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一函六冊。
《韓非子·孤憤》，一冊。
筆者沒有見到新印大字線裝書《韓非子》的實物，不知道它的具體情況。從徐先生的著錄看，像是影印本。
毛澤東晚年，推薦閱讀《韓非子》，新印線裝《韓非子》，又選出單篇文章印大字本，而且一連印了六篇……用今天的話說，似乎形成一股“讀韓熱”。不是對這部書偏愛，是不會如此熱心做這些事情的。1974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陳奇猷上下兩卷本六十餘萬字的《韓非子集釋》。《重印說明》中明講“集釋者沒有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注釋”，但是又承認集釋者“對韓非的原著進行了整理，並提供了一些材料”，意思是很需要，所以“現予以重印，供讀者參考”。說到底“重印”是“急就章”，以呼應毛澤東的“讀韓熱”。
這就叫“兵不厭詐”
——毛澤東品《韓非子》記載的一條用兵原則
先秦諸子多數談兵，《韓非子》中也有論兵之作。雖然沒有專論，但五十五篇文章幾近半數夾雜著兵學論述。韓非是思想家，沒有軍事鬥爭實踐經驗。他談兵較多是談富國強兵、以法治軍、將帥選拔等國防建設問題，對戰爭指導的戰略戰術偶有涉及。
韓非有一條用兵作戰的指導原則深深地影響了毛澤東，那就是“兵不厭詐”。
“兵不厭詐”出自《韓非子·難一》篇：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
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複。”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
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把這段古文譯成白話就是：
晉文公將要和楚國打仗，召請舅父狐偃來問道：“我將要和楚國打仗。楚國兵多，我們兵少，怎麼辦？”狐偃說：“我聽說過：懂禮的人不厭煩忠信，在戰場上指揮作戰的人不厭煩詐偽，請您用詐偽的辦法吧。”
文公辭退狐偃，又召來雍季問道：“我準備和楚軍作戰，敵眾我寡，怎麼辦？”雍季回答說：“焚燒樹林來打獵，能暫且多獵取些野獸，以後必定再獵不到野獸；用欺詐的手段對待民眾，暫且能得到一時的利益，以後民眾就不會再上當了。”文公說：“好。”辭退了雍季。文公用狐偃的謀略和楚軍作戰，結果打敗了敵人。
回來後封爵行賞，先賞雍季而後賞狐偃。群臣說：“城濮的勝仗，靠的是狐偃的計謀。采用了他的計謀，卻把他擺在後麵，行嗎？”文公說：“這不是你們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張是權宜之計，雍季的主張才是符合長遠利益的。”
孔子聽到後說：“晉文公稱霸是完全應該的啊！他既懂得權宜之計，又懂得長遠利益。”
成語典故“兵不厭詐”就是後人根據故事中的“戰陣之間，不厭詐偽”一語演變來的。意思是說：善於用兵打仗的人，是不厭煩使用“詐偽”欺敵計謀的。
韓非子這個記載，反映了春秋時期晉國領導集團在城濮大戰前，有一場關於戰陣之間是“不厭忠信”還是“不厭詐偽”的爭論：季雍主張前者，孤偃（舅犯）主張後者。
記載中孔子的評論，極可重視。一個“宜”字，說盡了晉文公爭霸戰爭的進步性與合理性。孔子已初步懂得了事物的辯證法，認為晉文公把握了“一時之權”（不厭詐偽）和“萬世之利”（不厭忠信）兩個方麵，即把戰爭中用詐術和政治上講信用統一起來，臨敵用詐施謀略，治國尊賢行德政，這樣足以稱霸。這就從更深刻的意義上揭示了文公城濮爭霸成功的軍略和政略方麵的原因。
“戰陣之間，不厭詐偽”的命題，是建立在對晉文公爭霸戰爭經驗正確認識基礎上的新的軍事理論思維成果。《左傳》記載的晉軍與楚軍的城濮之戰，晉國君臣“用詐”的地方確實不少：比如進攻曹國和衛國，以牽動圍攻宋國的楚軍；暗中允許曹、衛複國，促使兩國與楚絕交；扣押楚軍使節宛春以激怒楚將子玉，使其急躁冒進；借口“報施”，主動退避三舍，誘使楚軍進入自己的伏兵陣地；戰鬥中用虎皮蒙著駕車轅馬，以驚恐楚軍；等等。應該說，“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即兵不厭詐）的軍事原則，正是這些軍事實踐的產物。因此，它在軍事思想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
從軍事思想史上看，三代以來的戰爭指導觀念是尊禮行仁，守信不欺，所謂“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所謂“成列而鼓，所以明其信也”（《司馬法·仁本》），如《漢書·藝文誌·兵書略》指出的那樣：“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到了爭霸戰爭如火如荼的春秋時期，傳統的戰爭指導觀念已大部分不適應兼並戰爭和爭霸戰爭的需要。因此，無情地受到了挑戰。這導致了軍事領導者、戰爭指導者之間的思想鬥爭。公元前638年，宋楚泓水之戰，宋國大司馬子魚主張待楚軍“半渡而擊”，宋襄公則主張“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保守僵化的軍事思想導致“宋師敗績”。子魚批判了宋襄公保守的軍事觀念，他說：“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讚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又說：“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誌，鼓儳可也。”（《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子魚主張利用險隘地理條件或地形環境打擊敵人，主張攻擊沒有列陣的敵軍，無疑是軍事思想的新收獲。六年後，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前，又發生了狐偃與雍季的爭論。在新舊軍事思想雜陳時期，晉文公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沒有像宋襄公那樣犯教條主義的錯誤，而是適應新形勢，區分平時與戰時、治國與用兵的不同情況，在戰時“用舅犯之言”以詐術勝楚。
狐偃“戰陣之間，不厭詐偽”的軍事謀略，啟發了其後近百年出現的大兵學家孫武子的軍事思想（孫武約與孔子同時）。《孫子兵法·計篇》說：“兵者，詭道也。”《軍爭篇》又說：“兵以詐立。”唐代李筌注解：“軍不厭詐。”《北齊書·司馬子如傳》也有：“事貴應機，兵不厭詐。”長期以來，“兵不厭詐”成為用兵打仗、迷惑敵人的基本方法，為曆代軍事家所信奉和運用。
毛澤東讓“兵不厭詐”這條形成於春秋時期、被韓非記載流傳下來的用兵指導原則，在革命戰爭和民族自衛戰爭中發揮了詭詐勝敵的作用。
“兵不厭詐”就是指這件事情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裏引用了“兵不厭詐”這一成語典故，他說：
在優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采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於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和主動。“兵不厭詐”，就是指的這件事情。（《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92頁）
抗戰期間的1938年，毛澤東在寫的《論持久戰》中，借用並發揮了韓非記載的“兵不厭詐”的戰爭指導原則，並做了具體的闡釋。為了取得對敵作戰的勝利，我們可以有計劃地采取變化多端的計謀迷惑和欺騙敵人，造成敵人的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用自己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眾掩護之下，調動敵人就我範圍，給予出其不意的攻擊，從而造成優勢和奪取主動，使敵陷於失敗。
進而，毛澤東指出不必對敵人使“詐”過分擔憂，因為“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盡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勝利”。
正是在毛澤東“兵不厭詐”軍事謀略的指引下，根據地抗日軍民和敵後遊擊隊，創造了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破襲戰、夜襲戰、攻心戰等滲透著詭詐精神的遊擊戰法。
這是建立在現代戰爭基礎上對“兵不厭詐”軍事謀略的科學闡釋和有效運用，這對指揮今天的新型戰爭仍具有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兵不厭詐，這不是詐
1958年上半年，台海局勢處於緊張狀態。解放台灣統一祖國本是中國內政，但是美國乘機插手台灣問題，想把勢力擠進台灣。毛澤東麵對複雜而微妙的多角關係，決定炮擊金門，表麵上打蔣軍，實際上是給美帝國主義者一點顏色看。
1958年7月，毛澤東直接拍板命令葉飛指揮前線炮擊。
8月23日，炮擊金門的戰鬥打響了。我前線部隊五百多門大炮同時開火，火力密集猛烈，霎時，整個金門島都籠罩在硝煙烈焰之中。蔣軍官兵猝不及防，死傷慘重。
8月底，葉飛又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大規模的炮擊一直持續到9月中旬。
這次炮擊金門，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調動了美國的軍事力量，支援了中東人民的反侵略鬥爭，同時，也粉碎了美帝國主義企圖侵占台灣的陰謀。毛澤東非常滿意。
10月份，毛澤東起草了《告台灣同胞書》《致福建前線解放軍官兵書》《再告台灣同胞書》等三份文告，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至福建前線。三份文告從不同角度充分闡述了我炮擊金門的指導思想、戰略意義，引起強烈的國際反響。
此後不久的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8月23日這二天，我們打了一萬九千發（炮彈），他們講打了四五萬發，那是誇大其詞，沒那麼多，時間隻十幾分鍾，沒有什麼‘很久很久’。……這一仗打下去之後，現在台灣海峽風平浪靜，通行無阻，所有的船隻不幹涉了。”
後來，毛澤東又幾次在中央會議上提到炮擊金門，並曾一言中的地說：“炮擊金門，就是要幫助蔣介石守好金門。”
意思是防止美國變“半占領”為“全麵占領”，繼續插手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大陸方麵大炮一響，美國為蔣軍“護航”的軍艦躲得遠遠的，不敢幹涉太深，蔣軍還是獨立“守好金門”。毛澤東的戰略真乃奧妙無窮，神乎其神！
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起草了準備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再告台灣同胞書》稿，後來改變主意沒有公開發表，隻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給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的命令。
毛澤東起草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名義發布的給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的命令。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時，題為“有益於台澎金馬中國人，有益於全民族，不利於美國人——國防部命令對金門炮擊再停兩星期”。
毛澤東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全文是：
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同誌們：
金門炮擊，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借以觀察敵方動態，並使金門軍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包括糧食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他們固守。兵不厭詐，這不是詐。這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這是民族大義，必須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們這樣做，就全局說來，無損於己，有益於人。有益於什麼人呢？有益於台、澎、金、馬一千萬中國人，有益於全民族六億五千萬人，就是不利於美國人。有些共產黨人可能暫時還不理解這個道理。怎麼打出這樣一個主意呢？不懂，不懂！同誌們，過一會兒，你們會懂的。待在台灣和台灣海峽的美國人，必須滾回去。他們賴在這裏是沒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馬的中國人中，愛國的多，賣國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裏大多數的中國人逐步覺悟過來，孤立少數賣國賊。積以時日，成效自見。在台灣國民黨沒有同我們舉行和平談判並且獲得合理解決以前，內戰依然存在。台灣的發言人說：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過是共產黨的一條詭汁。停停打打，確是如此，但非詭計。你們不要和談，打是免不了的。在你們采取現在這種頑固態度期間，我們是有自由權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國人想在我國的內戰問題上插進一隻手來，他們叫作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國人有什麼資格談這個問題呢？請問他們代表什麼人？什麼也不代表。他們代表美國人嗎？中美兩國沒有開戰，無火可停。他們代表台灣人嗎？台灣當局沒有發給他們委任狀，國民黨領袖根本反對中美會談。美國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們不要戰爭，歡迎和平。但是美國政府的工作人員，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實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謂停火一說，豈非缺乏常識？台、澎、金、馬整個地收複回來，完成祖國統一，這是我們六億五千萬人民的神聖任務。這是中國內政，外人無權過問，聯合國也無權過問。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為期不會很遠。他們一定逃不掉的。他們想躲到月球裏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總是可以抓回來的。一句話，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門海域，美國人不得護航。如有護航，立即開炮。切切此令！
國防部長彭德懷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一時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440—441頁）
毛澤東起草的這個國防部命令，是軍事史上軍事文書的奇觀。炮擊金門，把“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戰術（也是戰略）完全告訴對手；同時告訴“金門軍民同胞”利用“停”的間隙“得到充分補給，包括糧食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他們固守”。而且把這一切公布在《人民日報》上，就是讓蔣軍和企圖插手台灣問題的美國人明明白白地知道。
炮擊金門蔣軍，又給予機會讓金門蔣軍充分準備，以便“固守”金門！這確實讓隻有一般軍事常識的人犯糊塗，匪夷所思，“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台灣的發言人”就很發蒙，他隻好說這“是共產黨的一條詭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不大高明”，不懂停停打打是怎麼回事，鼓吹不倫不類的“停火”。毛澤東估計到“有些共產黨人”可能暫時也是“不理解這個道理”。
所以，毛澤東反用韓非子記載的“兵不厭詐”的用兵原則，他說：“兵不厭詐，這不是詐。這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這是民族大義，必須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他又說：“停停打打，確是如此，但非詭計。”
說到底，炮擊金門打的不僅是軍事仗，也是政治仗、外交仗。從作戰目的上說，炮擊金門是給美帝國主義者一點顏色看看，是我軍與蔣軍共同“固守”金門。所以毛澤東說：“炮擊金門，就是要幫助蔣介石守好金門。”因為祖國統一是中國的內政，與美國人無關，美國人沒有資格沒有權利幹涉中國的內政。美國入侵者唯一該做的事情就是乖乖地滾出台灣海峽。
軍事文書結尾，毛澤東以民族大義命令福建前線官兵：金門海域，美國人不得護航。如有護航，立即開炮！
《孫子兵法·虛實篇》中說：“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用兵微乎神乎，乃達到用兵至境。“毛澤東用兵真如神”。“這不是詐”，其實比詐要威力百倍！是對“兵不厭詐”的變通式、超越式運用。
這就叫“兵不厭詐”
1969年，蘇聯在中蘇邊境駐紮七十七個師、四個空軍軍團，兵力達一百萬人，占蘇聯總兵力三百二十萬的三分之一強，邊界不時發生衝突，結果爆發了珍寶島戰鬥，我軍取得了自衛反擊戰的勝利。
此事前後，蘇聯當局大肆進行戰爭叫囂。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的思考是：我們不能單純組織防禦，應和張愛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將實施的地下核試驗提前一點，觸一觸勃列日涅夫的神經，看他有無膽量去按核按鈕。
一天，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商討智破蘇聯核訛詐計策。毛澤東說：
“恩來，你讀過《明史》沒有？我看朱升是個有貢獻的人。他有九字國策定江山：‘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我也有九字能不能對付核大戰？這九字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周恩來說：“不稱霸，好！這下美國就該放心了。‘四老帥’（指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引者注）認為今年國慶節蘇聯偷襲的可能性很大。我看，這次國慶節的群眾集會怎麼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澤東說：“不搞集會，我看不太好吧！這是不是告訴人家，我們有點怕？集會還是要搞的，我還要上天安門，我倒想開開眼，看看原子彈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來擔心地說：“幾十萬人聚集在廣場上，一旦出現情況，怎麼疏散，怎麼隱蔽？”
毛澤東坦然地笑著說：“如果實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兩顆原子彈嚇唬嚇唬他們呀？讓他們也緊張兩天，等明白過來，我們的節也過完了。”
周恩來說：“放完後，我們再來個秘而不宣。”
毛澤東讚成周恩來的“秘而不宣”，他接著說：
“對嘛！這就叫‘兵不厭詐’呀！”（王伯福主編：《毛澤東軼事大觀》，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頁）
毛澤東說完，把放原子彈的時間定在9月28日、29日。
1969年9月28、29日，美國、蘇聯都通過監測作出判斷：中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地下核試驗和高爆核試驗。美蘇等國都對中國“秘而不宣”的做法紛紛猜測。美國認為“是麵臨戰前的一種測試手段”。結果，兩個“超級大國”都不敢輕舉妄動。
10月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照例在天安門上檢閱遊行隊伍，並於晚上到天安門廣場觀看禮花和焰火。
正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所言：“毛澤東是個極難對付的人物，恐嚇、威嚇對他沒有作用。”
恐嚇、威嚇對毛澤東沒有作用，但是毛澤東的核試驗卻“嚇唬”住了兩個“超級大國”，使他們猜測這是“麵臨戰前的一種測試手段”！因而不敢輕舉妄動。而毛澤東的本意，卻是為了國慶節照樣觀禮遊行。
真是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你打我時，叫你打不著；我打你時，就要打痛你。
自古“兵不厭詐”，毛澤東可謂善使詭詐之兵之巨匠也！
卞和堅信真理
——毛澤東品《韓非子》記載的典故“卞和獻璞”
“卞和獻璞”（或“和氏之璧”）的典故流傳久遠，使用頻率較高。它出自《韓非子·和氏》篇：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讀《韓非子》，毛澤東對這個典故印象很深，幾次引用，說明事理。
“卞和獻璞”與創造精神
1958年5月3日，倪偉、王光中把《關於安東機器廠試製成功三十馬力拖拉機的報告》送給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賈拓夫。
報告中說，安東機器廠是為抗美援朝建立起來的小修理廠，1954至1955年生產任務不足，他們麵向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製造了不少的拖拉機零件。1956年開始做生產拖拉機的嚐試，雖然兩次試製沒有成功，但工人們摸索到了製造內燃機的經驗，提高了試製的信心。他們想了各種辦法克服技術上、工具上、材料設備上和財務上的困難，沒有技術人員就依靠老工人，做發動機噴油嘴沒有電火花設備就以手工方法鑽孔，終於在1957年2月試製成功一台三十馬力單缸輪胎式拖拉機。他們計劃今年5月以前再試製兩台，下半年生產一百五十台，1959年生產一千五百台，並計劃改產捷克式的二十五馬力拖拉機。
5月18日，毛澤東將這個報告題目改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並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印發。毛澤東為此所做的批語說：
此件印發大會各同誌閱讀。請中央各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收集材料，編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家的通俗簡明小傳（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夠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於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於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剹〈戮〉的那些人。這個工作，科學院和大學也應當做，各省市自治區也應當做。各方麵同時並舉。如果能夠有係統地證明這一點，那就將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幹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卞和獻璞，三〈兩〉刖其足；“函關月落聽雞度”，出於雞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難道不是的嗎？
毛澤東在批語中引用了《韓非子·和氏》篇“卞和獻璞”的典故。過了兩天，5月20日，毛澤東發現批語中有兩個錯別字，於是又提筆寫道：
昨件“戮”誤為“剹”，“三刖其足”，“三”應為“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238頁）
卞和獻璞受刖刑是三次還是兩次？顯然是毛澤東核對（或想到）了《韓非子·和氏》中的記載而後修改的。事實是卞和三次獻璞，兩受刖刑。
玉匠割璞，才識此玉
5月18日晚，毛澤東又在各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提出要編一本各種發明家小傳。他說：“一本近三百年來的各種科學技術發明家的小傳，寫明其年齡、出身、簡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沒有多少學問的人。各行業搞各行業的。科學家華羅庚是個中學生。蘇聯搞出人造衛星的齊奧爾科夫斯基，是個不出名的中學教員，主要教數學，搞衛星是他的副業，慢慢搞成專業了。當然美國也有發明，但發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不知道。一個人能夠發明什麼，學問不一定很多，年紀也不一定大，隻要方向是對的。二三十歲敢於幻想。人學問多了，就不行了。白螞蟻全世界沒有辦法，廣東一個隻讀過初中的青年學生想出了辦法。”
說到這裏，他又提到“卞和獻璞”的典故：
“中國古代楚人卞和（即和氏璧的和氏）得璞玉於楚山，獻於厲王，被割左腳，又獻於武王，被割右腳；文王就位時，第三次抱璞玉哭於荊山之下，文王叫玉石匠割開，才識此玉。‘完璧歸趙’，就是這個璧。”（李銳：《大躍進親曆記》，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頁）
接著毛澤東又說：“瓦特是個工人。富蘭克林是個報童。種試驗田要三結合——領導、技術人員、老農（老工人），隻有這樣，外行才能領導內行。總而言之，我這些材料證明一條：是不是貧賤者最聰明，尊貴者最愚蠢，以此來剝奪那些翹尾巴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資本。要少一點奴隸性，多一點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勵工人、農民、老幹部、小知識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來創造。”
會議期間，最早編出發明家小傳的是一機部。5月19日，毛澤東提議的第二天，一機部部長趙爾陸即向毛澤東送上《關於機械、電氣技術史上主要發明家的材料》。這個材料搜錄了機械電氣技術史上四十一個重要發明家的小傳。趙爾陸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
“史實完全證明了主席的指示：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大都是從勞動人民中產生出來的，大都出於那些社會地位低、學問少、條件差的人們。這四十一個知名的機械電氣技術發明創造者中，有二十五個是勞動人民出身，基本上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在發明前是被社會看不起、受打擊摧殘的。有八個人雖曾受過學校教育，但都不是機械電氣的‘內行’，原來從事其他職業，是‘外行’鑽研成‘內行’的。真正受過專門的技術教育，並在機電工廠或研究部門工作的隻有七個人。但是在發明前，也隻是普通工程師、研究人員、助手等，並不是什麼權威。”
第二天，毛澤東就向大會分發了這份材料。
此外，大會還印發了《四百個科學技術創造發明家的小傳資料（初稿）》《沈鴻同誌關於“技術科學創造和發明者小傳”的說明》《關於李始美治白螞蟻的情形》等材料。毛澤東為前兩個材料的印發也寫了批語。
《四百個科學技術創造發明家的小傳資料（初稿）》，是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辦公室5月編印的。“編者的話”說：為了初步地具體了解中外古今科學技術創造發明家的情況，我們編出了這本資料（初稿）。在這四百人中，中國的有七十人，外國的有三百三十人，其中我們把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年紀較輕，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人算作一類，占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八。這個材料是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和北京圖書館的幾位工作同誌在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搜集和編印的，由於時間倉促，在人物的選擇，材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上，都會有很多缺陷，但我們相信它對於破除科學界的迷信，將會有所幫助。
古詩雲：“識玉要燒三月滿。”可見識玉要有真功夫。是石、是璞、還是玉？來自楚山采玉場的卞和更有知識，而在楚王身邊的“玉人”則比較愚蠢，兩次以璞為石。楚王這個領導者犯了主觀主義錯誤，不知道既要用“知識分子”玉人，也要用有實踐經驗的玉工，才能識別真玉，得到珍寶。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反複講“卞和獻璞”典故，在於說明能夠創造發明的，不隻是那些才學豐富的大學者、大科學家，身份低賤、學問不多但有實踐經驗的一線勞動者，也能有所發現，有所發明。
毛澤東用包括卞和在內的眾多發明家的故事，力圖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於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這樣提出問題，在新中國建設不到十年的20世紀50年代末期，並不奇怪。因為那時還處於“一窮二白”狀態。“白”就是缺少文化，還在進行文化“掃盲”運動，社會管理層也普遍文化水平偏低。用“卞和獻璞”等故事鼓勵全社會創造發明的積極性，以提升科技水平是不得不為之策。但是不能搞偏，如果隻重視“卑賤者”，而輕視甚至鄙視“高貴者”（高級知識分子）的作用，則會使事情走向反麵。
卞和堅定地認為玉是好的
除此之外，毛澤東還用“卞和獻璞”典故說明認識和堅持真理。
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澤東參加閱讀和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時，又講了《韓非子·和氏》中卞和獻璞的故事。他說：
“卞和堅信真理，堅定地認為自己的玉是好的，第三次獻上去，確實證明這是塊好玉，才取得了人們的信任。所以，任何真理要使人們相信，絕不會是一帆風順。”（《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
韓非寫作《和氏》一篇，講完“卞和獻璞”故事，他接著從中牽引出要說的道理，他發揮說：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氏”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遊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韓非的意思是說：珍珠寶玉是君主急需的，即使卞和獻的玉璞不夠完美，也並不構成對君主的損害，但還是在雙腳被砍後，寶玉才得以論定，鑒定寶玉就是如此的困難。如今君主對於法術，未必像對和氏璧那樣急需，還要用來禁止群臣百姓的自私邪惡行為。既然這樣，那麼法術之士還沒被殺戮的原因，隻是促成帝王之業的法寶還沒進獻罷了。君主運用法術，大臣就不能擅權獨斷，左右近侍就不敢賣弄權勢，官府執行法令，遊民就得從事農耕，遊說之士就得冒著危險去當兵打仗，那麼法術就被群臣百姓看成是禍害了。君主不能違背大臣的議論，擺脫黎民百姓的誹謗，單要完全采納法術之言，那麼法術之士即使到死，他們的學說也一定不會被認可。
韓非所表達的主題是：卞和兩次被砍腳“好玉”才被論定，“論寶若此其難也”；“法術之士”的“法術”，也不易為人主認可，“獨周乎道言”，“法術之士”即使到死，而他們的“道必不論”！這實質上等於說，法術之士的命運有如獻璞的卞和。
毛澤東借用韓非這個思想又有所發揮，講透了堅信真理、堅持真理和讓人家相信真理是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有卞和兩刖其足而抱定自己之璞是真玉的堅定信念，才能堅持真理，宣傳真理，實踐真理！
循名責實就是今天的工作
——毛澤東引用《韓非子》成語
成語乃約定俗成而有穩定意義的語言。《韓非子》久傳後世，許多經典語句或精彩內容，被提煉概括為成語、格言、警句。
毛澤東談話作文，常使用源自《韓非子》的成語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意旨，每每有精妙之處。
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
人們用來形容社會秩序安定、官民道德水準較高的成語“道不拾遺”，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的“子產治鄭”故事：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之萌於街者莫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饑也。
春秋時期的鄭國，是個二等侯國，夾在齊國、楚國這些大國中間。子產，名公孫僑，鄭國公族子弟，鄭簡公時擔任鄭國的正卿。他的父親子國原任鄭國大司馬，因改革田製被殺。前543年，鄭國正卿子皮授政給子產。他執政之始，繼續整理田洫，開畝樹桑；又定成“丘賦”製度。發布法律條文，保障公私合法利益。輔佐鄭簡公二十餘年，對內主張惠民去奸，不毀鄉校，開放議政風氣；對外注意利用時機，積極開展小國外交，給鄭國帶來了新氣象。他還明確提出“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的觀點，反對迷信活動，對發展我國古代無神論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
《韓非子》記載的“子產治鄭”故事是這樣的：
子產擔任鄭相，鄭簡公對子產說：“喝起酒來都沒法盡興。放祭品的器具不夠大，鍾鼓竽瑟不夠響，我的事務不能專一，國家不安定，百姓不太平，耕戰之士不能和睦相處，這些也算你的過失了。你有你的職事，我也有我的職事，咱們各自管好自己的職事吧。”子產下朝後，經過五年的政事經營，國內沒有盜賊，路不拾遺，桃樹棗樹的果實遮蔽街道，也沒人伸手去摘，錐子刀子丟在路上，三天內就有人送回。這種情形，其後三年不曾改變，民眾沒有挨餓的。
“道不拾遺”，也作“路不拾遺”。原意是說東西掉在路上不會有人撿了據為己有，形容社會風氣良好。
20世紀20年代，由於社會腐敗動蕩，湖南中部一些鄉縣土匪橫行，賭博風起，痞子流竄，案件頻仍，社會秩序異常混亂。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時期”，各地農民紛紛起來組織農民協會，把鄉村管起來，社會風氣為之大變。
1927年春天，毛澤東調查了湖南五縣的“農運”情況，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肯定了“農運”在整肅社會風氣上的作用：
事實上，貧農領袖中……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2頁）
毛澤東用“道不拾遺”這一成語，熱情地讚揚了農民運動所建立起來的新的社會秩序。子產治鄭用五年時間才做到“國無盜賊，道不拾遺”，而農民運動隻用一年時間（1926年3月至1927年1月）就使一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甚至“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毛澤東在陝北保安和延安讀哲學著作時，在批語中提到韓非引證的諺語“長袖善舞，多錢（財）善賈”。
那是自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之間，毛澤東閱讀了蘇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哲學家著，李達、雷仲堅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1935年6月筆耕堂第3版）一書，除掉在原文邊作了單線、雙線、曲線、圓圈、單鉤等符號外，還寫了不少批注。
這部書的第三章第三節是《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的法則》，其中作者寫道：
恩格斯把由量到質的轉變及由質到量的轉變，認作辯證法的三個根本法則之一，他說：“這個法則，為著我們的目的，可以這樣表示出來。即，在自然界中，質的變化，隻有依著各個場合中正確的被規定了的方法——物質之量的增減及運動，才能發生。”
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常識，辯證法有三大根本法則（也稱“三大規律”）：對立統一法則，否定之否定法則，量變質變法則。在這裏，《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作者引證恩格斯的話，來論證事物“由量到質的轉變及由質到量的轉變”。恩格斯這段話出自《自然辯證法》。毛澤東讀過這段話之後，側批：
隻有依量的變化質才能變化，也隻有依質的變化，量才能變化。
毛澤東批語闡述了“量變”與“質變”的辯證關係：量變引起質變，質變推動量變。
西洛可夫、愛森堡等接著恩格斯的話，繼續寫道：
無論觀察任何過程，過程之量的增大都引到新質。在氣壓不變的情形下，溫度降至攝氏零度，水變成冰；溫度升至攝氏百度，水變成蒸汽。
如達爾文所證明，有機體中漸次的量的變化，引到有機體中之質的變化。資本主義的獨占之量的增大及擴張，和資本主義的現實的其他方麵的增大相並行，導入了資本主義之新階段的發展，即帝國主義。在蘇聯，貫通於國民經濟全線之社會主義要素的成長，引起了由複興期到再建期的轉化。（第269—272頁）
此次，毛澤東寫下的批語仍然是側批，文字略長：
人多成王。溫度增減成固、液、氣。王子筷子集散。地小不足回旋，地大則否。英勇〈雄〉無用武之地。有機體。帝國主義。蘇聯經濟。民主運動。抗日運動。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信將兵。（《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57—58頁）
毛澤東研究辯證法，曾經有一個指導思想：多舉生活中辯證法的例子，來通俗地解釋哲學問題。此次批語貫徹了這個指導思想。他歸納和列舉出了“量質互變”例子十一個：
其中，他歸納《唯物論辯證法教程》作者提出的例子有四個：
溫度增減成固、液、氣。
有機體。
帝國主義。
蘇聯經濟。
他從古代寓言、警句、典故中尋找出五個事例：
人多成王。
王子筷子集散。
英勇〈雄〉無用武之地。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韓信將兵。
他提出中國目前抗日戰爭的例子三個：
地小不足回旋，地大則否。
民主運動。
抗日運動。
舉這十一個例子在於從政治生活、組織生活、軍事生活、經濟生活、自然科學等多方麵證明“量質互變”的情景和狀態，驗證和發展“量質互變”的思想。
在這十一個例子中，與韓非相關的是古代謠諺“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其出處見《韓非子·五蠹》：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
《史記·範雎蔡澤列傳》：“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也是引征韓非的話。《北堂書鈔》引“多錢善賈”為“多錢善賈”。
“長袖善舞”，意為袖子長了，有利於翩翩起舞。比喻做事情有所憑借，容易成功。“多錢善賈”，賈，做買賣。意為資金雄厚，則經營也易於發達。比喻有了一定的依靠或基礎，事情才容易辦成功。
“多資之易為工”，韓非這個話裏有量質轉化的辯證法，就是量變（多資）容易引起質變（為工）。司馬遷相信這個話是正確的（信哉是言也）。毛澤東認為韓非這句話再次證明了辯證法第三大法則“量變質變”規律的哲理：“無論觀察任何過程，過程之量的增大都引到新質。”“長袖”和“多財”都是“多資”，也就是事物量的一定程度的積累；“善舞”和“善賈”是“為工”，也就是事物質的變遷，用《唯物論辯證法教程》的話說就是“引到新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