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五蠹》）這是說時代不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時代特征和發展趨勢，體現了曆史進化的思想。這是繼承《商君書》的曆史觀，把人類的曆史分為三個時期，即“上古”“中世”和“當今”。“上古”之世指傳說中有巢氏構木為巢，燧人氏鑽木取火的時代。“中世”之世指鯀、禹治水的時代，延至湯、武征伐的殷、周之世。“當今”之世，指自己所處的戰國時代。韓非關於曆史三階段的劃分，盡管是粗線條的、表層的、片麵真理的，但是他承認曆史進化、承認以“當今”之世為重的思想顯然可取，有利於推動曆史前進。這是他比同時代別的學派思想家高明之處。
韓非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進化要求治國者變法易道。如果守成不變一味“向後看”，就要鬧笑話出亂子。他說：“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他以為時代變了，治國的方法也要隨之而改變，以適應時代的要求。如果在當今之世，仍“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式的蠢人。因此，他得出結論是：“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五蠹》）“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反之，“時移而治不易者亂”（《心度》）。
“當今爭於氣力”，這是韓非對他所處戰國末期時代特征的認識和概括。別的學派卻不是這樣認識的，他們對於曆史的發展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墨子因為主張兼愛、尚同，認為亂的起因是人們自愛不相愛，“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大亂如禽獸然”（《墨子·尚同》上篇）。孟子因為主張恢複古代的製度，把曆史的發展看成是倒退的，例如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篇）而荀子為了要維護封建的等級製度，把曆史看成永恒不變的，認為“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荀子·非相》）。墨家為兼愛之說，儒家倡仁義之道，欲以道德說教匡救時弊，止列國之兼並，正社會之秩序。然而，儒墨之徒不絕於世而世益亂，此蓋“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禦馬”（《五蠹》），必然無濟於事。在韓非看來，戰國之世“爭於氣力”，兼並戰爭很劇烈，諸侯國要立穩，要統一，就是要有力量。這就要富國強兵，就要實行法治，就要反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他認為：“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外儲說左上》）“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有度》）韓非對所處時代特征的明晰透視，乃其法治思想的現實基礎。韓非思想對於戰國之世、對於強秦統一現實政治之影響所以巨大，正在於此；其刑名之學曆千載而不廢，亦在於此。
戰國爭於“氣力”，國家積累實力，國君掌控權力，這是韓非法治理論的核心。這即是用中央集權製來保障兼並統一戰爭的勝利，保障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保障最高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韓非強調權力要集中，不能分散。“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物權》）“要”是指的中央集權，國君要緊緊掌握這種權力。他強調國君掌控權力的必要性，說：“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顯學》）他著眼於“力”，即是富國強兵的國力，也是國君手中的權力。
集一切權力於君主一人，是韓非學說的宗旨。但君主一人絕不能有這種無限的智力，照韓非說：國君一人力不敵眾人，智不勝萬事，與其靠自己不如靠一國。用一國的眼睛看，看得最清楚；用一國的耳朵聽，聽得最明白。所以下君用盡自己的智能，中君能用眾人的力，上君能用眾人的智。用眾人的方法是“聽其言必責（檢查）其用（實用），觀其行必求其功（效果）”（《六反》）。這可以說是在封建專製主義製度下可憐的地主階級“民主”。
毛澤東所處之世爭於社會主義建設，“四化”問題也提出來了。但是他本人認為階級鬥爭還存在，所以他要爭的“氣力”包含晚年的錯誤部分。但是，他認為執政黨要“掌握住國家領導權”，這是沒錯的。
當今之世與韓非的戰國之世大不相同了。是爭於民主與科學，爭於改革與開放，爭於和平與發展；當然也爭於氣力、智謀和道德，不過對其具體內容要做出全新的解釋。《韓非子》至少有一點是可取的，就是立足“當今”社會現實，用新的方法措施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