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事實 不朽的意義
——給教導團諸君致敬
正如日前天空中有一個人一生見不到一次的“白虹貫日”的異象顯現，我卻在屋子裏亂忙沒有看見，我們也常常讓偉大的曆史從我們身邊過去，當時漫不經心，卻等事後再去追懷、向往，去懸旗，放假，在紀念會中慷慨陳詞、溢洋讚歎。假如我們能將那份熱情，就在當時，親手獻給那些活生生的曆史英雄，說不定那對於他們更是一個實惠，他們帶著那份慰藉與同情，在艱辛困苦的搏鬥中說不定會更有勇氣，更有力量，能創造出更瑰偉的奇跡來。這次由青年知識分子組成的教導團第一團第一二三營諸君過昆飛印的壯舉，無疑是偉大曆史中最偉大的一頁。它應當是這幾日報紙上最大的標題甚至號外的資料，它應該在舉國若狂的歡呼與流淚中接受更多的熱，好叫它自己的成就發出更大的光。然而我們這生活在八股傳統裏的民族，隻會在粉牆上寫“好男兒，要當兵”一類的官樣文章，等真正的“好男兒”露了麵，反讓他們悄悄的自來自去，連一個招呼也沒有。試想這是一個什麼國度！沒有同情，沒有熱，是麻木不仁？還是忘恩負義？不過也許惟其如此，“好男兒”們才更覺可敬，可佩。偉大的永遠是孤寂的。讓千百年後流著感激的淚，騰起讚美的歌聲，但在他們自己的歲月中，悄悄的自來自去，正是他們的風度。
舊式的營伍訓練，目的隻在教士兵的心理上消除恐懼，鼓起勇氣，增加忿怒，盲目地服從長官。這些為舊式的戰爭是足夠的，但對於使用新式武器的 ①新式的戰爭就不適合了。據說機械化的進步產生了一種新的訓練方法的需要，一個新式士兵必須知道如何同一小隊士兵合作，如何作臨機應變的決定，如何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隻是聽人指揮，受人驅策，說打就打，說死就死，像詩人鄧尼孫在《六百壯士衝鋒歌》裏所說的一般，在九十年前行，今天在坦克車上，在裝配機關槍的摩托車上，士兵也會打，也會死，但也要了解為何而打，為何而死。這種戰爭的變質，已夠說明了為應付現階段戰爭，我們兵員的來源應該在那裏。僅僅具有奮勇與耐勞等美德的從農民出身的戰士，可以擔當前幾期抗戰的任務，那便是消極的使我們少敗一點的任務。但目前的工作是與盟邦合作，運用真正近代的戰術來積極的爭取勝利，我們知道能擔當這樣工作的戰士，除了上述諸美德外，還需要知識與機警。所以最有資格充當這種戰士的，無非是青年知識分子。情勢不許我們再彌留在少敗一點的局麵中，我們得趕緊攫取勝利，時機已經來到，我們非拿出“最後一張牌”不可，為了民族的永生，我們不能再吝惜我們最寶貴的血。果然知識青年認清了時代的使命，站起來了，承受了他們的責任，談 ②勝利，這才是我們最確切的勝利的保證。然而教導團的意義還不止此。在建國的工作中，如同在抗戰的工作中一樣，他們也享有不朽的光輝。因為我們知道戰術的近代化不隻在器械，也包括了運用器械的人，而人究竟比器械更重要，所以他們又實在代表了我們國防近代化的開端。
以上關於教導團在抗戰與建國工作上雙重的軍事意義，是比較淺而易見的，現在我們還指出另外兩種也許更深遠的意義。在二千年君主政治之下，國家的土地和與土地不能分離的生產奴隸——人民，都是帝王們的私產。奴隸照例得平時勞力，戰時賣命，反正他們是工具，不是“人”。隻有那由部分的沒落的貴族，和部分的超升的奴隸組成的士大夫階級，因為替帝王當管家，任官吏，而特蒙恩寵，他們才享受“人”的權利，既不必十分勞力，也不需要賣命。隻是遇到財產的安全發生了問題，管家這才有時不能不在比較沒有生命危險的“運籌帷幄”的方式之下盡其捍衛之責，那便是所謂儒將了。這種工作其實並不是他們的職責，
①“新式武器的”原寫作“新式的武器”，根據 1948年開明書店出版的《聞一多全集》所改。
②“談”字處原文稿不清，參酌文意補充。
他們隻是以“票友”的資格來參加的。至於那真正需要賣命的士卒的任務，自
然更不在他們分內。所謂“好人不當兵”，便等於說“管家不管賣命”。本來管
的是旁人的家，為旁人的事賣自己的命，“好人”當然不幹，所以自古隻聞有儒
將（數目也不太多），不聞有“儒兵”之稱。這一切的症結隻在國家的主人是帝王，
在管家的看來，誰做主人不都是一樣？犯得上為新舊主人間的廝殺賣自己的命嗎？但是如果誰自己想當主人，那情形就不同了，那他就不妨把自己的家族變成子弟兵，而自身也得身先士卒，做個賣命的表率。這一來，問題的真相便更明白了，要“好人”當兵，便非允許他做自家的主人不可。在原則上，辛亥革命以後，每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已經取得了主人的資格，但打了七年仗，為什麼直到最近，才有真正的“儒兵”出現呢？這可見我們的“好人”一向隻以得到主人的名為滿足，而不顧主人的實，所以他們既不願意盡主人的義務，也不大關心於主人的權利。今天成千的青年知識分子，為了一個神聖的呼喚，站起來了，準備以他們那寶貴的“好人”的血捍衛他們自己的“家”，這是二千年來“好人”階級第一次決心放棄“管家”的職業，親身負起主人的責任。我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