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由魏晉到盛唐，勉強可以，以後就不行了。唐以後的詩不足觀，是人根本要不得。前麵的解放隻是主觀的解放，自己在麻醉自己。自己麻醉不外飲酒，看花，看月，聽鳥說甚，對人的社會裝聾，表現在藝術作品中的麻醉性，那就更高。魏晉藝術的發展是將藝術作麻醉的工具，阮籍怕腦袋掉是超然，陶潛也是逃避自己而結廬在人境，是積極的為自己。阮是消極的為人，阮對著的是壓迫他的敵人，是有反抗性的；陶沒有反抗性，他對麵沒有敵人，故阮比陶高。阮是無言的反抗，陶是無言而不反抗，能在那裏聽鳥說甚，他更可以要幹什麼便幹什麼。①
①在本文提綱（手稿）中，此處有“陶無反抗意識，其無言即等於無言的支持”，“主觀的放棄，即客觀的放縱”等語。
西洋藝術為宗教，解放後的自由人則為藝術而藝術，到貴族打倒後，沒有反抗性而變為消極的東西。
總結以上有怠工的奴隸，有開小差的奴隸，有以罷工抬高價錢的奴隸。各種奴隸都有，但沒有想作主人的。這些人雖間不容發，但是都沒有想到當主人。倒是農民想要當主人反而當成了，如劉邦、朱元璋是；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是沒有當成功的。士大夫隻想做官，隻想到最高的理想最大膽的手腕是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這種人不需要革命，無革命的觀念和欲望，故士大夫從來不需要革命。農民從來不得到主人給他的麵包渣，骨頭，故他可以反抗，可以成功。
往後要作主人，要作無奴隸的主人。
（三）主人階段： ——①
自由人不是主人，但像主人，似是而非。士大夫作自由人就夠了，無需為主人，等自由人的自由被剝奪了，成了有形的奴隸，他就可以回頭來幫助別人革命。最不能安身的是奴隸農民，因為他無處藏身，他就要起來積極地革命。
法西斯要將人都變成奴隸，每個人都有當奴隸的危機，大家要反抗，抗了法西斯，不僅要作自由人，而是要真正作主人。
所以我對於戰後文藝的道路有三種看法：
一、恢複戰前。
二、實現戰前未達到的理想。
三、提高我們的欲望。
前兩種都較消極，第三種卻是積極的提高，因為打了仗後，人民理想的身價應與今日的通貨膨脹一樣的增高。今日有人要內戰，我們當然要更高的代價，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性。戰後之文藝的道路是要作主人的文藝。有了戰爭就產生了我們新的覺悟，我們認清自己身分的本質，我們由作奴隸的身分而往上爬，隻看見上麵的目的地而隻顧往上爬，不知往下看。雖然看見目的地快到，但這是我們的幻覺，這是有隨時被人打下來的危險。我們不能單往上看，而是要切實的往下看，要將在上麵的推翻了，大家才能在地上站得穩。由這個觀點上看：如果我們僅隻是追求我們更多的個人自由，讓我們藏的更深，那就離人民愈遠。今天我們不這樣逃，更要防止別人逃，誰不肯回頭來，就消滅他！
①在本文提綱（手稿）中，此處特注明是“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大學的學院式的看法太近視，我們在當過更好一點的奴隸以後，對過去已經看得太多，從來不去想別的，過去我們騎在人家頸上，不懂希望及展望將來的前途，書愈讀的多，就像耗子一樣隻是躲，不敢想，沒有靈魂，為這個社會所限製住，為知識所誤，從來不想到將來。
將來這條道路，不但自己要走，還要將別人拉回來走，這是曆史發展的法則。如果還有要逃的，消滅他，服從曆史。
（史勁記）
本篇原載於1947年9月出版的《文彙叢刊》第四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