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失敗了，一氣憤，自由行動起來，產生所謂遊俠了，於是秩序便愈加解體了。秩序解體以後，有的分子根本懷疑家庭存在的必要，甚至咒詛家庭組織的本身，於是獨自逃掉了，這種分子便是道家。
一個家庭的黃金時代，是在夫婦結婚不久以後，有了數目不太多的子女，而子女又都在未成年的期間。這時父親如果能幹保持著相當豐裕的收入，家中當然充滿一片天倫之樂，即令不然，兒女人數不多，隻要分配得平均，也還可以過來相當快樂，萬一分配不太平均，反正兒女還小，也不至鬧出大亂子來。但事實是一個龐大的家庭，兒女太多，又都成年了，利害互相衝突，加之分配本來就不平均，父親年老力衰，甚至已經死了，家務由不很持平的大哥主持，其結果不會好，是可想而知了。儒家勸大哥一麵用父親在天之靈的大帽子實行高壓政策，一麵叫大家以黃金時代的回憶來策勵各人的良心，說是那樣，當年的秩序和秩序中的天倫之樂，自然會恢複。他不曉得當年的秩序，本就是一個暫時的假秩序，當時的相安無事，是沾了當時那特殊情形的光，於今情形變了，自然會露出馬腳來。墨家的母性慈愛精神不足以解決問題，原因也隻在兒女大了，實際的利害衝突，不能專憑感情來解決，這一層前麵已經提到。在這一點上，墨家犯的錯誤，和儒家一樣，不過墨家確乎感覺到了那秩序中分配不平均的基本症結，這一點就是他後來走向自由行動的路的心理基礎。墨家本意是要實現一個以平均為原則的秩序，結果走向自由行動的路，是破壞秩序。隻看見破壞舊秩序，而沒有看見建設新秩序的具體辦法，這是人們所痛惡的，因為，正如前麵所說的，秩序是生活的必要條件。尤其是中國人的心理，即令不公平的秩序，也比完全沒有秩序強。
這裏我們看出了墨家之所以失敗，正是儒家之所以成功。至於道家因根本否認秩序而逃掉，這對於儒家，倒因為減少了一個掣肘的而更覺方便，所以道家的遁世實際是幫助了儒家的成功。因為道家消極的幫了儒家的忙，所以儒家之反對道家，隻是口頭的，表麵的，不像他對於墨家那樣的真心的深惡痛絕。因為儒家的得勢，和他對於墨道兩家態度的不同，所以在上層階級的士大夫中，道家還能存在，而墨家卻絕對不能存在。墨家不能存在於士大夫中，便一變為遊俠，再變為土匪，愈沉愈下了。
搗亂分子墨家被打下去了，上麵隻剩了儒與道，他們本來不是絕對不相容的，現在更可以合作了。合作的方案很簡單。這裏恕我曲解一句古書，
《易經》說“肥遁，無不利”，我們不妨讀肥為本字，而把“肥遁”解這肥了之後再遁，那便說一個儒家做了幾任“官”，撈得肥肥的，然後撒開腿就跑，跑到一所別墅或山莊裏，變成了一個什麼居士，便是道家了。——這當然是對己最有利的辦法了。甚至還用不著什麼實際的“遁”，隻要心理上念頭一轉，就身在宦海中也還是遁，所謂“身在魏闕，心在江湖”和“大隱隱朝市”者，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層的境界。在這種合作中，權利來了，他以儒的名分來承受；義務來了，他又以道的資格說，本來我是什麼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稱他們偷兒和騙子，能算冤曲嗎？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這些古語中所謂王侯如果也包括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家，便更能代表中國的文化精神。事實上成語中沒有罵到道家，正表示道家手段的高妙。講起窮凶極惡的程度來，土匪不如偷兒，偷兒不如騙子，那便是說墨不如儒，儒不如道。韋爾斯先生列舉三者時，不稱墨而稱土匪，也許因為外國人到中國來，喜歡在窮鄉僻壤跑，吃土匪的虧的機會特別多，所以對他們特別深惡痛絕。在中國人看來，三者之中，其實土匪最老實，所以也最好防備。從曆史上看來，土匪的前身墨家，動機也最光明。如今不但在國內，偷兒騙子在儒道的旗幟下，天天剿匪，連國外的人士也隨聲附和的口誅筆伐，這實在欠公允，但我知道這不是韋爾斯先生的本意，因為我知道在他們本國，韋爾斯先生的同情一向是屬於那一種人的。
話說回來，土匪究竟是中國文化的病，正如偷兒騙子也是中國文化的病。我們甚至應當感謝韋爾斯先生在下診斷時，沒有忘記土匪以外的那兩種病源— —儒家和道家。韋爾斯先生用《春秋》的書法，將儒道和土匪並稱，這是他的許多偉大貢獻中的又一個貢獻。
本篇原載於1944年7月20日昆明《中央日報》第二版“周中專論”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