人心神震撼，牢記終生；哪個超拔的想象，奇肆的誇張，不讓人聯想到《莊子》的海樣襟懷，如椽巨筆！
你看詩人筆下的黃河與華山：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
黃河萬裏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
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
三峰卻立如欲摧，翠崖丹穀高掌開。
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台。
這種氣魄，這種豪情，就詩文來說，除了《莊子》，真不容易找到堪資匹敵的。在表現手法上，正如清人方東樹所說：“大約太白詩與莊文同妙，意接而詞不接，發想無端，如天上白雲，卷舒滅現，無有定型。”至於在蘊涵、意境、格調方麵，李詩、莊文相通相似之處，更是隨地可見。諸如：
李白詩中反映生死觀的：“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①
寫自由精神的：“紅顏棄軒冕，白首臥鬆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
事君。”②
描繪超然心境的：“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③；“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④
反映人與自然和諧交融的閑適生活的：“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長歌吟鬆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複樂，陶然共忘機。”⑤
特別是展現自然觀的《日出入行》：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
曆天又複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
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
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
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沒於荒淫之波？
魯陽何德，駐景揮戈？
逆道違天，矯誣實多。
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中心是說，日出日沒，四時更迭，都是自然規律，而人是不能也不應違背與變改的。“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因而必須委順與適應自然精神，同自然融為一體（同科），否則，就是悖逆天道，違反自然規律。遺憾的是，世上“逆道違天，矯枉實多”的蠢事，實在是太多了。
當然，盡管李白也有“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恍恍與之去，駕鴻淩紫冥”的向往，但他的精神境界，畢竟與莊子的超然物外、脫略世情不盡相同。經邦濟世、一展長才的鴻圖偉誌，令他割不斷同戰亂中的國家、人民的縷縷心絲，時時刻刻，還不忘“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吐氣揚眉，激昂青雲”①；結果呢？卻是“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虧得借助於莊子的超越意識和恬淡忘我、虛靜無為的處世哲學，使他能寄情於詩酒風流、錦山繡水，從貌似靜止的世界中看出無窮的變態，把漫長的曆史壓縮成瞬間的過程，以審美的眼光和豁達的態度來看待政治上的失意，達到一種順乎自然，寵辱皆忘的超然境界，使其內心的煎熬有所緩解。但他畢竟是一個豪情似火的詩人，隻要遇到一種觸媒，悲慨之情就會沛然傾泄，這樣，他便再次陷入無邊無際的煩惱，悲吟著“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了。
作為一個體現著人類生命的莊嚴性、充滿悲劇色彩的強者，他一生被登龍入仕、經國濟民的渴望糾纏著，卻困躓窮途，始終不能如願，因而陷於強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鬱與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這種鬱結與憂煎，恰恰成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傑作的不竭的源泉。
四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
誦讀《莊子·秋水》篇中的名句，我驀地想起了蘇軾，想起了“韓潮蘇海”這句成語。
是的，無論就其才華、學識、氣度，還是從詩文的氣勢磅礴、波瀾壯闊來說，蘇長公確實稱得上這個“海”字。
蘇軾的思想，同李白相似，也是儒、釋、道雜糅的。如若統觀他的功業，基本上歸於儒學的影響；而他的藝術成就，包括詩詞、文賦、書畫、茶、酒、棋、琴各個方麵，則頗得力於道家的莊子。說來似乎有些矛盾，其實，在中國曆代讀書士子身上，這種現象是普遍存在的。難怪魯迅先生說：“我們雖掛孔子的門徒招牌，卻是莊生的私淑弟子。”這，一方麵說明了莊子的超乎尋常的魅力；另一方麵，也揭櫫一條文藝傳承的規律：在中華大地上，凡是才氣縱橫的藝術天才，必然結契於莊子。正如一切建功立業的政治家，必然深受孔孟思想的甄陶一樣。
早在少年時代，蘇軾就非常喜歡莊子，在給友人信中說過：“某齠齒好道，傾心《莊子》”；而且有深刻的領悟：“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①不過，在走上仕途之後，年輕氣盛，躊躇滿誌，也曾同絕大多數讀書士子一樣，誌在社稷，功名心切。其詞雲：“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他曾多次上書皇帝，希望“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其中有一份《議學校貢舉狀》，說：“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弗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然哉！”對於“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之說，也曾表示過懷疑。
但是，爾後一連串的政治蹉跌，使他這個遷客、謫人，逐漸悟解了世路人生，一步步改弦更張，同莊子結下了不解之緣。先是因為反對“新法”，被貶為杭州通判，時年三十四歲。後來流離轉徙，陸續到了密州、徐州、湖州；直到“烏台詩案”發生，被捕入獄；一番折磨過後，又被貶謫到黃州，先後到過汝州、常州、登州、潁州、揚州；五十八歲那年，又橫遭貶謫，到了嶺南的惠州，三年後再度遭貶，謫居荒遠的海南島的儋州。經過三十年間這十二個“州”的折磨、顛簸，終於投入了莊周的懷抱。
多舛的人生，顛躓的仕途，耗損了他的生命，摧折了他的健康；如果說有所獲取的話，那便是詩文的特大豐收。如同他所概括的：“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亨。”當然，還有一條，就是對莊學的領悟和把握。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後一項，他的詩文絕對不會有如此的豐神，如此的機鋒，如此的超拔，如此的透辟。進而可以說，如果沒有對《莊子》的領悟，恐怕很難設想，他將如何度過後半生的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的貶謫歲月。生命都不能正常地維持，又何談創作的豐盈！
正因得益於莊子的“逍遙”、“齊物”之論，尋找到了精神的伊甸園、災難的逋逃藪，蘇軾的精神世界才能那麼超拔、灑脫，心境才能那麼曠遠、達觀。且聽他的吟詠—這是寫於以罪人身份編管黃州期間的《定風波》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途中遇雨了，沒帶雨具，同行皆很狼狽，唯有他從容不迫。他從中悟解到了有關人生的哲理。
還有一首《臨江仙》詞，也是寫於黃州謫所，其下闋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此身非我有”，出自《莊子·知北遊》。蘇軾痛恨自己不能掌握“此身”的命運，整天為功名利祿而奔走勞神，亟須以莊子思想為依托，獲得心身自由。而回歸“江海”自然，正是他此時的真實心境。
他還有一首純用家常俚語寫的詞，題目就叫“無愁可解”：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來不識愁味。問愁何處來？更開解個甚底！萬事從來風過耳，何用不著心裏。你喚做展卻眉頭，便是達者也則恐未。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歡遊勝如名利。
道即渾是錯，不道如何即是。這裏元無我與你，甚喚做物情之外？若須待醉了方開解時，問無酒怎生醉！
一是說，解愁還不算達觀，因為畢竟有愁要解。隻有像莊子說的，忘情物我，遊於自然，做到無愁要解，才稱上乘；二是說，按“齊物”之說，人間本無物我之分，因而也就談不上放情物外。
他在潁州期間，曾寫過一首七古，開頭四句是：
太山秋毫兩無窮，巨細本出相形中。
大千起滅一塵裏，未覺杭潁誰雌雄。
這裏闡揚的是莊子的思想。《齊物論》雲：“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在黃州期間，他也曾引用《齊物論》的觀點，批評戰國時宋玉的《風賦》：“堪笑蘭台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裏快哉風。”
他在散文《寶繪堂記》中指出：“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所謂“寓意”，就是借客觀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這種情況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產生審美愉悅；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帶來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於自身利害關係而產生的占有欲，則有別於審美欣賞的“寓意”，無論其為尤物還是微物，都足以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這些深邃的思想、超拔的見解，都源自莊子的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
還有記遊散文《超然台記》：“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根源在於“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這裏所說的“物內”、“物外”，同樣也源於《莊子》。
綜覽蘇軾詩文，脫胎於《莊子》的清言勝義，可說是比比皆是。誠如宋·邵博所言：“東坡早得文章之法於《莊子》，故於詩文多用其語。”①當代學者陶白統計：《蘇軾詩集》所引《莊子》中典故、詞彙，約有三千六百餘處，足見其所受影響之大、陶冶之深。
五
從公元前286年偉大的思想家而兼文學家的莊子去世，到公元1715年偉大的文學家而兼思想家的曹雪芹誕生，中間整整隔了兩千年。在這兩千年時間長河的精神航道上，首尾兩端，分別矗立著兩座輝映中華文明以至整個世界文明的兩座摩天燈塔—兩位世界級的文化巨匠。他們分別以其哲學名著《南華經》和文學名著《紅樓夢》，卓立於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作為清代雍乾時期的一位偉大作家，曹雪芹距今不過二百多年，他生前的活動範圍，也隻有南京、北京兩個地方；可是，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卻十分稀少，甚至連生卒年都存在著爭議，這倒和兩千多年前的莊子十分相像。而且，從已知的有限記載中得知，他的身世、出處、平生閱曆，也和莊子大體上類似—
他同樣是沒落貴族的後代；少年時節，家族遭遇政治劇變，從而繁華夢斷，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由從前的“錦衣紈絝”、“飫甘饜肥”的時代寵兒，一變而為社會棄兒，終身過著“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的貧寒、困窘的生活。據友人所記：所居房舍，“土屋四間，斜向西南，築石為壁，斷枝為椽，垣堵不齊，戶牖不全”。看來，《紅樓夢》中所寫“蓬牖茅椽，繩床瓦灶；並不足妨我襟懷”，當屬完全寫實。
他與莊子一樣，都參加體力勞動：莊子是靠編織草鞋維持生活，曹雪芹則是以紮繪風箏賺取收入；莊子熟悉並能親自操作編結草鞋、刻製竹簡、製漆等工藝生產；曹雪芹除擅長紮繪風箏外，還是金石、編織、織補、印染、雕刻、烹調與脫胎漆器等工藝美術方麵的行家裏手。
更主要的是，他們有著相近的個人氣質、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曹雪芹對於莊子其人其文極度傾慕，還借助以“檻外人”和“畸人”自命的妙玉之口說：“文是莊子的好。”曹雪芹中年時節，當時任吏部侍郎並主持皇家畫苑的著名畫家董邦達，曾熱誠聘請他到皇家畫苑任職，但被他一口回絕了。他和莊子一樣，都厭棄官場，絕意仕進，始終與權勢者保持著嚴格的距離，不做“犧牛”，不肯“以身殉物”、“心為物役”。
他們都是舊的傳統禮教的叛逆者，反對儒家的仁義教條，厭棄“學而優則仕”的世俗觀念，批判專製，警惕“異化”。要之，他們都是物質生活匱乏而精神極度富有的曠世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