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
“六中全會對主觀主義作了鬥爭，但有一部分同誌還存在著主觀主義，主要表現在延安的各種工作中。在延安的學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現在，延安的學風存在主觀主義，黨風存在宗派主義。”
報告強調指出：“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要實行學製的改革，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組織思想方法論的研究組，首先從政治局同誌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政治局的根本業務。”“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
報告提出：“中央研究組一方麵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一方麵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誌全體出馬，大家都出來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把犯了錯誤的幹部健全地保留下來。”
毛澤東在報告中，還通俗地表達過這樣的意思：
“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陳晉：《毛澤東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頁）
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央研究組（又稱中央學習組）組長，王稼祥為副組長。
會議還決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報》擴大為四版，增加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教育內容，今後《解放日報》的文字，應力求生動活潑，尖銳有力，反對黨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誌要多給《解放日報》寫文章，解釋黨的政策，介紹工作經驗，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反映實際領導工作的機關報。
這次會議，對十年內戰後期中共中央領導犯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認識。
“王道”一詞，首見之於儒家經典《尚書·洪範》：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洪範”就是大法。周武王推翻商朝後，向商朝歸順的箕子詢問治國方略。箕子依據大禹所傳《洛書》，闡述九種大法，史官記錄下這篇著作定名《洪範》。其中說到“王道”，意思是：不要偏頗不正，要遵守王法；不要私心偏好，要遵照王道；不要為非作歹，要遵行正路。不要營私，不要結黨，王道寬廣；不要結黨，不要營私，王道平易；不反不亂，不偏不倚，王道正直。君王團結臣民要有法則，臣民歸附君王，也要有法則。
“王道”，儒家的政治概念，即王者之道，孔穎達疏解“王道”為“王家所行之道”或“王者所立之道”。王道是儒家治國的理想道路。儒學大師孔子、孟子、荀子都討論過王霸之道。
孔子的言論集《論語》五次提到“王”字，兩次為姓氏，三次含有“王道”之意，如“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再如“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子路》）一次提“霸”字，即“霸諸侯”（《論語·憲問》），取“霸道”之意。孔子生於春秋末世，列國間的爭霸政治活動和激烈的軍事行動，給予他很大影響。孔子對春秋時期的“五霸”，多有肯定性評價。齊桓公在賢相管仲的幫助下首創霸業，他讚揚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論語·憲問》）晉文公慘淡經營，城濮之戰，一戰勝楚，遂霸中原，他肯定說：“文公之霸也，宜哉！”（《韓非子·難一》）楚莊王勵精圖治，爭雄中原，止戈為武，服晉而霸，他評論說：“楚莊王霸其有方矣……其霸不亦宜乎？”（《新序·雜事第四》）秦穆公受地理條件限製，不能越過函穀關向東發展，因此，“遂霸西戎”，成了個“地區性霸主”，他不無遺憾地說。“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記·孔子世家》）這些不僅表明孔子熟知五霸戰史，而且表明他對爭霸戰爭持讚成肯定態度。作為教育家，他向各國統治者舉薦自己的學生，使他們有機會參與爭霸的政治、軍事實踐活動。如他推薦學生宓子賤時，說其“才任霸王之佐”（《孔子家語·屈節解》）。孔子自己攝相治魯時，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政治。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措施，齊國人產生了危機感，驚呼：“孔子為政必霸！”（《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周遊列國，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裏封孔子，楚國令尹子西擔心孔子在賢弟子的幫助下，會創造“王天下”的業績（《史記·孔子世家》），他勸阻了楚王。考察孔子言論思想，雖然他沒有明確使用“王道”與“霸道”的詞語，但實踐活動和思想傾向都打著“王霸之道”的烙印，他是王、霸並用。
孟子在“王道”與“霸道”關係的權衡中，傾向揚王抑霸。孟子曲解孔子的王霸觀，如說“仲尼之徒，無道桓（齊桓公）、文（晉文公）之事。”（《孟子·梁惠王上》）甚至把王、霸視為兩種完全對立的政治主張：“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孟子·公孫醜上》）把行仁政、重德治以統一天下稱為“王道”，而以假手仁義之名、恃仗武力征服人稱為“霸道”。《孟子·梁惠王上》：“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公孫醜上》認為，王者任德，以得民心為本；霸者兼力，借威勢以服人，而得天下之道在於得民心，隻有實行仁政，“使民養生喪死無憾”，兼以道德教化，方可使人心歸附，達到平治天下、建立王業的目的。實行霸道，則人心不服，“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下》），故主張尊王賤霸，實行仁政。
荀子雖倡“王道”，然而不反對“霸道”：“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荀子·道王製》），“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荀子·王霸》）。認為王、霸隻有程度的差別，尚無根本的對立，並把禮與法、王與霸、德與力統一起來，開漢代儒法合流、王霸雜用之先河。
在法家那裏，較早談論“王道”和“霸道”的是商鞅，見之於《史記·商君列傳》。商鞅“好刑名之學”，他在魏國當中庶子，聽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再興秦穆公的偉業，就西行入秦，走秦孝公寵臣景監的門路，三次遊說孝公，第一次說以“帝道”，第二次說以“王道”，第三次說以“霸道”，三次秦孝公有三種反映。司馬遷記載商鞅的自我感受：
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誌不開悟矣。”（第一次）
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複見鞅。”（第二次）
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複見我，我知之矣。”（第三次）
商鞅三次遊說三種效果。第三次商鞅見孝公。秦孝公“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問商鞅：“先生說什麼使我的國君如此愛聽？國君高興極了。”商鞅說：“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大說（悅）之耳。”
所謂“刑名之學”，所謂“強國之術”，就是法家的“霸道”。
儒、法兩家都講“王道”與“霸道”。隻是在激烈政治鬥爭和尖銳的學術衝突中，有時各有側重罷了。
王道與霸道至漢代演變為封建統治者鞏固政權的兩手策略。《漢書·元帝紀》：“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定漢代封建統治者德刑並用、禮法兼施基本政治格局。
毛澤東在延安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王道”，是指儒家的王者之道；講的“霸道”，是指法家的霸王之道。這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強調革命隊伍思想認識和行動舉措的統一，既要靠正確的路線方針的指引，也要靠鐵的紀律來維護。兩者不可偏廢，有了正確的政治路線，沒有鐵的紀律來約束，則路線也不可能轉化為實際的物質力量。
看來，在潛意識裏，毛澤東把儒家學說看作是“王道”，把法家學說看作是“霸道”。在儒家和法家兩派學說中，雖然總體上看毛澤東明顯偏愛法家，但在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中，他對儒法各持的王霸之術，張弛有致的文武之道，對兩家看似對立實則相容的觀點，是兼收並蓄的，都有所吸納和整合。他報告中用“王道”和“霸道”來生動地闡述“路線”與“紀律”的作用和特征，就是很好的證明。
“延安整風”期間，尤其是1942年，是共產黨領率機關從根源上（思想方法上）解決路線問題最有成果的一年。熟悉傳統文化、熟悉先秦諸子的毛澤東，竟用儒法兩家來比喻路線和紀律的作用和特點，十分新奇別致。當然，革命政黨的路線和紀律同儒法的學說與做法，不可同日而語。這裏不過是比喻而已。
王道太多，霸道太少
有時，毛澤東用儒家的“王道”和法家的“霸道”來形容鬥爭精神的有與無，多與少。
1956年年初，毛澤東剛從杭州回到北京，聽說劉少奇正在聽取一些部委的彙報。他對這件事很感興趣，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沒過多久，彙報工作就開始了。
這個彙報按“口”的順序進行。每個“口”先由國務院主管辦公室作綜合彙報，然後才由各部彙報。從重工業“口”開始。彙報前後曆時兩個多月，總共有三十四個部委參與，是毛澤東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處於高潮，第一個五年計劃進入第四個年頭時的一次重要的調查和探索，直接為他提出和論述社會主義建設十大關係問題提供了主要的資料。
各部彙報時，毛澤東都有一些插話。他很關注發展輕工業和沿海工業的問題。3月1日，聽取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彙報時，就明確指出：
“你們野心不大，鬥爭性不強”，“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婦不敢鬥爭”。
“重工業部門都積極抓，你們也要積極搞。你們有理由，要有些霸道”。
在談到機械工業部門不能滿足輕工業部門對機械的需要時，毛澤東說：
“凡是重工業部門不幹的，你們自己幹。你們幹起來，將來交出去也好。”
在談到農業部門供應的煙葉等原料質量下降時，說：
“你們心平氣和，程朱哲學，沒有氣，沒有長角，不敢鬥爭。農產品質量下降，要向農業部門作鬥爭。”（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484頁）
思路和語言與延安整風時期有共同點，還是以儒家為“王道”，以法家為“霸道”。輕工業部“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就是發展的“野（雄）心不大”，對各種有礙輕工業發展的錯誤認識、錯誤行為“不敢鬥爭”。毛澤東的結論是：輕工業部“有理由，要有些霸道”。
講到供應煙葉質量問題，毛澤東思維的磁場，還是在儒法兩大家之間徘徊，又批評是“程朱哲學，沒有氣”。這是“王道太多，霸道太少”的另一種表述。他提倡的還是“有氣”“長角”與“敢鬥”的法家精神！
法家就是申不害、韓非這一派
毛澤東對法家學派有整體的了解和評說。
1968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中，提到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就當代幾位學者“崇儒反法”史學觀點散論漫談起來。毛澤東認為範文瀾對儒家、法家都給予了地位：
“範老基本上也是有點崇孔囉，因為你那個書上有孔夫子的像哪。……但是，在範老的書上，對於法家是給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韓非這一派，還有商鞅、李斯、荀卿傳下來的。”（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9—1150頁。）
這次談話，隻是隨便提到先秦思想史儒法兩家，毛澤東並未想號召人們去鑽進故紙堆，研究老古董，展開批判。不過，他對現實史學界研究儒法兩家的狀況是熟悉的。
毛澤東此次談話對法家的意見，可概括為三點：（一）給法家以曆史地位。不能“崇儒反法”，不能對法家視而不見，不能全盤抹殺法家推動曆史進步的作用。（二）法家是先秦一個重要學派，其學術上的代表人物是申不害、韓非，法家人物還有商鞅、李斯、荀卿（況）。商鞅、申不害是前期法家，韓非、李斯是後期法家；商、申是實踐家兼理論家，李是實踐家，韓是理論家。（三）法家“傳下來”了，意思法家有像《韓非子》《商君書》這樣的著作流傳後世，影響至今。
韓非、商鞅、李斯、荀卿四人，本書都有專篇討論，此處不再多說。隻是荀況本是戰國末期儒家一代宗師，毛澤東稱之為“儒家左派”，這裏將其劃入“法家一派”，大概是因為《荀子》一書援法入儒，又教出兩個大法家學生，一個是法家集大成者韓非，一個是法家理論實踐並卓有成效者李斯。因為這兩條，所有毛澤東將其納入“還有”的法家序列。
這裏重點討論一下法家人物申不害。《史記》在《老子韓非列傳》中附有他的小傳：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幹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
後世學者研究法家，或“商韓”並舉，或“申韓”合稱，可見申不害在法家發展史中的地位。曆史隻給予申不害這位早期大法家以八十餘字的小傳，也許太不公道了。可小傳盡管很短，也可以看出申不害生平的不少信息。結合《申子》佚文、《戰國策》《呂氏春秋》《韓非子》《史記索引》，以及後來的類書，如唐代魏徵主編的《群書治要》、趙宋時代李昉等編撰的《太平禦覽》等書的記載，大體上可以勾勒出他在韓國變法圖強的麵貌。
魏、趙、韓“三晉”侯國，韓國最弱。在戰國初期，它也曾經進行過一些變法更張，改弦易轍。由於底子太薄，加上沒有經驗，處理不好“故法”與“新法”的關係，“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韓非子·定法》），因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亂，收效甚微。待到“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索隱引《竹書紀年》）。這就是申不害出山前韓國的現狀。
約韓昭侯八年（前355年），昭侯起用申不害為相，再度進行改革，“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內政外交全由申不害管轄。
申不害是鄭國京人（今河南滎陽縣），出身微賤。韓昭侯時為韓相，十五年而卒。推算起來，大約死於公元前339年。申不害的思想如司馬遷所說：“本於黃老，而主刑名。”他被稱為“法術之士”，是主張“法”與“術”並治的。“法”就是法治的意思；“術”則是貫徹執行“法”的統禦手段。
申不害強調“法”，他曾說：“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他還教韓昭侯“循功勞，視次第”（《戰國策·韓策一》），即按“功勞”的大小任以官職。他認為國君務要明法察令：“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正輕重，所以一群臣也。”（《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太平禦覽》卷六二八）是說國君確立法治，就像用秤一樣才能稱出物體輕重，才能駕馭臣下。這等於說，法立才有衡量是非處理事情的標準依據。同時，申不害反對執權柄者憑“耳目心智”和個人好惡去隨意決定政策措施和賞罰製度。就是國君也應該“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藝文類聚》卷五四；《太平禦覽》卷六三八），隨心所欲就會把國家搞亂。
申不害的“法治”思想，以闡揚“術治”見長。他說：“術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持者也。”（《韓非子·定法》）實質是主張國君集各種權力於一身，把官吏的設置、任免、考核、賞罰等，以及生殺予奪之權，都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術”，就是君主駕馭臣下使他們盡職效忠的權術。申不害指出，“為人君者，操契以責其名”；“善為主者，倚於愚”，“設於不敢，藏於無事”。他宣傳：“明君使其臣並進輻”，即要臣下圍著君主一個人轉；但應極力防止“一臣專君，群臣皆蔽”的事發生。他申述：如果臣下“蔽君之明，塞君之聰”，就會“奪之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國矣”（《群書治要》卷三六引《申子·大體》）。因此，申不害主張君主要“獨視”“獨聽”“獨斷”。他說：“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這就是要搞君主的專製獨裁，集權於一身。申不害的“法”與“術”的主張，正如《史記索引》作者司馬貞所說的那樣，是在建立一種“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君主集權製統治。
在經濟方麵，申不害特別重視農業生產，把土地看得很重。他說：“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曰貴土。土，食之本也。”（《太平禦覽》卷三七）他認為國家要富強必須糧食眾多。“王天下”者“必當國富而粟多也”（《藝文類聚》卷五四；《太平禦覽》卷六三八）。這種貴土、重農、寶糧的思想，開法家耕戰政策先河。
申不害在相韓昭侯時，努力把他的“法”與“術”的思想付諸實踐，推行到政治改革的實踐中去。他相韓的十五年中收到了一定程度的變革成果。《史記·韓世家》說：“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韓。”前引《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附載《申子傳》也說：“（申不害）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可見韓國也曾一度有些起色。
全麵觀察申不害的變法，也要看到另一麵：他那一套“法術”，在貫徹執行過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難和障礙。因而，他在韓國的變革遠不如齊、秦、魏等國變革收效之大。韓國國力弱，舊勢力卻很強大，連支持變革的韓昭侯也信心不足。昭侯雖然同意發布一些新的法令，但又往往聽從親信宗室的錯誤意見，不能堅決實施。他甚至對申不害說：“法度甚不易行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昭侯晚年又不顧人民疾苦，大興土木修築所謂“高門”，耗費本來就少的人力和財力。所以，韓國雖經申不害十五年的苦心整治，但成績並不很顯著。終戰國之世，於群雄之中，難免處於弱小地位。
申不害著有《申子》一書。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在“號曰《申子》”處，裴駟《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司馬貞《史記索隱》雲：“今人間有上下二篇，又有中書六篇，其篇中之言，皆合上下二篇，是書已備，過於太史公所記也。”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略》雲：“《申子》三卷也。”《漢書·藝文誌》則於《諸子略》法家類著錄《申子》六篇。凡此種種，可知《申子》在漢代始傳二篇，後又分為六篇，魏晉南北朝以後盛行卷子，又分為三卷。
《漢書·藝文誌》著錄《申子》六篇，未存其目。據《群書治要》，則知其中有《大體》篇，至於其他篇目，可考見者唯二：一曰《君臣》篇，一曰《三符》篇。《太平禦覽》卷二二一引劉向《七略》和《淮南子·泰族訓》都提到《申子》的《君臣》篇；而《論衡·效力》篇則提到《申子》的《三符》篇。《申子》其餘三篇篇名，尚無從考見。（參見張覺：《〈申子〉校點說明》，《商君書·韓非子》附錄，嶽麓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311頁）
申子之學，“刑名之術”，後來多為韓非所繼承、利用、改造，《韓非子》一書也保留了申子思想史料，從中可見兩者傳承關係。前文已講到韓非利用和改造申不害“術治”思想，成就其“法、術、勢”係統思想的情況，此處不贅。
《申子》在漢代政治生活和思想發展中發揮了較大作用：
“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劉向：《七略》）
“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班固：《漢書·元帝記》，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
“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縱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劉安：《淮南子·泰族訓》）
“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並於秦。”（王充：《論衡·效力》）
劉向的《七略》和《別錄》都記載漢宣帝好觀喜讀《申子》的《君臣》篇，而劉安的《淮南子》和王充的《論衡》又記《申子》中《三符》與各家著述同時流傳，並發揮治國強兵的作用。
申韓未必皆賊殺
明末清初學者王夫之傳有《船山遺書》，世人稱其為“船山先生”。王夫之所著《讀通鑒論》，是封建社會後期最為有名、最有影響的史論史評著作之一，也是“通鑒學”中的力作。《讀通鑒論》是就司馬光《資治通鑒》所載史實而撰寫，三十卷。王夫之在評論中闡釋曆代法製沿革，主張“事隨勢而法必變”，反對“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反映出進步的曆史觀和社會政治思想傾向。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卷十五《宋明帝》、卷十七《梁武帝》中，通過對史實的評論，闡述了對我國曆史上所謂“黃老”“申韓”“孔孟”等諸家治術的看法。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五的論《宋明帝》，依據的史事是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三宋明帝（劉彧）泰始七年條的記載：北魏獻文帝拓跋弘“好黃、老、浮屠（佛教）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但因當時皇太子拓跋宏年紀太小，於是獻文帝就想把皇位禪讓給自己的叔父、“沉雅仁厚”且很有聲望的拓跋子推。對此，北魏群臣和宗室皆不同意，有人甚至說，如果陛下舍棄太子而另立親王，就要當庭自殺；他們紛紛表示今後要以死擁戴太子，而不知有他。最後，獻文帝終於表示：“然則立太子，群公輔之，有何不可？”這樣，自然就把皇位傳給了太子拓跋宏，是為北魏孝文帝。獻文帝自己則退為太上皇。
《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三宋明帝泰始七年條還記載：宋明帝劉彧因為自己沒有兒子，曾把各親王的已孕姬妾秘密接到宮中控製起來，若生了男孩，就把其生母殺掉，然後令他自己的寵妃認作兒子。當時已立為太子的劉昱也不是明帝的親生兒子，而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兒生的，由他收為養子。因為太子劉昱年紀尚幼，明帝擔心自己的兄弟們乘機陰謀篡權，就借故把他們誅殺了。《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三宋明帝泰豫元年條又記載：宋明帝在病重之時，“慮晏駕之後，皇後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門族強盛，或有異圖”，便派人把王景文毒死了。
司馬光同時記載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三宋明帝泰始七年條這兩個帝王傳位故事，很有思想史意義，引起王夫之對黃老之術（道家）與申韓之術（法家）實際作用及其賢惡的思考。
他對比兩段記載評論道：
拓跋弘授位於子，而自稱太上皇帝，子幼而恐為人所篡奪也。……弘好黃老，而得老氏之術。其欲遜位於子推也，老氏“欲取固與”之術也。其托於清謐，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兌之術”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詭道行之，巧籠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豈君人之道哉？雖然，其以傳位籠子推而製之，猶賢於宋明帝之賊殺兄弟，以安其養子遠矣！黃老之術，所由賢於申韓也。然而疑慮以鉗製天下，則一也。故曰：黃老之流為申韓，機詐興而末流極於殘忍，故君子重惡之也。（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五《明帝》）
北魏獻文帝拓跋弘本意想傳位給兒子拓跋宏（注：父子名字音同字不同），但怕兒子太小，就假意說要把皇位禪讓給威望素著的叔父拓跋子推。但是拓跋子推和大臣們明白他的真意，都不同意。王夫之認為拓跋弘好黃老之學，他這一套不是“君子之術”，而是老子“欲取固與”之術和“守兌之術”，是“詭道”，是狡猾。
王夫之又比較拓跋弘與劉彧的行事手段，認為拓跋弘還是“賢於宋明帝之賊殺兄弟”。他進而得出結論：黃老之術“賢於”申韓之術，但是它們在“疑慮以鉗製天下”方麵，又是一個樣子。王夫之還指出，黃老之末流溝通了申韓之術，就會機詐風起而達於“殘忍”。這是君子所深惡痛絕的。
應該說，王夫之的這段評論有合理之處。但是，毛澤東讀後不讚同王夫之蔑視申韓法術的觀點。
他閱讀的《讀通鑒論》，是上海中華書局據《船山遺書》本出版的校勘本。他翻閱卷十五見“宋明帝之賊殺兄弟”一段，寫下批語：
申韓未必皆賊殺，如曹操、劉備、諸葛亮。（《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頁）
毛澤東“申韓未必皆賊殺”這個判斷，意為法家不一定都“極於殘忍”，不一定都是一味嗜好殺戮。這一判斷從一般意義上說是正確的。但是所舉的例子則不能說明這個觀點。
曹操、劉備、諸葛亮三人皆三國時期的著名人物。查《三國誌》《曹操集》和《諸葛亮集》使我們知道：他們與法家學派關係不大。
曹操的思想隻是略像申韓之術，他“在軍中持法嚴也”隻是治軍之道，他的團結士族，收養流民，屯田墾荒，統一北方，也並非就是“刑名之學”的功勞。
劉備曆來被視為“仁愛君主”。他自己說行事每與曹操相反，如“曹以暴，吾以德”，等等，似乎離法家更遠而有儒者之風。
諸葛亮雖然有“揮淚斬馬謖”的故事，那是戰敗履行軍法。諸葛治蜀是多方並舉，觀其《論諸子》一文，也是雜采道、法、兵、縱橫各家學說：“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此者也。”（《諸葛亮集》）所謂“任長之術”，就是取各家之長，避各家之短。對法家商鞅他指出“不可以從教化”，可見他並不隻是推崇申韓“刑名之術”。
讀書貴在有疑，毛澤東對王夫之的論點給予補正，是積極讀書法。雖然曹、劉、諸葛三人並不在純法家之列（有的人有些法家思想），但是他們三人不“賊殺”倒也是事實。即使曹操，毛澤東也講過其“不殺俘”。他在戰場上俘虜的“青州兵”，都充實到自己的部隊之中，就是明證。至於諸葛亮的“七擒孟獲”更是優待俘虜不嗜殺的顯證。
黃老之學乃戰國漢初盛行之學說，它的主要內容是老子的“清靜無為”。從司馬遷起就“老莊申韓”並說，兩家學術上有密切聯係。毛澤東這個批語有替法家辯誣之意。
法家之猶講一些真話
王夫之有些議論，毛澤東是讚成的。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四五梁武帝天監元年條，記載了梁武帝蕭衍篡齊登基前夕的一段有趣的故事。這段故事的另兩位角色是儒士沈約與範雲。
南齊末年，時任大司馬的蕭衍已有篡齊之意。其好友、著名文士沈約和範雲都看出了他的野心。於是沈約勸進說：“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複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稍後，範雲也陳述了類似的意見。蕭衍聽後很高興，並讓範雲在第二天同沈約一起再來。沈、範二人從大司馬府出來時，沈約囑咐範雲第二天一定要等他，但結果第二天沈約卻獨自先進了大司馬府。蕭衍讓沈約起草受命登基的詔書，沈約當即從懷中取出早已寫好的詔書和人事安排的名單，蕭衍看後表示完全讚同。沈約出來時，範雲竟還在殿門外徘徊傻等。他見沈約從裏麵出來，方醒悟沈約已趕在自己前麵進去了，於是忙問：對我是怎麼安排的？沈約舉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安排為尚書左仆射。範雲即會心一笑，說：這才和我所期望的一樣。
對於上述這段史實，王夫之在《讀通鑒論》卷十七《梁武帝》一文中評論道：
若夫壞人心，亂風俗，釀盜賊、篡弑、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幹祿之鄙夫為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者之為君父，因異端之所不屑者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
王夫之把沈約、範雲這樣的“幹祿”“希利”之人鄙視為“俗儒”，認為這些人是“壞人心，亂風俗，釀盜賊、篡弑、危亡之禍者”。對他們的行為非常憤慨，指出任用這些人不是“放豚”，而是“柙虎”，應該把他們趕走。
此次，毛澤東讚同王夫之的評論，在批注中進一步發揮說：
儒俗者萬千，而賢者不一，不如過去法家之猶講一些真話。儒非徒柔也，尤為偽者騙也。（《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344頁）
毛澤東的批語有兩層意思：萬千俗儒中無一賢者；法家猶講真話，俗儒偽騙。
俗儒，指淺陋庸俗的儒者。最早由荀子提出。《荀子·儒效》：“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誌：是俗儒者也。”以為其學術荒謬雜亂，衣冠行為已同於世俗，言議談說無異於墨者。“不知法後王而一製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同上）相反，其總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同上）。這些人“法先王”必然“足亂世”（同上）。故人主用俗儒之主張，萬乘之國隻能勉強得以保存。這是戰國末期的“俗儒”這個概念的內涵。
王夫之對“俗儒”的定義則是：“俗儒者，以幹祿之鄙夫為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者之為君父，因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就是利欲熏心而不知君父之道，又講異端邪說的庸俗淺陋之儒。這是明末清初時期“俗儒”這個概念的內涵。具體所指，就是沈約、範雲一類阿諛篡位者以謀取私者之徒。沈、範二人，言甘行賊。他們鼓動蕭衍篡位，口頭上說什麼“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實際上內心裏想的是自己升官謀利。沈約的玩心機，範雲的謀高位，皆是無恥之尤。
也許毛澤東正是有感於此，批評“儒非徒柔也，尤為偽者騙也”。相反，他認為倒是“過去法家之猶講些真話”，這是俗儒之偽所不能比的。法家如何能講真話，毛澤東沒有具體展開。比如，韓非就敢講真話，不回避問題的實質。他主張君主集權，修明法製，富國強兵；鼓勵耕戰，加強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實行愚民政策；提出任法不任賢，不用文學遊宦之士，排斥儒墨的仁民愛物思想，推行極端的專製主義。特別是韓非子能直麵人性的幽暗麵，無論是對君主統治心理的分析，還是對臣民行為傾向的剖析，往往一針見血，如“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等等。韓非的思想為當時地主階級奪取政權提供了理論根據。作為早期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一方麵有其刻薄寡恩的特點，另一方麵也有其真實坦率、毫不掩飾的特點。
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韓
儒法兩家的建立社會秩序方案在許多方麵是對立的。可二者也在鞏固封建秩序方麵走向融合，作用互補。毛澤東為《讀通鑒論》作批語，也關注到儒法互補。
據司馬遷《資治通鑒》記載：梁武帝蕭衍篤信佛教，招納文士，辯論儒、佛義蘊，議定“五禮”，合著《通史》。又彙通佛、儒、道三教，創立“三教同源”說，認為儒、道皆源於佛教，並附屬於佛教。因此主張尊儒崇佛，三教並用。他還早晚去寺廟拜謁、講經、吃素，甚至三次舍身出家到東泰寺當和尚，騙取臣民同情，群臣花錢重金才把他贖回。在政治上，梁武帝任意擴充文武班子，縱容宗室權臣貪汙聚斂胡作非為，以嚴刑苛法鎮壓民眾。散騎常侍朱異廣納賄賂，欺罔視聽，遠近憤疾，但因善於阿諛，仍被信任重用達三十五年之久。後來，侯景起兵發動叛亂，就是以清除朱異為借口的。梁武帝智窮力竭，困餓而死。
對於《資治通鑒》上述記載，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從佛道與法家關係的角度展開評論，他說：
佛老之於申韓，猶鼙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強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異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為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
王夫之研究佛家、道家與法家的關係，認為曆史上標榜以佛老之學治天下者，其實際作派仍是申不害、商鞅、韓非等“刑名之學”之所為。他形象地比喻說：“佛老”與“申韓”的關係，猶如“鼙鼓相應”。因為佛老“虛寂之甚”，佞佛虛靜無事的君王無計可施之時，隻能依靠“法”來“督責天下”，以保證自己超脫“自逸”。王夫之強調“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君主隻有重用酷吏，才能心不操而自逸。所以王夫之的結論是“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
王夫之的思想也並非“異軍突起”，空穴來風，而是淵源有自。
早在西漢時期，孝文帝劉恒表麵上推崇道家的“清靜無為”，實際上卻喜歡法家的“刑名之言”，並任命研習“刑名之術”的晁錯為太子家令。
漢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就把老莊和申韓寫入同一列傳，稱申不害、韓非皆“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認為申韓的“刑名法術”之學同道家的“無為而治”的學說有一定的聯係。
隻是那時佛教還未傳入中國，故還不可能“佛老”（即佛道）並稱。
毛澤東讀了王夫之的這段評論，受“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一語的啟發，提筆進一步批注道：
“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韓。”（《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
王夫之講佛老（佛家、道家）與法家的關係，毛澤東則講孔孟（儒家）與法家的關係。“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韓”，顯然是毛澤東對王夫之觀點的發揮，“亦必”二字證明了他的批語與王夫之評論用語的遞進關係。
毛澤東認為，在中國的曆史上，無論是提倡佛老之術，還是尊崇孔孟之道，維持政治運作都離不開申韓的法家之說，佛老、孔孟與申韓之間，有時形式上對立，其實是殊途同歸，兼容互補。
更長遠地看曆史，更廣泛地看問題，毛澤東“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韓”這個結論，也是他閱讀中國政治史和中國思想史時，概括的一條治國治世規律，這是一句包含眾多曆史內容又非常深刻的話。
前引毛澤東所說“儒非徒柔也”，儒家亦有剛烈的一麵。
拿儒學的開創者孔子本人來說，齊國人就評論“孔子為政必霸”！（《史記·孔子世家》）如果孔子真的當政起來，他的做法其實和管仲、商鞅是一樣的。孔子殺少正卯、墜三都，已見端倪。孔子之後，董仲舒首勸漢武帝殺骨肉大臣，王陽明、曾國藩皆用嚴厲的手段對待農民起義軍，都說明中國曆史上當政的儒生，其所作所為與平生學術旨趣頗有差異。在封建社會，仁恕之道不可不講，但當政者要成就一番事業，不出以法家手段自然是不行的。
中國傳統文化之基調，實乃陽儒陰法，王霸並用。兩漢以降，人主即假崇儒之名，又取法家術治之道，行專製之實。“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澤東語），上下皆以申韓之法為衡，法治之學大行其道。
孟子曾經力倡尊王賤霸揚儒抑法，他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孟子·梁惠王上》）。宣稱：“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認為“管仲以其君霸”，“不足為與”（《孟子·公孫醜上》）。孟子這一觀點得到朱熹的全麵繼承與發揮，認為“三代以道治天下”，實行的是王道政治，社會充滿光明，而“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實行的是霸道政治，社會一片黑暗。南宋學者陳亮激烈反對朱說，認為它“不能使人心服”。指出如“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駕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三代至漢唐之曆史則“成一大空闕”，“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又甲辰秋書》）認為霸者亦是“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之力量，其功績足以與王者事業相匹配。王道與霸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霸道“固本於王道”，王道中亦夾雜霸道，因此應“王霸並用”。陳亮實質上也否定了孟子的尊王賤霸說。
從總體上說，孔孟、佛老與申韓之學是兼容互補同舟共濟的。對於世道人心之關注，對於治亂興廢之補益，對於封建秩序之鞏固，其作用可謂殊途同歸。佛、儒、道、法之間的壁壘並不像後起學者說的那麼分明，在歸於“治”這一點上，許多見解不謀而合，那些不合的地方又在對立中補充著。法家的治術雖然切於事情，但是孔孟、佛老行仁用柔那一套與之相生相克相反相成，支撐社會平衡合理，這比單純用李斯、韓非、秦始皇那一套急、暴、專、濫的主張公正而人道。
封建社會前期法家有建樹
毛澤東晚年對法家的評價陷入一種極端：他從政治需要出發在“文革”動亂難於掌控的情況下，又錯誤地發起了“評法批儒”運動，絕對肯定法家，絕對否定儒家，使其儒法觀完全傾斜，脫離了學術軌道。
1973年5月的一天，江青看望毛澤東，見毛澤東那裏放著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毛澤東給了江青一本，並說：“我的目的是為了批判用的。”他還把自己寫的一首詩念給江青聽：“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毛澤東這首小詩，把郭沫若與柳宗元作了對比。唐代的柳宗元著有政論文章《封建論》，郭沫若著有史論《十批判書》，郭、柳二人都對秦王朝和秦始皇做出了評價。毛澤東認為郭沫若的曆史觀“不及”柳宗元。
《十批判書》是郭沫若在抗日戰爭時期研究先秦諸子的論文集。郭沫若在書中表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他推崇孔子，認為孔子是“一位注重實際的主張人文主義的人”。孔子的基本立場是“順應當時的社會變革的潮流的”，“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麵的”，“很想積極地利用文化的力量來增進人民的幸福”。他承認，他“有點袒護孔子”。他在崇孔的同時抑墨，認為墨子在公家腐敗、私家前進的時代，“同情公室而反對私門。”郭沫若的書出來後，在學術界引起爭論。他的好友杜國庠，好墨學，擔心郭沫若這樣做“會替舊勢力張目”。郭沫若卻另有看法，認為不會的，他是本著實事求是精神寫的。針對當時有人“歌頌政，有意阿世”這一點，他在書中對秦始皇進行多方麵的批判，對“焚書坑儒”進行了抨擊。故有人認為郭沫若對秦王的批評是針對蔣介石而發的。
柳宗元（773—819），唐朝的政治家、文學家、哲學家。柳宗元政治上主張革新，哲學上是唯物主義，詩文清新精細、富有哲理。毛澤東很愛柳文。他曾經閱讀過章士釗撰寫的《柳文指要》書稿，提出修改意見。該書“文革”前完成初稿，1971年在毛澤東支持下出版。柳宗元的《封建論》，從當時鞏固中央政權、反對藩鎮割據提出秦王朝設置郡縣，廢除以前的“封國土，建諸侯”，而建立中央集權製，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肯定秦始皇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曆史功績，肯定唐承秦製的政治製度，反對割據，反對分裂，反對倒退。
毛澤東的四句詩，批評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崇儒抑法貶秦，肯定柳宗元的《封建論》讚郡縣製廢分封製。從思想史的角度說，毛澤東明確亮出了褒法貶儒的思想旗幟。
1973年5月20日到31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議題是為召開中共十大做準備。在會上，毛澤東要求政治局的同誌，當然也包括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在內，都要認真看書學習，不要光抓生產，要注意路線、意識形態、上層建築。要懂得曆史，學點哲學，看些小說。
5月25日晚，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他說：
郭老的《十批判書》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過小，他在中國曆史的分期上，為殷紂王、曹操翻案，為李白籍貫作考證，是有貢獻的。對中國的曆史要進行研究，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烏龜殼（甲骨文）到現在，都要進行研究、總結，要有知識。（《中國共產黨曆次代表大會（社會主義時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09頁）
7月4日，事情開始起了變化。這天，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住處，召見了王洪文、張春橋兩位“文革”新貴。毛澤東開場就說：
“你們兩位是負責搞報告和黨章的。今天找你們來談幾件事。近來外交部有若幹問題不大令人滿意，大概你們也知道吧？”
毛澤東對外交部的批評是由外交部的一期簡報引起的。毛澤東不同意這期簡報對美蘇關係的分析。毛澤東又說：
“又是外交部一個什麼屁司，說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關係。”
在座的工作人員插話：“二部認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認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關係不會很快改變。”
“以五十步笑百步，棄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這是以數量而論。如果拿性質論，都是逃兵，你去翻那個《孟子》。”
毛澤東借用這個典故批評外交部對日本政局和中日關係的分析錯了。
“所以我正式勸同誌們讀一點書，免得受知識分子的騙。什麼郭老、範老、任繼愈、楊柳橋之類的爭論。郭老又說孔子是奴隸主義的聖人。郭老在《十批判書》裏頭自稱是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
王洪文、張春橋用心地聽著毛澤東的談話。尤其是張春橋更仔細地捕捉著毛澤東的每句話的意思。毛澤東繼續說：
“我讚成郭老的曆史分期，奴隸製以春秋戰國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他亂得很。”“早幾十年中國的國文教科書就說秦始皇不錯了。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講秦始皇，開頭一大段也是講他了不起。‘秦王掃六合，虎勢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一大篇，隻是屁股後頭搞了兩句：‘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說他還是死了。你李白呢？盡想做官，結果充軍貴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來了，於是乎‘朝辭白帝彩雲間’。《梁甫吟》說現在不行，將來有希望，‘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指揮楚漢如旋蓬’，那時神氣十足。我加上幾句，比較完全：‘不料韓信不聽話，十萬大軍下曆城。齊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鍋了。”（賈思楠：《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308頁；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頁）
毛澤東引用的詩句分別見李白《古風》五十九首其三、《早發白帝城》和《梁甫吟》。
這次召見王洪文、張春橋，毛澤東說著說著，談鋒陡轉，指向了眼前。他批評周恩來總理分管的外交部說：“我常說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麵，不看實質”。
他隨口說出了分量並不輕鬆的四句順口溜，結論是四句話：
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
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頁）
毛澤東最後又警告說：“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聽到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這一番不滿的話語，張春橋心中竊喜，慶幸這一發動攻擊的極好機會的來臨。
8月3日，毛澤東看到《人民日報》情況彙報2253號登有楊榮國的《孔子——頑固維護奴隸製的思想家》一文。楊榮國是廣州中山大學哲學係教授，搞中國哲學史的。楊榮國是反孔的，這點，毛澤東早知道。他找楊文看後批示：楊文頗好。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評法批儒”運動正式拉開序幕。
8月5日，毛澤東作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7頁）
這首七律，與前引《五言詩·給郭老》，主題依然是揚法（秦）貶孔，思想脈絡是連續的、一致的。毛澤東讚揚了秦始皇的曆史功績，抨擊了孔夫子的儒學，批評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激賞柳宗元的《封建論》。
同日，毛澤東召見江青，令其記下這首七律。並對江青說：
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中國共產黨曆次代表大會（社會主義時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頁）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還批評《人民日報》說：“《人民日報》說林彪極‘左’，上海不同，說是極右。《人民日報》發了文章，又朝回搞呢！”據江青後來的傳達，毛澤東還說：“郭老對待秦始皇、對待孔子那種態度和林彪一樣。”
對於秦始皇，毛澤東起初並沒有偏愛。他曾寫過這樣的詩句：“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是對手的比附和攻擊，激起了他的憤慨。1971年3月，林立果等人在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這樣喪心病狂地咒罵毛澤東：“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於是，毛澤東要站出來為秦始皇說幾句話。這使他的評法批儒論始皇，不少為爭辯與批駁中的激憤之語，往難說是深思熟慮後的準繩之言。這些話語在1973年與批“左”、批右之爭和《人民日報》事件聯係起來，產生了令人遺憾的後果。
關於《人民日報》的批“左”批右，有個前奏曲。1972年8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批評《人民日報》的極“左”思潮沒有批透，要求他們批判林彪的極“左”罪行。然而，幾天之後，上海出身的張春橋、姚文元卻又指示《人民日報》批極“左”不要過頭，要批林彪的極右。於是，《人民日報》分成了兩派，擁護周恩來的一些幹部在10月用一個版麵發表了批判林彪鼓吹的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引起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指責。《人民日報》便有人給毛澤東直接寫信，表示擁護周恩來的批極“左”方針，不同意張春橋的批極右路線。
這場爭論在1972年12月17日終於攤牌。當天，毛澤東與張春橋、姚文元談話，認為極“左”思潮要少批一點，批林要批極右。一錘定音，從那以後，報紙上就隻提批判林彪的極右，不再提批判極“左”。
毛澤東的兩首“評法批儒”詩，先說“從柳退”，又說“返文王”，再聯係到批評《人民日報》“又朝回搞”，顯然毛澤東的寓意在一個“退”字上。他認為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以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批判林彪的極“左”思潮，糾正了“文革”中的一些錯誤，恢複了“文革”前的一些黨的政策，起用和解放了一批被打倒的老幹部，這些都有一種“倒退”，“回潮”的趨勢。因此，掀起“評法批儒”新潮，硬性責難儒家“複辟倒退”，“開曆史倒車”，有現實所指，目的正在於肯定“文革”運動，而把糾正“文革”錯誤當“右傾回潮”打擊。
1973年9月23日，毛澤東接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
秦始皇在中國是有名的，就是第一個皇帝。中國曆來分兩派，講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講秦始皇壞的是一派。我讚成秦始皇，不讚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的，統一文字，修築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製，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個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製度。（逄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頁）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親自批發了本年第一號中共中央文件，就是由江青直接指揮編輯的材料《林彪與孔孟之道》（之一）。中央通知說：“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曆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複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
1975年夏，幫助患眼疾的毛澤東讀書的北大中文係教師蘆荻，就“評法批儒”時有人大捧秦始皇，不準人們對秦始皇作曆史分析這個問題，請教毛澤東：對秦始皇到底怎樣看？毛澤東指出：
秦始皇作為一個曆史人物評論，要一分為二。秦始皇在曆史發展過程中的進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統一六國之後，喪失了進取的方麵，誌得意滿，耽於佚樂，求神仙，修宮室，殘酷地壓迫人民，到處遊走，消磨歲月，無聊得很。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對秦始皇，完全是正義的。這次戰爭掀開了我國封建社會中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的序幕，在曆史上有很大意義。（《光明日報》1978年12月29日）
回顧毛澤東晚年對法家的評論和“評法批儒”，有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褒法貶儒從廢除分封製建立郡縣製這個具體問題切入，延伸到儒家複辟倒退，法家革新進步。一開始就不在意儒法兩家的學術思想，而關注他們的政治運作。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柳宗元的《封建論》，是其價值象征與文化符號。郡縣製在曆史上確實曾經起過進步作用，有利於建立中央集權製的統一大國和長期穩定封建社會秩序。柳宗元的《封建論》主旨在於反對唐代中期的藩鎮割據，維護全國一統，讓民眾免除戰亂之苦而得到休養生息，這自然值得肯定。可是，儒家自《春秋》以來的政治主張最主要之點也正是維護國家的大一統局麵，它與法家的郡縣製一個表現在思想層麵，一個表現在製度層麵，兩者對於維護國家統一，正所謂缺一不可、相得益彰。毛澤東說“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個觀點從曆史事實上看有些根據，如法家之始祖李悝被魏文侯任用為相，在經濟上“盡地力之教”（《漢書·食貨誌》），推行“平入法”，製定法經，“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漢書·藝文誌》）。申不害為韓相十五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使弱韓亦“國治兵強”“終申子之身”而“無侵韓者”（《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再如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記載：“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麵朝齊。”戰國時期，各國變法，征伐兼並，主要是法家兵家在做事。但是毛澤東說“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都是法家，這個結論大成問題。秦漢以後的“曆代政治家”專一信奉法家刑名學說者，幾乎找不出來，他們的思想大都兼容儒、道、法、佛，有綜合性。即使以“革新”“維新”“變法”著稱的政治家，如唐代的“二王八司馬”、宋代的“王安石變法”，清代的“戊戌維新”諸君子，他們也不是法家信徒。至於由此而編造出的“儒法鬥爭史”把劉邦、呂後、曹操、諸葛亮、唐太宗、武則天、康熙帝，甚至文人李白、柳宗元都列入法家一派，實在荒唐得很，把一部中國史糟蹋得一塌糊塗。所以，客觀地評價法家的進步作用，主要在戰國時期，以後呈遞減趨勢；而其殘酷獨裁專製性的反動作用則呈上升趨勢，到了近現代則成為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和內容。所謂“反封建”，是包括批判拋棄儒法學說中的封建性糟粕的。
第二個特點，是崇法抑儒緊緊與揚秦（始皇）斥孔（夫子）扭結在一起。在特定時期毛澤東的思想視野裏，法家與秦始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承認法家學說的正確性與承認秦始皇事業的進步性似乎二者不可分離。法家的學說，尤其是韓非的刑名之學，確實得到秦始皇（那時他還是秦王）的賞識和重視，並通過李斯等人付諸實踐，取得統一中國的偉大業績。從這點著眼，秦始皇與法家同為一體。在褒法揚秦的同時毛澤東又斥責孔子的隻說空話不做實事，其至痛罵腐儒的男盜女娼，實質隻是作為肯定法家讚美秦始皇的一種陪襯。其實，毛澤東對秦始皇的看法本來也平實公允。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對秦始皇有較為全麵正確的評說。他一方麵認可秦始皇在建立中央集權製的統一的封建國家時的重大貢獻，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如果說，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麼，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4頁）另一方麵又批評秦始皇輸於文治，在詞作《沁園春·雪》中評論：“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版1996年版，第68頁）大秦帝國輸於文治，政策苛刻殘酷，二世而亡。毛澤東在“評法批儒”中所以把秦始皇抬得很高，也與他的對手罵他是“暴君秦始皇”有關，為了反駁誣蔑他時出激憤之言，肯定過頭，語言過當。當運動風力減弱，理性大於激情時，他對秦始皇的評價又回歸一分為二式分析的曆史唯物主義常態，批評起秦始皇的耽於逸樂，壓迫人民，“焚書坑儒”的失敗——“劉項原來不讀書”！
第三個特點，是法非儒始終與批回潮、批右傾、批翻案、批倒退勾掛綰結。從上述引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評法批儒”好強調儒家“法先王”，厚古薄今，複古倒退，法家“法後王”，厚今薄古，改革進步。這裏藏著隱憂，即擔心否定“文革”。當時的思維定式是：擁護維護“文革”的即是思想激進的“左派”，是革新派；抵製反對“文革”的即是觀念保守的“右派”，是複辟派。這個評批目的，這個政治功利，這個價值取向，使“評法批儒”一開始就不是在爭論學術是非，而是一種政治運作，是在較量政治短長。報刊上連篇累牘充滿政治暗語的所謂批評文章，也是借此而起。“四人幫”借題發揮的“影射史學”乘機甚囂塵上。現在回頭看，晚年那一場評批運動雖然聲勢浩大，但是未末給毛澤東增加新的榮譽，實事求是地講，那是他法家學說品讀史上的“滑鐵盧”。
今天，“評法批儒”的陰影早已漸去漸遠。整體掃描毛澤東品讀法家之學的“全息”圖像，仍然可以使我們在拂去灰塵後看到耀眼的光芒。
法家之理論、實績卓著，不僅促成強秦之一統，且亦支撐我國封建帝製達兩千餘年。法家的現實精神，法家變革社會的開創意識，法家富國強兵的實際運作，都給予了幹著偉大事業的毛澤東以積極的影響。我們今天也沒必要因為一個“評法批儒”而否定他與法家學說關係中的光輝一麵。
毛澤東身邊的人往往能近距離地了解毛澤東。林克曾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當有學者采訪他時，問及“毛澤東對法家如何評價”，林克回答：
法家也產生於春秋戰國時代，是諸子百家之一。由齊國的宰相管仲、鄭國的大臣子產開其先，在魏國做過大臣的李悝、吳起和在秦國掌過相印的商鞅斷其後，韓國王裔韓非集其大成。
法家與儒家的根本分歧是：儒家提倡仁義，主張以禮治國；法家則推重權勢，主張以法治國。其特點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法家最早做的一件舉世轟動的事，是順應時代變遷的現實，將根據新情況擬製的法令，鑄在金屬器皿上，要求人們遵守，史稱“鑄刑鼎”。
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對推動曆史的進步做出過卓越的貢獻。例如，商鞅主持了秦國的變法，使原先毫無地位的弱秦富國強兵，為其最後吞並六國奠定了基礎。
這些有作為的法家人物順應時代潮流，促進社會變革的業績，與毛澤東從事的偉大革命，其創造新世界的強烈欲望有內在的一致性。他們正是在求變革、建新業這一點上，找到了共鳴。（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澤東——林克談話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