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卷
李斯是法家
——毛澤東品《諫逐客書》
李斯（？—前208年），戰國時期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出身於一個普通百姓家庭。據傳，小時候李斯發現他家廁所的老鼠非常怕人，而糧倉裏的老鼠膽子卻很大。究其原因，在於它們各自所處的環境所造成的，因此，李斯下決心為改變自己的地位而奮鬥。
李斯後來為秦相，在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中立下不世之功。先秦諸子多以著書立說創立學派留傳後世，獨李斯是法家學派的實踐家，成就偉業，不同凡響。思想學術方麵，除幾段碑文，就是那篇千古留名的《諫逐客書》。
思想上屬於荀子一派
李斯少時與韓非“從荀卿（況）學帝王之術”。在戰國後期，所謂“帝王之術”即侯國封君的統治術、駕馭術，它還不單是法家的“刑名之學”。儒、道、法、墨、兵各家學說，均含“帝王之術”。不過隨著封建兼並戰爭的擴大和統一局麵的逐步形成，“帝王之術”中較多地吸收了法家的中央集權思想。荀卿本來就不是純儒，他的學生李斯和韓非更是易儒入法，甚至是棄儒行法。
李斯師事荀卿學業有成後，征求老師意見，選擇了入秦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道路。
李斯對荀子說：身處卑賤地位而不打算積極進取，就像禽獸看著肉而不去吃，卻裝出人樣子勉強走開一樣罷了。其功利之心躍然紙上。
“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君而仕。”公元前247年，李斯別楚千裏迢迢西投秦國。時秦莊襄王剛去世，太子嬴政（即後來的秦始皇）十三歲即位稱秦王。秦王尊呂不韋為相國，呂不韋招致賓客，將新來的李斯納為舍人。這為李斯接近秦王創造了機會。
李斯向秦王獻計：“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這正符合秦王一統天下的雄心。秦王先後拜李斯為長史、客卿，聽從並采納他的建議，對他很信任。
從李斯就學於荀卿，到他在秦國初步展示政治才能，可以看清他由儒入法的思想軌跡。
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評論李斯思想的學派屬性說：
李斯是擁護秦始皇的，思想上屬於荀子一派，主張法後王。後王就是齊桓公、晉文公，秦始皇也算。（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頁）
人們習慣上將荀子當作儒家學派的一位代表人物。實際上，荀子的學說跟儒家正統的孔孟學說有很大距離和差異，甚至是根本分歧。孔子重“仁”，孟子重“義”，荀子重“禮”；孔孟主張“法先王”，荀子主張“法後王”。特別是荀子思想中“援法入禮”，改造儒學，對法家的學說吸收較多，提倡儒法兼濟，他的學生大多成為法家人物，李斯、韓非子是兩大典型。
在毛澤東眼中，荀子、李斯所法的“後王”，首先是齊桓公、晉文公這些“春秋五霸”的代表人物，他們雖然還打著“尊王攘夷”的旗幟，但是實際上他們打破了西周以來“周禮”的傳統秩序和“崇禮尚仁”的思想禁區，已經在舊秩序中推出新體製，在舊意識中開辟出新思想，迫使進一步“君權下移”“禮崩樂壞”，這最終為秦大一統鋪平了道路。荀、李“法後王”還包括秦始皇，這實際上是承認現實神聖，也就是法家李斯“擁護秦始皇”的統一大業，參與統一大業的創建。
李斯政治上“擁護秦始皇”，思想上“屬於荀子一派”。這後一點不是說李斯的思想屬於儒家，而是屬於援法入儒、易儒為法的一派；李斯的“法後王”與孟子的“法先王”的對立，表明李斯在秦國成為政治家以後，他的思想已經納入法家的軌道。他幫助秦始皇焚書坑儒，毀壞儒家的經典《詩經》與《書經》，殺戮傳播儒學的儒生，則已經走到崇法反儒的道路上去了，也就是徹底與儒家分道揚鑣了。
《諫逐客書》有很大的說服力
李斯對強秦完成一統天下大業，最突出的貢獻之一是他勸阻“逐客”獲得成功。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與秦國東鄰的韓國派了一個名叫鄭國的間諜，是位水利專家，入秦後竭力建議在關中修一條長達三百裏的灌溉渠。這件事看似為秦國著想，而本意是想讓秦國把人力、物力投入到這一大型水利工程上，拖住秦國，使其無力出兵東伐，根本上是替韓國著想。這條渠稱為“鄭國渠”，也叫“鄭渠”。修成後，事情的內幕被秦人察覺，秦國的宗室大臣們借此上言秦王。說凡入秦做事的外國人，都是為他本國的利益打算，不會真心為秦國效力，要求把他們驅逐出境。秦王接受了這個建議，下令逐客。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於是上《諫逐客書》加以勸阻：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昔繆公求士，西取由餘於戎，東得百裏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裏，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製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麵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範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諫逐客書》（譯文見後麵）首先曆敘秦自穆公（春秋五霸之一）以來，四代國君都是大量招攬和使用客卿所取得的成就。他列舉了百裏奚、商鞅、張儀、範雎等外來的人物擔任丞相等要職，這些人真心實意為秦國建功立業，為秦國的富強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足見用人唯才，不必限於本土。如果對外來者一概排斥不用，必將被其他國家收用，其結果必然不利於秦。文中還列舉種種器物玩好，雖不產於秦，而秦用之，以其與異國人才相比；曉之以理，說之以利害，指出下令逐客無異於“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秦王看後馬上撤銷了“逐客令”，並恢複了李斯的職務。
對李斯這篇文章，毛澤東給予了較高的評價。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當時毛澤東正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談到了這篇文章，說：
李斯的《諫逐客書》，有很大的說服力。那時候各國的關係，看起來是領主和農奴的關係，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戰車、武士，一個國家不統一。（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頁；《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
《諫逐客書》是李斯上給秦王的奏章，實際是一篇說理極強的文字。這篇奏章，最大的特點是揭露秦王使物用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從而暴露出“逐客”之非，揭示出“用客”之是。“逐客”是一種短視、淺視和近視，是顧小利而忘大局的蠢事。“逐客”主張是秦國上層貴族集團為了狹隘的一己之私，而李斯“用客”的出發點卻是為秦國大局大業考慮的。
此書文采富麗，議論風生；就事論理，理直氣壯；排比鋪陳，環環相扣，如“風回三峽，河出潼關”。以無可爭辯的事實，以不容置疑的道理，說服了秦王，使其收回成命，廢掉了“逐客令”。
所以，毛澤東讚揚這篇文章“有很大的說服力”，並指出那時各諸侯國各自為政，關係複雜，各家都有武士戰車，統一的程度很低。顯然，這是提出反證明，從而肯定李斯加強封建專製的中央集權統治的主張。
李斯《諫逐客書》留客、信客和用客主張的價值，在於為秦國統一大業準備了領導骨幹、人才隊伍和“智囊團”，也就是招攬天下英才，削弱諸侯各國實力，奠定秦國統一天下的組織基礎。
據學者薛澤石研究：毛澤東對李斯《諫逐客書》深深領會，並發揚光大，將其應用於中國革命實踐。在解放戰爭中，我軍吸收改造一百七十萬國民黨軍隊，對傅作義、程潛等一大批起義、投誠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予以重用，吸納了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平津戰役後，毛澤東還特意把解放軍俘虜的國民黨士兵送到綏遠去，目的是讓這些人參加綏遠起義，使他們以後一律按起義人員待遇，由此可見毛澤東的寬廣胸懷和用人雅量。（薛澤石：《跟毛澤東學史》，紅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222頁）
李斯擁護秦始皇
後來，由於輔佐秦始皇統一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李斯升任為丞相。
秦王重用李斯，主張廢分封，設郡縣；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禁私學，倡官學，均得采納。完成了政治體製的改革，使封建中央集權製更臻完善，終於實現了“並天下”的目標，統一了全國。
另外，李斯還建議以小篆為標準，整理六國文字，統一文字書寫，從思想領域保證大秦帝國的長治久安。
秦始皇二十六年天下大定。二十八年，始皇始東巡郡縣，群臣乃相與誦其功德，刻於金石，以垂後世。其辭亦李斯所為，今尚有流傳，質而能壯，實漢晉碑銘所從出也。如《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製明法，臣下修飾。二十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天下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跡，本原事業，隻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類似刻石文字，多出李斯手筆，其價值都在於為秦始皇揚威海內，鎮服天下，使秦王朝長治久安，寰宇太平。
秦始皇死，出於既得利益，李斯順從趙高謀劃，偽作詔書，逼死始皇太子扶蘇和大將蒙恬，立胡亥為皇帝，史稱“秦二世”。
趙高、胡亥篡權。李斯屈從，鑄成大錯。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因趙高誣李斯“謀反”，被“腰斬鹹陽市”，並夷三族。
李斯一生功績在實踐法家學說，助秦完成統一大業。
1965年6月13日，毛澤東在接見越南胡誌明主席的談話中，從政治和學術兩方麵評價李斯說：
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學生。（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頁）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實行的一係列政策，大多出自李斯的主張，李斯不但是策劃者，而且也是執行者。他從老師荀子那裏學到的本事，全都運用到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實踐當中去了。
司馬遷評價李斯，也是著眼於其在秦統一大業中的作用：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史記·太史公自序》）
秦一統天下，李斯為“謀首”。這就是他的曆史地位。
秦始皇用李斯，而法家是辦實事的。這是毛澤東推崇李斯的一個重要原因。
1968年10月31日，在擴大的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
在範老的書上，對於法家是給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韓非這一派，還有商鞅、李斯、荀卿傳下來的。（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293頁）
“範老的書”指範文瀾先生的史著《中國通史簡編》，是範老早在延安時期就動筆的著名作品。書中對法家作專節介紹評論，給予了地位。毛澤東論述法家學派，把李斯納入其中，可見對其十分看重。李斯雖然沒有係統著作，沒有思想體係，但是他有實踐法家學說的輝煌業績，亦名垂竹帛，彪炳青史。
讀大字本《諫逐客書》
李斯的《諫逐客書》是千古名篇，清初文人把它編入《古文觀止》。20世紀70年代初，有關部門遵照毛澤東的囑咐將它印成大字本，並由專家作了詳細注釋。（盛巽昌：《毛澤東眼中的曆史人物》，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頁）
魯迅論秦朝文學，唯獨推重《諫逐客書》：
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議，尚有華辭，如上書《諫逐客》雲：……《漢書》《藝文誌》著秦時雜賦九篇；《禮樂誌》雲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今亦俱佚。故由現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五篇《李斯》）
秦朝存世文學作品極少，這也許因為秦統一前不重視文教，統一後隻存在了十五年，所以“秦之文章”，論作家隻李斯一人而已；論作品，隻《諫逐客書》一篇而已。
毛澤東不嫌其少，隻愛其精，讚其“有很大的說服力”，以至晚年讀其大字本而不休。
附：
《諫逐客書》譯文
［原文］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昔繆公求士，西取由餘於戎，東得百裏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裏，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製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麵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範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乎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製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譯文］
我聽說官吏們建議趕走客籍人，私下認為這樣做是錯誤的。
從前，穆公訪求賢才，西邊從戎族那裏選拔了由餘，東麵從楚國的宛縣得到了百裏奚，從宋國迎來了蹇叔，從晉國請來了丕豹和公孫支。這五個人，不出生在秦國，可是穆公重用他們，因而吞並了二十個小國，於是稱霸西戎。孝公采用商鞅變法的主張，移風易俗，百姓因此興旺富足，國家因此繁榮富強，百姓都樂意為國出力，各國都對秦國親善歸服，戰勝了楚魏的軍隊，占領了上千裏的土地，使得國家至今還保持安定強盛。惠王采用張儀的計策，攻取了三川一帶，向西並吞了巴、蜀，向北收得了上郡，向南奪取了漢中，拿下了九夷的土地，控製著楚國的鄢、郢，向東占據了成皋的天險，取得了大片肥沃的土地，從而拆散了六國的合縱聯盟，迫使他們麵向西方奉事秦國，功效一直延續到今天。昭王得到範雎，罷黜穰侯，放逐華陽君，加強王室的權力，限製豪門貴族，蠶食各國的疆土，幫助秦國完成了帝王的基業。這四位君主，都是憑借著客的功勞。從這些事例看來，客有什麼對不起秦國的呢？假使當時四位君主拒絕客籍人不肯接納，疏遠人才不肯任用，那就使國家不會收到富足的效果，秦國也不會有強大的名聲了。
如今陛下弄來了昆山的寶玉，有了隨侯珠、和氏璧，懸掛著光如明月的珍珠，佩戴著太阿寶劍，乘著名叫纖離的駿馬，豎立著用翠鳳做裝飾的彩旗，安放著鱷魚皮蒙的大鼓。這幾種寶物，秦國一種也不能出產，可是陛下卻非常喜愛它們，這是為什麼呢？一定要秦國土生土長的才能用，那麼，夜光的珍珠不該裝飾朝廷，犀角象牙的器具不該做玩賞的東西，鄭衛兩國的美女不該住滿後宮，駿馬不該關滿外麵的馬欄，江南地區的銅錫不該用作器物，西蜀一帶的丹青，不該用作彩飾。凡是裝飾後宮，充滿庭堂，娛樂心意，悅人耳目的東西，一定要生產在秦國的才可用，那麼，嵌著琬珠的簪子，鑲著小珠的耳環，東阿絲綢的衣服，錦繡的邊飾，就不該進呈到您的麵前。還有那些打扮時興、姿態優雅、妖豔苗條的趙國姑娘就不該站立在您的身邊。敲打著瓦甕瓦缽，彈著竹箏，拍著大腿，哇哇地歌唱呼喊，讓耳目感到快樂，這才真是秦國的音樂。鄭國、衛國的民間歌曲，舜的韶虞，周的武象，這些都是外國的音樂，如今拋棄敲打瓦器而欣賞鄭衛的音樂，撤走竹箏而選擇韶虞的樂曲，這樣做是為什麼呢？為了眼前的稱心快意、適合觀賞罷了。如今用人卻不肯這樣做，不問適宜不適宜，不論正確不正確，隻要不是秦國人就要他離開，隻要是客籍人就趕走。那麼，這就說明，您所重視的是女色、音樂、珍珠、寶玉，而所輕視的則是人才了。這可不是什麼統一天下、製伏諸侯的策略啊。
我聽說，土地廣的糧食就豐富，國家大的人口就眾多，武器精良，兵士就勇敢。因此，泰山不拒絕土壤，所以能夠形成它的高大，河海不挑剔細流，所以能夠形成它的深廣，帝王不排斥百姓，所以能夠光大他的道德事業。因此說地不分東西南北，民不分本國外籍，能夠四季都富庶美好，鬼神都來保佑。這是五帝三王無敵於天下的根本原因。如今您卻拋棄百姓去資助敵國，驅逐客籍人去輔助諸侯成就功業。這就使得天下有才能的人都退縮畏懼，不敢向西，停住腳步，不進入秦國。這種做法就叫作給敵寇武器、送給強盜糧食啊。
物資不出產在秦國，其中值得珍貴的很多；賢士不出生在秦國，其中願意給秦國效忠的不少。如今驅逐客籍人去幫助敵國，損害百姓去增加對手的力量，使得內部空虛，外部在諸侯各國樹立仇怨，想求得國家沒有危險，是辦不到的啊！
荀子的人定勝天
——毛澤東品《荀子》
荀子（約前313—前238年），名況，字卿，漢人避宣帝劉詢諱，改稱孫卿。趙國人。戰國時期著名的學者和政論家，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是儒家學派中頗有影響的人物。時人尊稱他為荀卿。
荀況曾周遊齊、趙、秦、楚等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言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其時“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祭酒”即學宮之長，是齊稷下學宮的最高職位。後受齊人之讒，荀卿離齊去楚。
楚國春申君以其為蘭陵令。後來，有人言於春申君曰：“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裏地，楚其危乎？”（劉向：《孫卿書書錄》）似乎荀卿可能取楚而代之。既辭，荀卿乃去而之趙。
趙以為上客，曾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荀子·議兵》）其間又曾應聘入秦，見秦昭王及應侯範雎等（《荀子·儒效·強國》）。亦曾見齊相田文。
爾後，又有人言於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孫卿書書錄》）春申君複固請荀卿，又為蘭陵令。及春申君死，荀況亦廢，因家於蘭陵。終不得誌，晚年從事著作。死後葬在蘭陵。
荀子到各諸侯國實地考察，讚揚各國實行的富國強兵政策。他到秦國，尤其是稱讚秦國的政治和軍事製度帶來實際變化。他認為孟子等儒家的政治學說很陳腐，並進行了激烈抨擊。
荀子是孔子、孟子之後最著名的儒學大師。他學問淵博，重視實證，繼承和發展了儒家學說。
荀卿一生，出仕，位置不顯，僅為蘭陵令；治學，三為齊國學宮之長；弟子，知名者有韓非、李斯、浮丘伯等人；著述，著《荀子》一書，現存三十二篇。
《荀子》一書立足儒家，汲取道、墨、名、法諸家之長。基本思想屬於儒家，但傾向法治。《荀子》主要篇章為荀況所親撰，其中《大略》《宥坐》等最後六篇，或係門人弟子所記，內容總結和發展了先秦哲學思想。《荀子》一書，闡述政治思想的，有《王霸》《王製》《正論》《強國》《仲尼》《儒效》《君子》等篇。闡述經濟思想的，有《富國》；闡述軍事思想的，有《議兵》；闡述教育思想的，有《勸學》；闡述用人思想的，有《君道》《致士》等篇；闡述倫理道德思想的，有《性惡》《禮論》《樂論》《榮辱》《修身》《不苟》等篇；闡述自然觀的，主要有《天論》；闡述認識論的，有《解蔽》；闡述邏輯思想的，有《正名》；《非十二子》是對先秦各學派一個批判性的總結；《成相》篇以民間文學形式宣傳為君、治國之道；《賦》包括五篇短賦，是一種散文的賦體；還有兩篇詩歌，它們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
在政治思想方麵，荀況繼承儒家“禮治”的思想，主張“隆禮”“重法”，提倡“正名”，“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荀子·成相》）。主張禮法結合，強調用禮義教化來維護封建等級製度。建立“天下為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他發展儒家“德治”“仁政”思想，提出“平政愛民”（《荀子·王製》）、“節用裕民”（《荀子·富國》）。
荀子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認識到人民力量的強大，他把君主和人民的關係譬喻為“舟”與“水”的關係。他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一觀點對後代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影響，成為有作為的帝王和政治家的座右銘。
同時他又主張“性惡論”，強調“王霸”並用，禮法結合。荀子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乃人之本性。有欲必有爭，爭必亂，故須加強後天教育，用禮義、法度改造和約束人性。
荀子的曆史觀比較現實，提倡“法後王”，讚揚推行法治的秦國：“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荀子·強國》）
荀子是我國先秦時期集大成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其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對我國封建社會具有深遠影響。《史記》將孟子、荀子合傳，認為他們都是孔子的主要繼承者。章太炎讚荀子“學過孔子”。（《訄書·訂孔》）
荀子是儒家的左派
1965年6月13日，毛澤東在接見越南胡誌明主席的談話中，他把這個觀點表述得更為明確，他說：
“孔孟是唯心主義，荀子是唯物主義，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隸主、貴族。荀子代表地主階級。”又說：“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學生。”（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頁）
曆來，人們把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看成是儒學的三位大師。前後傳承，並不分派。但是毛澤東把儒家分為左派右派，這顯然是他用現代政治術語對儒家內部學派所做的區分。如果說，孔夫子是儒學的開山鼻祖，是儒家學派的創立者，他本人本不該分在左派或右派。可是毛澤東卻無形中把他與孟子都劃在了儒家的右派，那麼，荀子就是“儒家的左派”了。
儒家左派的特征是：唯物主義，代表地主階級。左派的學生李斯變易為法家，受到秦始皇的信用。
儒家右派的特征是：唯心主義，代表奴隸主、貴族。（還可能暗含一點：右派周遊列國，不被各國執政者信用）
毛澤東從哲學的角度，從階級立場的角度，從在現實社會實踐中是否起作用的角度，對孔、孟和荀子思想作了區分。
荀子是“儒家左派”，是因為其倡導唯物主義。在認識論上，荀子肯定有物質的形體才產生精神，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題。認為世界可以認識，“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認識通過“天官”（感官）接觸外界事物，再由“天君”（心）進行“征知”的思維活動而形成。反對認識的片麵性和主觀性，提出“虛壹而靜”以“解蔽”的認識方法。在“知”和“行”的關係上，認為“行”高於“知”，“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在“名”和“實”的關係上，提出“製名以指實”的命題，對邏輯思想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而儒家的右派在認識論上則是推崇唯心主義。
荀子是“儒家左派”，是因為其代表地主階級。這個結論的前提，是判斷我國春秋戰國之際是奴隸製向封建製轉化，是地主階級取代奴隸主階級登上曆史舞台。在奴隸製與封建製的曆史分期上，毛澤東讚成郭沫若的意見，以春秋戰國為界。荀況之儒與孟軻之儒在政治思想上的主張有同有不同。尊王道，舉賢能，與孟子同；兼稱霸力，法後王，與孟子異。荀況主張“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反之，亦可“歸之卿相士大夫”。（《王製》），他雖然也說，“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但不承認湯武取天下，因為天下歸之；不承認桀紂有天下，因為天下去之。所以說：“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正論》），全從人民的向背看問題。這些提法，有打擊三王、剝奪舊貴族特權之意，比孟子的議論進了一步，可說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反映當時人民的要求。
荀子是“儒家左派”，還因為他的學生成為法家，受到以“霸道”統一天下的秦始皇的重用。本書在韓非和李斯各篇，已經講道：韓非和李斯是荀況最出名的兩個學生，一個是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一個是實踐法家理論最有成果者。毛澤東說荀子的學生李斯從儒家的左派而變為法家，很合乎邏輯。因為荀子學說中汲取了法家的成分，李斯在實踐上又體現了法家的精神，是支持、參與和“擁護秦始皇”統一事業的。
論及儒家，向以孔、孟、荀並稱，他們齊名於世，其學術實力與成就，亦可謂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然而，一些學者以儒學為旨歸，以“醇儒”相標榜，則往往揚孔、孟而抑荀子。孔子為儒聖，孟子為“亞聖”，自當為“醇儒”，而荀子則“大醇而小疵”。韓愈列儒之“道統”，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荀況、揚雄，則“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原道》）。至宋儒，更以荀學有失儒之“大本”，甚至說“荀卿則全是申、韓”（《朱子語類輯略》卷八）。“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明胡居正語，見熊賜履《學統》卷四十三）故於傳統儒學之中，孔、孟與荀子之差，似有天壤之別。
其實在毛澤東，雖然認為荀子是“左派”，但本質上還是儒家。荀況的思想體係還是在儒家思想框架之內，可是他為了適應戰國中晚期的社會需求，在儒家與法家的思想之間建立起一定的聯係。如主張“性惡論”，開創了援法入儒的先例。荀子所說的“性惡”主要是“權利之惡”而非“權力之惡”，因此其理論正適合了君主統禦民眾的需要。自從荀子援法入儒之後，曆史發展到漢代，中國封建政治的一個基本特征便形成了，這就是“外儒內法”或者“陽儒陰法”。
荀子一派主張法後王
1958年11月10日，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詳細地談了自己對商紂王、秦始皇和曹操等三位曆史人物的評價。他說：“把商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
談到秦始皇“焚書坑儒”，其中講到孟子的“法先王”與荀子的“法後王”，毛澤東說：
孟子主張“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書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則相反，主張“法後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學說。秦始皇是主張“法後王”。所以他並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書。（陶魯笳：《一個省委書記回憶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48頁）
1964年8月30日，毛澤東就黃河流域的水利建設引古代的例子說事，又提到孟子“法先王”與荀子的“法後王”。他說：
孟夫子一派主張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對秦始皇；李斯是擁護秦始皇的，屬於荀子一派，主張法後王，後王就是齊桓、晉文，秦始皇也算。（陳晉：《毛澤東之魂》，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頁）
毛澤東再次把儒家的孟軻學派與荀況學派作了區分：
孟子一派“法先王”，“以古非今”。
荀子一派“法後王”，厚今薄古。
“法先王”，在戰國初中期是較為流行的一種社會曆史觀。即要求效法或遵循古代聖王的言行和禮法製度。如子思、孟子學派（世稱“思孟學派”）就主張“法先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屢言“閑先聖之道”“守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主張治理社會應效法後王之製。《非相》曰：“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則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王製》篇亦曰：“王者之製，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
荀子主張“法後王”，其意並非謂先王之道不足法，而是說由於年代久遠以及有司的怠忽等，先王所創之製會有所息、有所絕、有所褫，而無以法之。但後王之製乃是由先王之製因革損益而來，與先王之道一脈相承，因此，“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所以他又說：“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王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非相》）
荀子曾批評思孟學派“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非十二子》）主張“法後王”，但荀子也並不一般地反對“法先王”，認為“法先王”與“法後王”應該是統一的，隻要能知其統類，法後王也即是法先王，法先王也必能法後王。因此他批評思孟學派之“法先王”並非謂先王不該法，而是指斥其隻知法而不知其統，因此隻是大略法之而已。所以《荀子》書中也有不少“法先王”的言論，如他說：“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勸學》）“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儒效》）並且批評惠施、鄧析“不法先王，不是禮義”（《非十二子》）。荀子主張“法先王”與“法後王”的統一，應該看作是一種援法入儒過渡時期的策略思想，本質上他是“法後王”的。
那麼，誰是“後王”呢？儒生們的解釋並不符合戰國時期思想界的實際。清代的劉壹拱、王念孫說：“後王，謂文、武也。”俞樾也說：“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為後王可也。”周文王和周武王是“後王”，這與儒家的“先王”沒什麼區別。唐朝的楊倞說：“後王，近時之王也。”近時可以解釋為春秋戰國之時，可人物還是沒有確指。
毛澤東直言不諱，一語中的：“後王”就是齊桓公、晉文公和秦始皇。
齊桓公（？—前643），春秋時期“五霸”的第一位。前685—前643年在位。他任用管仲進行改革，奮發圖強。在“尊王攘夷”旗幟下，北伐山戎，南抑強楚，勤王平亂，救衛（今河南淇縣）存邢（今河北邢台），經過“九合諸侯”，不斷樹立盟主威信，擴大侯國的軍事實力，首開春秋時代大國爭霸的局麵。
晉文公（前697—前628），春秋時期“五霸”的第二位。前636—前628年在位。他重用狐偃、趙衰等人，協力修明內政，整飭法紀，增強戰備；又號召諸侯勤王，平周室王子帶之亂，迎襄王複位，樹立了政治威信。後於城濮（今山東鄄城臨濮集）與楚軍接戰，誘敵深入，大敗楚軍；旋在踐土（今河南原陽西南）主盟諸侯，周天子亦奉召參加，策命他為“侯伯”（霸主）。
秦始皇（前259—前210），正在進行兼並統一戰爭的秦國君主。前246—前210年在位。年十三歲被立為秦王，剪除呂不韋、嫪毐兩大貴族集團。旋采納李斯等滅六國成一統之計，以金錢收買山東六國權臣，離間其君臣關係。並連年派兵東征，由前230年滅韓始，至前221年滅齊，十年間悉滅六國，創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稱國家最高統治者為皇帝。廢諡法，以世計數，自為始皇帝，國家一切政務皆取決於皇帝。取消分封，推行郡縣製，分全國為三十六郡，郡下設縣。在中央實行三公九卿製，從中央至地方的重要官吏均由皇帝任免。統一法律、度量衡、貨幣和文字，修馳道。前214年，派兵南定百越，增設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同年又派蒙恬北擊匈奴，收複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一帶）。築長城，東起遼東（今遼寧遼陽北），西至臨洮（今甘肅岷縣）。為加強統治，銷毀民間兵器。除史官所藏《秦記》外，別國史書皆燒毀，凡儒家經典、諸子書（除博士官所藏外）全焚之；坑殺儒生四百六十餘人於鹹陽，世稱“焚書坑儒”。發七十餘萬人，耗巨資修阿房宮和驪山墓。即帝位十二年間，出巡郡縣凡五次，沿途刻石頌德，以示不朽之功。
荀況“法後王”，是厚今薄古的。這在他到秦國親自觀政的記敘評論中體現得非常明顯。荀況入秦，秦國應侯問：“入秦何見？”荀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穀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最後，荀況得出結論曰：“故（秦）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荀子·強國》）荀況一下子肯定了秦國的四代君主的業績，他的思想是很實際很現實的。
荀子“法後王”的思想是積極的，也是激進的，推動了戰國末期的社會進步和秦王朝的一統天下。
荀子的人定勝天
195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教小組組長、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撰寫的《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閱後加寫了一段文字。其中說：
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麵。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的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頁）
毛澤東認為“人定勝天”的觀點，是荀況的代表性思想。荀況的天道觀和“人定勝天”的思想，主要的內容集中在《天論》一文裏。這篇文章開頭就講：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荀子》的《天論》，發揮了他的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天行有常，人定勝天。
天道思想，由來已久。殷、周時，尊天思想占統治地位。西周晚年，隨著奴隸製的衰落，天命神權受到了廣泛衝擊。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開始出現，並產生了“天人相分”思想的萌芽。孔子雖有“尊天”“知命”的思想，但重視人事。
荀子在自然觀方麵，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思想，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不迷信天道鬼神，反對殷周以來的“天命觀”，視天為日月、星辰、陰陽、寒暑等自然現象，不受人的意誌支配，不依人的意誌轉移，有規律可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論》），本是一種自然規律，人們能夠在實踐中認識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並利用它為自己服務。他還進一步主張“製天命而用之”，強調人事的重要性，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有唯物辯證觀點，代表荀子思想最進步的一麵。
荀子所謂“天”，大抵近於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然”或“自然界”。“天行有常”，是說大自然的發展變化有其客觀規律性。這種客觀規律不是以人的主觀願望所能改變的；但是人能夠認識它，順應它，運用它，以趨吉避凶，消禍得福。
荀子明確提出“明於天人之分”和“製天命而用之”的命題，一反過去儒家“畏天命”的傳統觀點，認為“從天而頌之，孰與製天命而用之”（《天論》）。主張積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去控製、改造、征服自然，使之為人類服務。
荀子這樣看待天道，目的是反對當時流行的各種迷信，而積極倡導人的自強不息、勵精圖治精神。戰國時期，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和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儒家的“天命論”受到更深入的批判。荀子這種具有唯物主義觀點的重理智、重科學的思想，是很有進步意義的，對後世影響很大。
唐代的劉禹錫繼承和發揮了荀子的思想，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天論》）的著名學說，既區別了“天之所能”和“人之所能”，又闡明了二者的辯證關係。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人之能勝天之實”（《天論》）。認為“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天論》）。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從哲學上給天人關係以新的論證，指出人力可以“相天”“裁天”“勝天”，乃至可以“以人造天”。認為“知天之理”就可以“善動化物”，竭人之能就可以“以人造天”，強調應當“與天爭權”，反對“任天而無能為”。
從荀況的“天命可製”，到劉禹錫的“天人交勝”，再到王夫之的“以人造天”，是中國思想史上人定勝天思想的三個發展環節。
毛澤東在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加寫的話中，肯定了“荀子的人定勝天”，並把它提高到“人民性”的高度，認為對中國的教育史產生了影響。所謂“人定勝天”，人定，猶言人謀。謂人力可以戰勝自然，人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不過，對“人定勝天”也不要做過度理解。毛澤東晚年的一則小故事則說明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征服自然中也是有限度的。
1972年10月13日，張玉鳳坐在毛澤東的床頭，為目病的毛澤東讀新華社的一篇最新通訊報道：湘（湖南株洲）黔（貴州貴陽）鐵路建成通車。這條鐵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1970年動工興建，全長九百多公裏。
聽了這個消息，躺在床上的毛澤東輕聲說：“什麼時候能把鐵路修到拉薩就好了。”
張玉鳳說：“那你就下命令讓人們修吧！”
“沒得那樣簡單呢！”毛澤東歎了口氣說，“這需要勘察、設計、規劃，還要研究、製訂計劃、搞方案、搞預算，人力、物力、財力，地質地貌、氣候條件，都要考慮周到呢！”
“你不是說過‘人定勝天’的話嗎？”張玉鳳說，“還說咱們國家‘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
毛澤東說：“但也不能超越客觀實際嘛，我又不是俄國沙皇。”
張玉鳳問：“俄國沙皇怎麼了？”
毛澤東耐心解釋說：“當年，沙皇要他的臣民們修一條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鐵路，並親自在地圖上畫了一條直線；可負責施工的大臣說，這條直線正好穿過一個很大的湖。沙皇就說，‘那就讓我的臣民們想辦法，讓鐵路從湖上穿過去吧’！”
張玉鳳很感興趣地問：“後來呢？”
毛澤東繼續講：“後來這條鐵路還真的修過去了，而且是俄國修的一條最快最好的鐵路呢！”
張玉鳳再問：“那我們為什麼不修呢？”
毛澤東笑了說：“我剛才講了，我不是沙皇嘛！”
這是個很有寓意很能說明問題的小故事。“人定勝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超越客觀實際”。毛澤東在世時，把鐵路修到拉薩還隻是設想。在他身後，由於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這個設想變成了現實。毛澤東在與機要秘書張玉鳳討論中，無意有意之間對荀子“人定勝天”的思想作了辯證的解釋。這樣理解“人定勝天”很有思想價值。
於艱難竭蹶之中
荀子生於戰國縱橫之世，長於論辯，故其文多長篇大論，暢所欲言。大抵論點明確，層次清楚，句法簡練，語彙豐富，辭采繽紛，令人應接不暇，是荀子散文的突出特點。
《荀子》一書在長期流傳中，形成不少成語。毛澤東或談話，或撰稿，喜好運用這些成語以增添文采。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第二篇文章《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都使用了由《荀子》一書來源的成語。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講到廣大貧農在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下，生活極為艱難困苦，他說：
貧農是農村中的佃農，受地主的剝削。其經濟地位又分兩部分。一部分貧農有比較充足的農具和相當數量的資金。此種農民，每年勞動結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種雜糧、撈魚蝦、飼雞豕，或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勉強維持生活，於艱難竭蹶之中，存聊以卒歲之想。故其生活苦於半自耕農，然較另一部分貧農為優。其革命性，則優於半自耕農而不及另一部分貧農。所謂另一部分貧農，則既無充足的農具，又無資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無幾，更需要出賣一部分勞動力。荒時暴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鬥幾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叢集，如牛負重。他們是農民中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頁）
成語“艱難竭蹶”出自《荀子·儒效》：
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誌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願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遠者竭蹶而趨之”，意思是遠方的人跌跌爬爬地奔向他。“竭蹶”也用來比喻境況極端困苦。毛澤東用“艱難竭蹶”一句，形容舊中國農村貧農的生活極端艱難貧窮，引申出他們對革命的態度“優於自耕農”。
舊中國農村農民（尤其是貧農、下中農）生活得極端貧苦，這使他們在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時期”，紛紛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協會，打擊剝削壓迫農民的土豪劣紳和貪官汙吏。毛澤東把這稱之為“空前的農村大革命”。1926年10月到1927年年初，湖南的農民協會如雨後春筍般成立，鬥爭如急風暴雨，有些革命黨人看到鬥地主老財，驚呼“過分”“糟得很”！反對農民運動。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針對這種情況說：
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曆來憑借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7頁）
成語“罰不當罪”源見《荀子·政論》：
“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
“當”即相稱。“罰不當罪”意即給予的處罰與所犯的罪行不相稱。
毛澤東說農民協會處理問題“罰不當罪的極少”，是稱讚農民對地主豪紳貪官汙吏能根據其罪惡輕重，處罰寬嚴得當，真正亂來過分的並不多。以此說服革命黨人指導農民運動健康發展。
毛澤東再次使用《荀子》中的成語已是抗日戰爭初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企圖以武力吞並全中國。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對日作戰。蔣介石遲至事變後十日才在廬山發表談話，宣布對日抗戰。這是由於全國人民的壓力，同時也由於日寇的行動已嚴重地打擊了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和蔣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但就在這時，蔣介石政府仍然和日寇繼續談判，甚至接受日寇和地方當局議定所謂和平解決的辦法。一直到8月13日日寇大舉進攻上海，蔣介石在東南的統治地位已無法維持，才被迫實行抗戰。
盧溝橋事變十幾天後（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說：
“全國人民的總動員。開放愛國運動，釋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和《新聞檢查條例》，承認現有愛國團體的合法地位，擴大愛國團體的組織於工農商學各界，武裝民眾實行自衛，並配合軍隊作戰。一句話，給人民以愛國的自由。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阿比西尼亞的覆轍，前車可鑒。如果堅決抗戰出於真心，就不能忽略這一條。”（《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7頁）
成語“前車可鑒”也作“前車之鑒”“覆車之鑒”“前覆後戒”等。語出《荀子·成相》篇：
“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漢書·賈誼傳》：“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鑒：鏡子，引申為教訓。這句成語的意思是：前麵的車子翻了，後麵的車應該戒備，改變軌道，如果重蹈覆轍，照著前車的老路走去，那也一定要翻車。比喻前人的失敗，後人可引為教訓，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
“阿比西尼亞的覆轍”，指阿比西尼亞（即現今的埃塞俄比亞）在意大利入侵時戰敗的教訓。阿比西尼亞位於非洲東北部，戰略地位重要，且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意大利法西斯在巴爾幹地區的擴張計劃遭到英、法的堅決反對後，即把侵略矛頭指向東非。1934年12月，意軍在意屬索馬裏和阿比西尼亞接壤的華爾礦區製造邊境衝突。1935年10月3日，配備重武器的三十萬意軍不宣而戰地向阿比西尼亞發動了大規模進攻。
阿意戰爭爆發，國際聯盟大會五十一國代表決定對意大利實行經濟製裁，但由於英、法采取綏靖政策，製裁並沒有產生實際影響。在抗意戰爭中，盡管阿比西尼亞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由於其落後的封建統治製度，不敢發動全民族的抗戰，加之阿軍武器裝備低劣，且分屬於各封建領主，不但不能協調軍事行動，甚至為了保存各自的實力而互不支援，抗意戰爭最終失敗。1936年5月5日，意軍攻占阿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出亡英國。有鑒於此，毛澤東早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年5月3日）一文中就說：
“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阿比西尼亞主要地是因為封建製度的統治，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不能發動人民的積極性，所以失敗了。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56頁）
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毛澤東使用這一成語，告誡全黨和中國人民要吸取非洲國家阿比西尼亞不依靠人民大眾抗擊意大利侵略者，被意大利全部侵占的教訓，鞏固國內團結，改革政治製度，發動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保證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中國的抗日戰爭，依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法寶，認真記取“阿比西尼亞的覆轍”這個“前車之鑒”，動員全國人民進行民族自衛戰爭，最終走上了勝利的坦途。
但是，全國團結抗戰的大業並非一帆風順。直到1944年，國民黨頑固派與蔣介石等人，和日寇的秘密謀和活動始終沒有停止。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時期，經常背棄他在廬山談話中關於所謂“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的聲明，反對人民總動員的全麵的人民戰爭，采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錯誤政策。
1944年10月10日，蔣介石發表“雙十節演講”。第二天，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作了評論《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評論說：蔣介石雙十演說中，看不見有什麼改革政治抗住敵人的意圖和本領。沒有正確的政策和人的努力，日本帝國主義是天天在威脅這塊（大後方）剩餘土地的。蔣介石反複地說不要“喪失我們的自信”，就是在國民黨隊伍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人士中，已有很多人喪失了信心的反映。評論接著說：
蔣介石在尋找方法，以期重振這種信心。但是他不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個政策或工作方麵去找振作的方法，他找到了拒諫飾非的方法。他說，“國際觀察家”都是“莫名其妙”的，“外國輿論對我們軍事政治紛紛議論”，都是相信了“敵寇漢奸造謠作祟”的緣故。（《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07頁）
評論說蔣介石找到了拒諫飾非的方法，成語“拒諫飾非”出自《荀子·成相》：
“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
大意是：做大臣的人如果拒絕勸告，掩飾錯誤，和國君一樣的昏庸，那麼國家必定要遭到災禍。“拒諫飾非”意即拒絕勸告，掩飾錯誤。
毛澤東在新聞評論中使用《荀子》這一成語，揭露蔣介石“雙十節演說”不改變其錯誤政策，而是采取了拒絕勸告和批評，製造借口掩蓋錯誤的拙劣方法。這樣隻能走向事物的反麵，如荀子所說：“國必禍！”
指示工作人員閱讀《荀子》
荀況給後人留下了《荀子》一書。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荀子》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哲學思想、政治問題、治理方法、立身處世之道及學術論辯等方麵。
毛澤東到了晚年還是喜歡閱讀這部書。
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曾指示中央的工作人員閱讀《荀子》和《韓非子》。（邸延生：《毛澤東評述諸子百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76頁）
也許因為這點，1974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章詩同注的《荀子簡注》。其《出版說明》特意申明：
荀子……是新興地主階級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法家的優秀代表。
荀子讚揚商鞅變法以後的秦國；強調“法後王”，“以近知遠”，反對儒家“法先王”，認為“法先王”是“呼先王以欺愚者”；他對“禮”作了新的解釋，主張地主階級所有製，反對奴隸主貴族製度；他強調天是物質的天，沒有意誌，提出“製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批判儒家的天命論；他認為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首先要通過感覺器官和外界事物的接觸，反對儒家“生而知之”的先驗論。荀子的思想適應社會發展的趨勢，對建立和鞏固封建地主階級專政起了積極的作用。
荀況的著作《荀子》，現存三十二篇，保存了荀子的富有戰鬥性的許多政論文章，是法家的重要著作之一，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為了提供研究法家的材料，現將《荀子》一書，整理出版，供讀者參考。
《出版說明》大體遵循毛澤東對荀子的總體評價擬出，但是說荀子是“法家的優秀代表”，說《荀子》一書是“法家的重要著作之一”，則是“評法批儒”時期趕時髦的“新發現”。不過那時出版這部書的目的確實是為了“提供研究法家的材料”。可是，毛澤東本人隻承認荀子是“儒家的左派”，並不是什麼“法家的優秀代表”，《荀子》一書也不是法家著作。“評法批儒”把許多已經明確的學術問題搞得混亂不堪。
毛澤東晚年，也讀大字本的荀子單篇著作。據《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一書記載，1974年4月到7月，布置注釋印刷了《荀子·性惡》篇的大字本。注釋者在其小序中寫道：
《性惡》是荀況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立場上，用“性惡論”集中批判孟軻“性善論”的一篇哲學文章。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在階級社會中，就是階級關係的總和，“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沒有抽象的“性善”或“性惡”。在這篇文章中，荀況否認了貴族天生高貴的謬論，強調客觀環境教育的作用，認為“君子”和“小人”、高貴者和卑賤者的本性是一樣的，並且可以相互轉化，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革新思想。文中強調“善”和“禮義”不是人性所固有的，而是後天努力學習和實踐的結果，隻要不斷地學習和努力，就可以“化性而起偽”，“小人”可以變為“君子”，路上走的普通人也可以掌握萬物變化的規律。這個觀點在曆史上是進步的。
荀況還否認社會政治製度是人們善良本性的產物，認為人性由於是“惡”的，才必須“明禮義”、“起法正”、“重刑罰”，建立國家機器。這就為實行封建專製主義提供了理論根據。文中區別了可能性與現實性，指出從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化要經過很大的主觀努力，它反映了處於上升時期的地主階級認識到改變社會地位要經過艱巨的鬥爭。
正如恩格斯批評費爾巴哈“沒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曆史作用”時指出的：“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物欲、貪欲和權勢成了曆史發展的杠杆，關於這方麵，例如封建製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曆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荀況以性惡的形式公開而強烈地提出了地主階級的統治要求，批駁了性善論。（《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607頁）
孟子學派主張“性善論”，荀子學派主張“性惡論”，兩人為此激烈爭論。這個爭論在戰國中晚期學界是很有名的。“性惡論”的提出，是荀子援法入儒的重要標誌。毛澤東欲看此文，也許原因正在這裏。
附：
《天論》譯文
（《荀子》十七）
［原文］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也；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同裁）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