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卷
“精兵簡政”是管子提出來的
——毛澤東品《管子》（雜家）
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潁上（今安徽境內）人。春秋初期政治家。少時家貧，早年經商，先助公子糾與公子小白（即齊桓公）爭位，失敗後，經鮑叔牙推薦，公元前685年被齊桓公任為上卿，尊稱“仲父”。他輔佐桓公，執政四十餘年，在經濟、政治方麵因勢製宜，實行改革，諸如“戍兵屯田”“精兵簡政”“蓄積斂財”等，使國力大振。他利用並改進宗周製度，置國（都）為士鄉十五，工商鄉六，都鄙為五屬，分設各級官吏管理。在保持“井田疇均”的同時，再按土地好壞征收賦稅；注重發展農業生產。又用官府力量控製山海之利，並特許在庶民中選士，予以破格提升。重視賞勤罰惰。這些措施使齊國不斷富強。對外致力於“尊王攘夷”“九合諸侯”的活動，齊國因之富強，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
司馬遷《史記》第六十二卷《管晏列傳第二》載《管子傳》如下（節選）：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相，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嚐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嚐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嚐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嚐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司馬遷的《史記》《管子傳》突出了兩大主題：“管鮑之誼”與管仲在齊國的改革。
管仲有著作遺留後世，後人編成《管子》一書。但是，學者們多認為《管子》實係後人托名於管仲的著作。戰國末期，即有《管子》一書，韓非子曾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韓非子·五蠹》）西漢末年曾經劉向整理，據劉氏敘錄稱，《管子》原書五六四篇，除去重複的四七八篇，實為八十六篇。劉向編定的八十六篇，分為《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管子解》《管子輕重》八組。《漢書·藝文誌》載有《管子》二十四卷，也是八十六篇。《管子》後來亡佚十篇，實存七十六篇，這就是今本《管子》。
劉向整理過的《管子》已經不是韓非、司馬遷看到過的《管子》原本的麵目。郭沫若說：“《管子》不僅不是管仲作的書，而且非作於一人，也非作於一時。它大約是戰國及其後的一批零碎著作的總集，一部分是齊國的舊檔案；一部分是漢朝開獻書之令時由齊地彙獻而來的。”（郭沫若：《青銅時代·宋鈃尹文遺著考》）任繼愈具體指出，《管子》包括兩類著作，“一類是管仲學派的著作，這是《管子》的原本，……另一類是稷下先生的著作，這是直到劉向編書時才摻雜進去的。”因為稷下先生，包括各家各派，所以《管子》中有陰陽家、道家、法家、儒家及兵家、農家的著作（參見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第355頁）。有些學者認為，書中《輕重》十九篇（今存十六篇）和《侈靡》篇不作於戰國時期而是西漢的作品。
根據現有資料，可以這樣結論：《管子》中的某些篇章反映了管仲的事跡和思想。戰國初年，“田氏代齊”，奪取了齊國政權，繼承和發揚了管仲的思想，實行變法，形成了管仲學派。齊威王、宣王時，招攬各國文學遊說之士，在齊都臨淄“稷下學宮”任其講學議論，臨淄成為學術中心。《管子》其書絕大部分是管仲學派的文集，也摻雜了其他稷下學者的論述。書中關於經濟的《侈靡》和《輕重》十九篇則成書於西漢時期。
《管子》內容龐雜，包含有道家、名家、法家等家的思想，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及自然科學等領域，還有天文、曆數、農業、經濟、輿地等知識。《管子》一書的思想體係，哲學思想是其理論基礎，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是其核心內容。
這個學派在哲學方麵重視“天道”和“人情”——自然變化的規律和人們的心願。“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禁藏》）。內中《心術》《白心》《內業》等篇，保存一部分道家關於“氣”的學說。《水地》篇提出了以“水”為萬物之源的思想。《管子》認為，水有許多優良特性，是萬物的本原，甚至人的精神麵貌也是由水決定的。後來管仲學派又把這個命題進一步發展，提出了精氣為萬物本原的學說，認為萬物都產生於“精”，“精也者，氣之精者也”，這種精氣與道有著共同的屬性和作用，“氣道而生，生乃思，思乃知”（《內業》）。而認知方式，則是“靜因之道”的反映論，“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心術》）。“靜因之道”的實質是拋棄主觀成見而如實地反映客觀事物，遵循客觀規律。這種處心以靜而禦外物的觀點，要求“潔其宮（心靈），開其門（感知），去私毋言，神明若存”（同上）。
任繼愈認為，管仲學派介乎儒家學派和法家學派二者之間，對宗法製采取半保留、半否定的態度，主張把宗法製和中央集權製有機地結合起來，把禮治和法治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強調以法律來加強王權，又重視用宗法道德來鞏固封建統治。這個學派重視人民的作用，主張爭取民心。認為民是國家之本，統治者的成敗都取決於“得人”或“失人”。“得眾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禁藏》）“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牧民》）統治者隻有為人民興利除害，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管子》全書中的軍事思想涉及麵很廣，內容相當豐富。《漢書·藝文誌》把兵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和兵技巧四家，根據班固所指出的這四家的特點來分析《管子》，可以說，這四家的思想在《管子》中幾乎無一不備。
《管子》的經濟思想，也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其中《輕重》等篇是中國古代典籍中闡述經濟問題篇幅較多的著作，並在生產分配、交易消費和財政方麵均有所論述。《度地》篇則專論水利，《地員》篇專論土壤。
《管子》其書，內容異常豐富，也很複雜，很難將其準確地劃歸於某家某派。班固《漢書·藝文誌》列之於道家；劉歆《七略》雲：“《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又《漢書·藝文誌》孝經類著錄《弟子職》一篇，儒家類著錄《內業》十五篇，兵家類“省《伊尹》《太公》《管子》”。可見漢代已對該書分別著錄，遽難定分。實則《管子》其書兼有儒、道、法各家之長而無其短，又摻以陰陽、兵、農等家學說，是我國曆史上最早、最大的雜家，任何一家的思想均不足以涵蓋該書的豐富內容。但是，從總體上來說，《管子》還是先秦諸子中的一家。
《管子》一書在我國思想曆史上，曾經產生過積極的、較大的影響。它是許多政治家必讀之書，它是許多思想家必研之書。
《管子》：不偷取一世
據現有文獻記載，毛澤東最早接觸《管子》，是1913年冬他在湖南第四師範讀預科時，在“修身”課堂聽楊昌濟老師講課時提到《管子》。
毛澤東就是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的。據1914年出版的《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覽》記載：1913年楊昌濟在四師教預科修身，袁仲謙則任預科國文、習字教員。1914年春，四師合並於一師，這時楊、袁二人到一師繼續任教。這年7月，袁仲謙“因期滿退職”，不在一師任教。
毛澤東在四師求學期間留下《講堂錄》一冊。《講堂錄》四十七頁，九十四麵。筆記用的是直書九行紙本，前十一頁是手抄的《離騷》和《九歌》，後三十六頁主要內容是聽課筆記，也包括一些讀書劄記。記錄時間是1913年10月至12月。
《講堂錄》修身課記錄內容，很多與楊昌濟有關著作內容相同；而國文課記錄的內容，大多是聽講韓愈文章的課堂記錄，也有毛澤東自己閱讀韓文的筆記。這一部分可能是聽袁仲謙講國文課的記錄。
1913年11月15日，楊昌濟先生講“修身課”，毛澤東在《講堂錄》中的記載，表明楊先生講到《管子》：
《管子》：不偷取一世。人之愛情，通於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界。現在之群，固致其愛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載以上之人，千載以下之人，其致其愛情，亦猶是焉。不觀乎人心乎，其讀史也，則嚐思慕忠賢；其置產也，則務堅其契約，故曰人無有不善也。（《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90頁）
“不偷取一世”見《管子》首篇《牧民》：
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強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據《毛澤東早期文稿》整理者查核，毛澤東關於《管子》一段筆記，係楊昌濟日記的大意縮編。據楊昌濟在《論語類鈔》中說，此段寫於戊戌（1898）年。可參見《楊昌濟文集》第26—27頁、第73頁。又可參見楊昌濟《達化齋日記》（校訂本）1914年10月21日之修身問題。這說明，毛澤東關於《管子》這段課堂筆記，來源於恩師（後來的嶽父）楊昌濟。換句話說，毛澤東的研習《管子》，開始於楊昌濟的教誨。
對比青年毛澤東的課堂筆記與《管子》的原文節錄，使我們知道：管仲要求執政者“不偷取一世”，是為了實現“民無怨心”，講的是“治政”；楊昌濟先生借用“不偷取一世”這個命題，闡述“人之愛情”通於“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並由此推導出“人無有不善也”的結論，講的是“修身”。
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
毛澤東最早使用源自《管子》一書的成語“不翼而飛”，已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時期。
1927年春天，湖南農民運動正在蓬蓬勃勃地發展。此時，毛澤東回湖南考察農民運動的發展狀況。
對這件事情，毛澤東自敘說：“我這回到湖南，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從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共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誌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裏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誌，都將在他們麵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麵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毛澤東對農民運動持肯定、支持態度。考察之後，他寫作了著名的調查報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除了講農民運動的正確性、必要性，批駁“糟得很”“痞子運動”等錯誤荒謬指責外，還講了農民運動帶來的十四件大好事，其中第八件是“普及政治宣傳”，毛澤東說：
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汙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麵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裏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裏流到了他們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裏玩吧，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著另一個小孩子鼓眼蹬腳揚手動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頁）
“不翼而飛”也作“無翼而飛”或“毋翼而飛”。出自《管子·戒》篇：
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曰：“我遊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謂也？”
管仲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
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
管仲複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
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這段古語譯成白話則是：
桓公將要到東方去遊樂，谘詢管仲：“我的出遊，準備東起之罘，南到琅琊。可是大司馬王子城父卻說，你的出遊也要像先王一樣。這是什麼意思呢？”
管仲回答：“先王的出遊，春天出發，是去調查農業生產沒有本錢的困難，這叫作‘遊’；秋天出發，是去補助人們生活上的困難，這叫作‘夕’。人馬出遊後，糧食取給予老百姓，這叫作‘亡’；樂不思歸，這叫作‘荒’。先王對人們有遊、夕之事業，自己卻沒有荒、亡的行為。”
桓公聽進了此言，有些誡懼，退後拜謝說：“這真是寶法！”
管仲又對桓公說：“沒有翅膀卻能飛的是聲音，沒有根本卻很牢固的是感情，沒有地位而尊貴的是人性。您應該鞏固感情，謹戒聲色，以嚴尊心性，這叫作道的發揚光大。”
桓公後退再拜說：“我願意順從你的指教去做。”
管仲認為君王出遊要解決“農事之不本”和“補人之不足”等農業生產上的問題，否則出遊則是“荒亡”的行為。
《管子》此篇名“戒”，其含義在於告誡君主和臣僚，戒除腐敗、貪婪、遊樂等敗象之意。《戒》篇此段大意是君主不要隻顧遊樂，要關注農業和民生，能戒聲色逸樂者，才能弘揚大道。
其中講到“無翼而飛者，聲也。”成語“不翼而飛”即來源於此。《戰國策·秦策三》則說：“眾口所移，毋翼而飛。”這已經是把“不翼而飛”使用到輿論傳播上了：大家口耳相傳，移動擴散，消息輿論沒有翅膀卻飛了。
毛澤東使用成語“不翼而飛”，取形容事物傳播得很迅速之意。用它來形容農民運動政治宣傳工作開展得異常迅速，並在廣大群眾中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毛澤東舉例鮮活：連兒童嬉戲打鬥，都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可見農民運動中的宣傳鼓動是做到了家喻戶曉、老少皆知。
有這樣的輿論動員，自然會興起暴風驟雨般的農民運動。
攻堅則韌，乘瑕則神
在中央蘇區時期的第二次紅軍反“圍剿”的戰爭中，紅軍著名將領毛澤東、彭德懷都提到《管子》中一條著名軍事指導原則：“攻堅則韌，乘瑕則神。”
1931年2月，蔣介石命軍政部長何應欽組成南昌行營並任主任，自己兼代陸海空軍總司令，調集地方雜牌軍十八個師又三個旅約二十萬人，於1931年4月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
蔣介石確定這次“圍剿”的方針和原則是：采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方針，分兵四路進攻。以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旨，以主力分別由東、北、西三麵進剿，一部由南麵協剿，穩紮穩打，步步為營，逐漸緊縮包圍圈，徹底消滅紅一方麵軍，摧毀中央蘇區。
4月18日，蘇區中央局繼續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退敵之策。紅一軍團各軍軍長和政委，紅三軍團的總指揮、總政委都到會了。
在麵對敵人的第二次“圍剿”打不打的問題基本上解決後，緊接著討論怎樣打的問題。毛澤東從實際出發，以充分的理由說明了對這一次各個殲滅敵人的大體設想，和在打破“圍剿”後轉入戰略進攻時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軍事形勢，指出“圍剿”軍雖然有二十萬，與第一次“圍剿”時一樣，都不是蔣介石的嫡係，與蔣介石有矛盾，各部派係複雜，動作不協調。其中第五路軍從北方新到，膽薄恐懼，是個弱敵，可以先打。毛澤東的發言贏得了普遍的讚同。
彭德懷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他一向總是不那麼習慣引古論今，這次一反常態，他談了自己對形勢的看法，以及紅軍應持何種戰法以後，還引用了《管子·製分》中關於“強而避之”的一段話，指出凡進攻作戰，打強點就會碰釘子，打弱點就容易成功。攻擊敵人的強點不克，其弱點也會變成強點；乘虛先擊破敵人的弱點，其強點也會變成弱點。
彭德懷認為，毛澤東講的誘敵深入，避其銳氣，揀弱敵打，旨在靈活運用以曲求伸的辯證形式，其內容是積極的可取的。他強調指出，這種“強而避之，擊其惰歸”的戰法，和《管子·製分》裏的主張頗相似。這一戰法不僅適用於古代戰爭，也適用於今天的反“圍剿”作戰。（黃麗鏞編著：《共和國元帥讀古書實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頁）
“避其銳氣，揀弱敵打”，是毛澤東活用《孫子兵法》“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思想又一做法。毛澤東指出：“弱軍對於強軍作戰的再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揀弱的打。”（《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第208頁）揀弱敵打，講的是要正確地選擇作戰對象，是改變敵強我弱形勢的重要戰法。是實現殲滅戰的一條重要原則。這一戰法的意義，在於使我軍保持作戰的主動權，每戰都能確有把握地殲滅敵人。不打則已，打則必勝。
彭德懷引用《管子·製分》中的話是：
“故凡用兵之法，攻堅則韌，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
管仲是說用兵打仗的方法，進攻敵人的強點會受挫，乘虛攻擊則會取勝。攻擊敵人的強點，其弱點會變成強點；攻擊敵人的弱點，其強點就會變成弱點。管仲和孫武都是春秋時代的人，管仲《製分》中的話與孫武《軍爭篇》的話，可謂互相發明。
關於在會議上引用《管子·製分》中這段話的情況，時任紅一方麵軍總部參謀處長的郭化若的回憶又有補充。他在回憶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文章《橫掃七百裏的輝煌勝利》中說：
4月18日晚上，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休會，毛澤東在閑談時指出：
他們不懂得在戰略上也應打弱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說：“故凡用兵者，攻堅則韌，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不是古人早已講過了嗎？（郭化若：《橫掃七百裏的輝煌勝利》，《曆史研究》1978年第1期）
仔細分析，郭化若的回憶與彭德懷的回憶，在細節上不僅不矛盾，而且可以互相補充。引用《管子·製分》中關於“攻堅”與“攻瑕”的名言，彭德懷是在會議上講的，毛澤東是在“會後閑談時”說的。兩人都讚成“攻瑕”，也就是“揀弱敵打”。
毛澤東繼承和發展孫武和管仲“擊惰”“攻瑕”這一古代兵法思想，提出從北方遠道而來的王金玨第五路軍是“弱軍”，這首先把反“圍剿”的弱敵選準了。如果“弱敵”選不準，就會出現“攻堅則韌”，“攻堅則瑕者堅”的情況。敵人的弱點，一靠找，二靠造。任何敵人絕不會像鋼板一樣，在相對的條件下，總有弱點可找，有縫隙可乘。敵之弱點暴露，更利於我軍攻擊。
麵對國民黨軍新的“圍剿”，中共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麵軍總部領導紅軍和人民群眾進行了反“圍剿”準備，也就是采取了各種使“強敵”變“弱敵”、使“堅者”變“瑕者”的措施：3月中旬，將中央蘇區劃分為十個遊擊區，並規定了各遊擊區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擾敵、堵敵、誘敵、截敵、毒敵、捉敵、偵敵、餓敵、盲敵、襲敵等十項任務；3月下旬，紅一方麵軍派出少數兵力監視北麵“圍剿”軍，主力由永豐、樂安、宜黃、南豐以南地區南移至廣昌、寧都、石城地區，進行反“圍剿”作戰訓練；蘇區各級政府組織動員人民群眾進行堅壁清野和支援紅軍作戰。
4月1日，“圍剿”軍兵分四路，以寧都為目標，大舉進攻。各路國民黨軍在紅軍部分兵力及地方武裝和赤衛隊、少先隊的阻擊、襲擾下，行動緩慢，至23日始進至江背洞、龍岡頭、富田、水南、嚴坊、招攜、界上、橫石、廣昌一線。
在此期間，中共蘇區中央局多次研究討論紅軍的作戰行動方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繼續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把敵人引到蘇區內，集中優勢兵力先打較弱的王金鈺第五路軍，繼而由西向東橫掃，各個擊破，徹底粉碎“圍剿”。據此，紅一方麵軍三萬餘人在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指揮下，4月20日由寧都、石城、瑞金地區秘密轉移，23日轉至龍岡、東固地區隱蔽集結。紅一方麵軍主力在東固山區持重待機二十餘日。
5月13日，王金鈺的第二十八師和第四十七師一個旅終於脫離其富田陣地。14日和15日，紅一方麵軍總部相繼下達了殲擊由富田出犯之敵的作戰命令和補充指示。16日，紅軍主力向正在東進的第二十八師和第四十七師一個旅展開攻擊，經一晝夜激戰，將其大部殲滅，殘敵逃向水南。紅一方麵軍擇弱攻擊，首戰告捷，隨之向東橫掃。從16日至31日，橫掃七百裏，五戰皆捷，殲滅“圍剿”軍二萬餘人，繳槍二萬餘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
接著，紅軍轉入進攻，解放了閩贛邊界的黎川、南豐、建寧、泰寧、寧化、長汀等廣大地區，分兵發動群眾，進一步鞏固擴大了中央蘇區。
從戰爭指導謀略上說，中央蘇區紅軍的第二次反“圍剿”作戰，采用的正是“擊弱攻瑕”的謀略手段。
齊桓公和軍師管仲關於追擊戰的例子
1936年下半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安附近紅軍大學以“軍事辯證法”為題作戰略學演講。據陳士榘回憶：
我記得，他在講戰略學的戰略追擊時，專門列舉了一些中國古代戰例。如春秋時期著名的長勺之戰，魯國采取“敵疲我打”的方針戰勝強大的齊國的例子，以及後來齊國桓公和軍師管仲關於追擊戰的例子。“中國有個有名的成語，叫作‘一鼓作氣’來自何時呢？”毛澤東揮動著大手說道：“來自春秋時期的齊魯長勺之戰。”（劉恩營整理：《從井岡山走進中南海——陳士榘老將軍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頁）
陳士榘是毛澤東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他在“紅大”（以後稱“抗大”）聽了毛澤東講“戰略追擊”的課程，毛澤東舉了齊桓公和軍師管仲“關於追擊戰的例子”。也許是年深日久，也許是講演中突出了魯莊公和曹劌“長勺之戰”中追擊的例子，陳士榘沒有回憶管仲“追擊戰”具體是哪次作戰。查《史記》《齊太公世家》和《管仲傳》，再查《國語·齊語》，知道管仲參與指揮的戰爭，主要有齊桓公二十三年的北伐山戎之戰和桓公三十年的齊國南下伐楚之戰。而齊伐楚，主要是戰略威懾。齊軍駐紮陘地，雙方對峙。後締結召陵之盟，齊國達到了迫使楚國給周天子上貢獻禮，自己稱霸諸侯的政治目的之後，就撤兵回國，沒有發生追殲之事。
北伐山戎，卻是戰略追擊戰。《史記·齊太公世家第二》記載：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複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司馬遷這個記載，重點表彰齊桓公遵守“諸侯相送不出境”周禮的霸主之德。但是也可看出，齊軍從齊國腹地出發，千裏奔襲山戎（今河北遷安），又長途追擊到孤竹國（今河北盧龍縣境），使山戎倉皇北逃不敢南顧，燕國轉危為安，齊國才勝利回師。
《韓非子·說林上》的一則記載更能看出北擊山戎是追擊戰：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這次戰爭從春到冬曆時長久。迷失道路，無水幹渴，是奔襲追擊作戰勿忙急迫中常發生的事情。幸好有管仲和隰朋兩個足智多謀閱曆豐富的“參謀長”，才使齊軍走出迷途，找到水源。
查《毛澤東年譜》，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於1936年6月1日在陝北保安瓦窯堡舉行開學典禮。前十天（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建立紅軍大學問題。毛澤東的報告說到教育方針時，提出高級及上級科“主要是戰略高深原則的學習”。而教員則由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等15人擔任。
也許正是這兩個原因，毛澤東到“紅大”講戰略課，講到“戰略追擊”時，舉了齊桓公和管仲北擊山戎和魯國長勺之戰的戰例。那時，還是全麵抗戰的前一年，毛澤東的戰略講演，總結的還是中央蘇區紅軍“反圍剿”戰爭的經驗。在這個基礎上，本年底他寫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著名軍事著作。
從陳士榘回憶所描述的演講氛圍可以看出，毛澤東舉齊桓公和管仲北擊山戎和魯國長勺之戰的戰例，是為了把“戰略高深原則”講得生動活潑，使學員們聽得進、記得住、用得上。
提高到整齊劃一、令行禁止的程度
成語“令行禁止”出自《管子·立政》篇：
“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意為：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國家法令和風俗影響到的地方，如同身體各器官聽從心髒指揮那樣，這是臨政期望達到的效果。
《韓非子·八經》篇曰：“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把《管子》“令則行，禁則止”濃縮為成語“令行禁止”。
管仲和韓非，都強調權力控製。管仲的“令則行，禁則止”是“政之所期”；韓非的“令行禁止”是“執柄處勢”。
“令行禁止”意指命令許做的馬上執行，不許做的立即停止。形容法令嚴正，執行認真。
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的《向運動戰發展》一節中說：
由執行遊擊戰的遊擊部隊化為執行運動戰的正規部隊，須具備數量擴大和質量提高兩個條件。前者除直接動員人民加入部隊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隊的辦法，後者則依靠戰爭中的鍛煉和提高武器的質量。……
提高質量，須在政治、組織、裝備、技術、戰術、紀律等各方麵有所改進，逐漸地仿照正規軍的規模，減少遊擊隊的作風。……紀律方麵，提高到整齊劃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滅自由和散漫的現象。所有這些方麵的完成，需要一個長的努力過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須向這個方向發展。隻有這樣，一個遊擊戰爭根據地上麵的主力兵團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擊敵人的運動戰方式才能出現。這種目的，在有正規軍派遣支隊或派遣幹部的地方，是能夠比較順利地達到的。因此，一切正規軍均有扶助遊擊隊向著正規部隊發展的責任。（《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61頁）
抗日戰爭中，因執行遊擊作戰任務所組織起來的“遊擊部隊”，與執行運動作戰而組織起來的“正規部隊”，在建設質量上有程度的差別。為適應戰爭發展的需要，“遊擊部隊”要轉化為“正規部隊”，以便“向運動戰發展”。這不僅是數量的擴大，而且是質量的提高。質量的提高包括“政治、組織、裝備、技術、戰術、紀律等各方麵”。長期的各行其是的遊擊作戰，形成了山頭主義、分散主義和自由主義等不良風氣。隻有在紀律方麵克服自由散漫的“遊擊作風”，才能使遊擊部隊“提高到整齊劃一令行禁止的程度”。
正是在這裏，毛澤東繼承了管仲以來“令行禁止”政風軍紀。在具體曆史背景下，管仲的“令行禁止”表現在政令方麵，毛澤東的“令行禁止”表現在軍令方麵。毛澤東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用這一成語，要求在軍隊官兵中都要有嚴明的紀律。
對見異思遷的人是極好的教訓
毛澤東使用《管子》中的成語“見異思遷”批評對技術工作崗位不專一的現象，是在抗日戰爭前期的1939年。那時，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為中國抗戰以身殉職，毛澤東寫一篇文章紀念他。
白求恩（1890—1939），即諾爾曼·白求恩。加拿大共產黨黨員，外科醫生。1914年從多倫多大學畢業後，參加加拿大遠征軍，曾到法國和比利時任戰地擔架隊員。1922年以後曾任蒙特利爾皇家維多利亞醫院胸外科醫師，聖心醫院胸外科主任。1935年當選為美國胸外科協會理事。同年加入加拿大共產黨。1936年德意法西斯武裝幹涉西班牙時，隨加拿大誌願軍赴馬德裏前線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提供醫療服務。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他率領加拿大、美國醫療隊，於1938年來中國，3月底到達延安，6月即赴晉察冀邊區，在那裏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犧牲精神、工作熱忱和責任心，均稱模範。1939年10月，由於在一次為傷員施行急救手術時受感染，同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逝世。
白求恩的死，毛澤東很悲痛。1939年12月31日，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說：
白求恩同誌是個醫生，他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醫務係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這對於一班見異思遷的人，對於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0頁）
“見異思遷”出於《管子·小匡》：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意為：從小就學習這些禮義，心思安定，不見異思遷，以至於父兄的管教不嚴厲也能成功。
“見異思遷”由此演變而來，意指看見異樣的事物就改變主意。形容意誌不堅定，愛好不專一。
毛澤東借用這一成語批評了那些隻顧個人興趣或個人得失而不安心工作的人。人們學習知識、鑽研技能、成就事業，都需要有一種持之以恒、始終不渝的精神。朝秦暮楚，見異思遷，是難於成功的。白求恩是醫學博士，醫術很高明，在他短暫的一生中，三次到國外參加戰地救護醫療，最後犧牲在中國抗日戰場上。他不僅理想壯麗，而且意誌堅定；不僅技術高超，而且心無旁騖。這使他的生命放射出絢麗多彩的光芒。
春秋時期管子搞過屯田
抗日戰爭中的1940年年底，毛澤東、朱德命令王震率三五九旅開赴延安東南部方向的黃龍山南泥灣地區，在保持戰鬥準備的情況下，屯田開荒，發展生產。
王震臨行前，毛澤東對他說：“三五九旅到了南泥灣，一定要吃大苦，耐大勞，幹出一個樣子來！”又說：
“軍隊搞屯田，也不是現代人的什麼發明，中國古時候就有了，春秋時期管子搞過，三國時諸葛亮也搞過；如今我們搞屯田，不單單是學管子的做法，而是要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我們要靠自己的兩隻手，做到自力更生、豐衣足食！”（邸延生：《曆史的真跡——毛澤東風雨沉浮五十年》，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603—604頁。）
這裏，毛澤東所說的管子，即春秋時期的管仲。
1941年9月下旬的一天，身在延安的毛澤東在寫一篇文章時突然感覺到胳膊疼得抬不起來。長期艱苦的戰鬥生活，使他早已患了風濕性關節炎和嚴重的腸胃病，發作時疼得很厲害——這天，他的關節炎再一次發作了，工作人員要去醫院請醫生來為毛澤東治病，毛澤東卻建議說：“莫去醫院了，吃了多少次西藥都不大頂用，還是請中醫吧！”
在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的李鼎銘先生，既是米脂縣參議會的會長，又是邊區有名的中醫。工作人員去請李鼎銘，李鼎銘拄著拐杖從邊區政府來到毛澤東的居住地楊家嶺給毛澤東看病。
毛澤東和李鼎銘早就很熟悉了。切脈後，李鼎銘對毛澤東說：“吃三服中藥就會好轉，不要緊的。”
毛澤東向李鼎銘表示謝意。談話中，兩個人談及了八路軍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各項工作。當談及到邊區政府普遍開展起來的大生產和由三五九旅率先開展起來的開荒運動時，毛澤東再次談及了春秋時期管仲曾向齊桓公建議的屯田製：
“管仲搞過，我們為什麼不能搞？實踐證明，‘屯田’製是一項很不錯的辦法，有很多益處；總的來說無外乎八個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嘛！”（邸延生：《毛澤東評述諸子百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7—88頁）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之中，糧食問題是極其重要的環節。勞師遠征，轉運軍糧，最使指揮員撓頭。於是，聰明的戰爭指導者想出了屯墾的辦法，軍屯民墾，戰時接濟軍糧，平時實邊固防。管仲治理齊國施行過屯墾製，這啟發了毛澤東組織部隊屯墾戍邊的思路。
1955年元旦期間，王震將軍到中南海見毛澤東。
在菊香書屋會客室，王震對毛澤東說：“主席，我們打了這麼多年的仗，現在戰爭結束了，那麼多退伍軍人需要安置，總得想個好辦法解決。”
“可以組織屯墾戍邊嘛！”毛澤東說，“中國古代就有屯墾製，管仲搞過，諸葛亮在漢中也搞過呢！開荒就業，治療戰爭創傷，鞏固邊疆，建設邊疆，應該是個好辦法。”（邸延生：《曆史的真言——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紀實》，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598頁）
王震高興地說：“這真是個好辦法！可以集體轉業，集體安置，做到有組織有紀律，還可以減輕各級政府的不少負擔。”
毛澤東揮揮手說：“是嘛！可以去海南島、去北大荒、去新疆，上山、下鄉、下海，勞動就業就是了；我們這樣做，一可以鞏固社會治安，二可以鞏固國防，三可以解決幹部戰士的就業問題和安置家屬，四可以減輕政府負擔。有這四個方麵的好處，何樂而不為呀？”
王震高興地笑了。
屯田乃為“久駐之計”，以支持曠日持久的戰爭。毛澤東吸取管仲、孔明的經驗，總結了屯墾戍邊的四大“好處”，決心在新疆、北大荒、海南島組織轉業部隊集體屯墾，是遠見卓識之舉。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直到如今，新疆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都為保衛邊疆、建設邊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共和國國史上最為亮麗的一筆，是人所共知的千秋偉業。
“精兵簡政”最早是管子提出來的
1941年11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的風濕性關節炎和胃病再一次同時發作了。李鼎銘先生除了讓毛澤東服中藥以外，還用按摩的辦法予以治療，並建議毛澤東在太陽光下接受按摩治療效果會更好。毛澤東欣然同意。
一連數日，毛澤東每天中午便脫光上身的衣服，躺坐在窯洞外麵的一張帆布椅上，在陽光的照射下讓李鼎銘給他按摩。按摩過程中，兩個人也談論一些邊區政府的事。當談到一些繁雜的具體工作時，李鼎銘建議邊區政府應該施行“精兵簡政”，毛澤東一聽即頗為高興地表示讚同說：“好嘛，這個建議好！”並說，
“這個辦法，最早還是管子向齊桓公提出來的哩！被齊桓公采納了，以至後來九合諸侯，當了多年的霸主。”（邸延生：《毛澤東評述諸子百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頁）
李鼎銘說：“一旦施行‘精兵簡政’，就可以儉省出不小的經費，用來支援前線的對日作戰……”
毛澤東連連點頭說：“這確實是個好的建議！”並說：
“這也使我想起了管子關於‘捆馬棧’而對齊桓公說的一番話，凡事都應該有個章程、有個切實可行的辦法哩！”（邸延生：《毛澤東評述諸子百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頁）
李鼎銘笑了說：“主席的聯想力很廣嘛！”
毛澤東又說：“那就請你回去以後搞一個材料，正式提出‘精兵簡政’的主張。”
同年11月21日，毛澤東出席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大會並發表講話，強調加強共產黨內外的團結與合作，改正中共黨內的諸多不良作風。
會議進行中，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接受並采納了李鼎銘等11人聯名提出的“精兵簡政”的主張。
在毛澤東與李鼎銘的談話中，毛澤東所講到的關於管仲“捆馬棧”的故事，可參見《管子·小問》篇：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嚐為圉人也。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毋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正像毛澤東所說，這則故事的寓意，是告誡人們無論辦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個章程，有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即開始思考一個重要問題：怎樣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怎樣防止幹部腐化墮落，怎樣達到長治久安？那個時期，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得無厭，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炎黃春秋》1996年第6期，第3頁；盛巽昌等編著：《毛澤東這樣學習曆史，這樣評點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頁）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話出自《管子》首篇《牧民》。管仲說：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右《國頌》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複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右《四維》
管仲的意思是說：凡是領有封地治理百姓的人，要注意把握四季農事，保證國庫充實。國家財政富足，遠方人民也會前來歸附；土地充分墾辟，百姓將長期安居樂處。人們隻要倉庫充實就會懂得禮節，衣食富足就會知道榮辱。君主服用器物符合製度，那麼六親各能感恩結固，禮義廉恥得以申張，國君的法令就能順利推行。所以減省刑罰的關鍵，在於禁止奇技淫巧；鞏固國家的法度，在於整飭禮義廉恥。教訓人民的根本辦法，在於敬明鬼神尊卑之府，祭祀山川土地之神，尊奉祖宗神靈，恭敬宗親舊故。如果不勤勉天時，國家就生財無道；不發掘地利，國庫就會空虛。土地荒蕪將使百姓變得懶惰，君主揮霍無度將導致人民輕舉妄動，奇技淫巧如果不能嚴行禁止，百姓將更加深溺其中，這兩者得不到控製，國家就無法寬緩刑罰。不敬明鬼神，下層人民就不懂得尊卑之序；不祭祀山川，國家威令就難以遠播；不尊重祖先，百姓就會犯上作亂；對宗親故舊不恭敬，孝悌倫常就沒有齊備。禮義廉恥得不到申張，國家就會滅亡。以上是《國頌》。
國家有四維，缺其一將失去平衡，缺其二就會發生危險，缺其三將被顛覆，缺其四必然滅亡。傾斜可以糾正之，危險可以安定之，顛覆可以起複之，隻有滅亡的命運是不可能改變的。那麼什麼叫四維呢？第一是禮，第二是義，第三是廉，第四是恥。“禮”要求不超越節度，“義”不允許妄自求進，“廉”意味著不隱瞞過失。“恥”則是指不與邪惡同流合汙。所以，隻要百姓居禮安分守己，君主地位就太平無事；不妄自舉薦，就不會滋生浮巧奸詐；不隱瞞過失，真行為必然端正公直；不與邪惡同流合汙，就不會產生任何危險國家的念頭。以上是《四維》。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句話，《史記·管晏列傳》也有記載，已見前引。歐陽修曾在《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馮道傳》中引用過：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合也。禮義，冶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
毛澤東是大政治家，他的目光敏銳而超前。
解放戰爭後期，中央機關要從河北西柏坡遷進北京城。進城前三天，總部機關食堂加餐，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毛澤東說：
“要想做脫離人民群眾的事情，什麼時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這樣吃下去，不用多久，我們餐桌上的菜飯就會擺滿。到那時，我們越把為人民服務喊得越響，人民群眾越恨我們。”
毛澤東並非小題大做，他在警示各級幹部，他在提醒每個黨員：就要成為執政黨了，依靠群眾的必要性更迫切，脫離群眾的危險性更嚴重。
早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即提出“兩個務必”和“一個警惕”：務必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警惕被敵人的糖衣炮彈所打中。
中央機關從西柏坡出發那一天，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我們是進北平去“趕考”，我們一定要考出個好成績，絕不當李自成！
共和國成立之初，革命隊伍從農村進入城市，環境變化很大，各種誘惑包圍而來。毛澤東即為治官管吏這件大事操心費力動腦筋。
他反複叮嚀：“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勢必要挨打。”
他嚴重警告：“現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應當，我最歡迎。”
他語重心長地打招呼：“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
從這些話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治官管吏問題十分擔憂：雖經三令五申，不僅問題尚未解決，而且越來越重。他明顯有不滿和不安，有苦惱和焦灼。
管仲治齊國，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缺一不可：缺一而傾，缺二而危，缺三而覆，缺四而滅！毛澤東治新中國，從中悟出“治國就是治吏”，他看到了張大“四維”的重要性和丟掉“四維”的危險性——“四維不張，國將不國”！所謂“四維”，就是官德四目。用幹部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執政黨的幹部保持思想和作風的純潔性，防止腐敗，堅守清廉，自身“立人”，掌權“治人”，豈可不顧禮義廉恥，貪得無厭，腐化墮落。那樣，就是進了北京城腐敗變質的“李自成”，老百姓則要當造反起義偽“李自成”。
從管仲到毛澤東，世隔兩千餘年。然而執政治國，基本的規律有共性：艱難興國，逸樂喪邦！古今同理，概莫能外。這一原則，今天仍有現實價值。
十年樹人倒是可以的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做革命的促進派》，他就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指出：
“中國有句古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百年樹人，減少九十年，十年樹人。十年樹木是不對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時間。十年樹人倒是可以的。我們已經過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計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階級的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專家隊伍。十年以後就擴大這個隊伍，提高這個隊伍。”（《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頁）
毛澤東說的“中國古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首見於《管子·權修》篇：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管仲的意思是：作一年的打算，最好種植五穀，作十年的打算，最好種植樹木；作終身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才。穀物不過一種一收，樹木則一種十收，培育人才卻是一種百收。作為君主，如果能培育人才，將收到神奇的功用。成就大業有如神效，這是建立霸王之業的唯一門路．
由管子這段話，概括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成語，比喻培養人才是百年大計，也比喻人才培養很不容易。毛澤東引用和闡釋這句由《管子》而來的成語，有意不用其原意，而是作了語意翻新。他把“百年”這個“樹人”的長期效果，轉釋為“樹人”所需的較長時間，提出“減少九十年，十年樹人”。他要求用“十八年”時間“基本上造成工人階級的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專家隊伍”。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提出“十年樹人”的思想，是個重要的指導原則。一是“專家隊伍”是“工人階級的”，這就把知識分子劃歸到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之列，再不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了，這個區別十分重要；二是造就無產階級的“專家隊伍”，也就是形成知識分子的強大陣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加入。那時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的工作會議，周恩來總理親臨講話，講得知識分子們心裏熱乎乎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三是縮短培養人才即知識分子的時間，由“百年樹人”變成“十年樹人”，這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對知識分子的迫切需要。
盡管後來事情發生曲折，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三番四複之後才走入正軌。但是，毛澤東改造管仲“百年樹人”為“十年樹人”的思想，在信息化生活節奏加快的時代，對造就人才仍有啟示。
附：
《牧民》譯文
（《管子》卷一）
［原文］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右《國頌》。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複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覆。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複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強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右《士經》。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禦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強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緩者後於事，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右《六親五法》。
[譯文]
凡是領有封地統治百姓的人，要注意把握四季農事，保證國庫充實。國家財政富足，遠處民眾才會前來歸附；土地充分墾辟，百姓將長期安居樂處。人們隻要倉庫充實就會懂得禮節，衣食富足就會知道榮辱。君主服用器物符合製度，那麼六親各能感恩結固，禮義廉恥得以申張，國君的法令就能順利推行。所以減省刑罰的關鍵，在於禁止奇技淫巧；鞏固國家的法度，在於整飭禮義廉恥，教訓人民的根本辦法，在於敬明鬼神尊卑之府，祭祀山川土地之神，尊奉祖宗神靈，恭敬宗親舊故。如果不勤勉天時，國家就生財無道；不發掘地利，國庫就會空虛。土地荒蕪將使百姓變得懶惰，君主揮霍無度將導致人民輕舉妄動，奇技淫巧如果不能嚴行禁止，百姓將更加深溺其中。這兩者得不到控製，國家就無法寬緩刑罰。不敬明鬼神，下層人民就不懂得尊卑之序；不祭祀山川，國家威令就難以遠播；不尊重祖先，百姓就會犯上作亂；對宗親故舊不恭敬，孝悌倫常就沒有齊備。禮義廉恥得不到申張，國家就會滅亡。以上是《國頌》。
國家有四維，缺其一將失去平衡，缺其二就會發生危險，缺其三將被顛覆，缺其四必然滅亡。傾斜可以糾正之，危險可以安定之，顛覆可以起複之，隻有滅亡的命運是不可能改變的。那麼什麼叫四維呢？第一是禮，第二是義，第三是廉，第四是恥。“禮”要求不超越節度，“義”不允許妄自求進，“廉”意味著不隱瞞過失。“恥”則是指不與邪惡同流合汙。所以，隻要百姓居禮安分守己，君主地位就太平無事；不妄自舉薦，就不會滋生浮巧奸詐；不隱瞞過失，其行為必然端正公直；不與邪惡同流合汙，就不會產生任何危險國家的念頭。以上是《四維》。
國家政治法令順應民心就能推行，忤逆民心必然廢弛。百姓害怕憂勞，君主應該讓他們感到安樂；百姓憎惡貧賤，君主應該使他們富貴起來；百姓擔心危禍，君主應該保全他們；百姓害怕滅亡，君主應該養育他們。能夠讓百姓安樂的人，百姓必然願為他憂勞；能夠讓百姓富貴的人，百姓必定願為他忍受貧賤；能夠保全百姓的人，百姓也願為他赴湯蹈火；能夠養育百姓的人，百姓也願為他鞠躬盡瘁。所以僅靠刑罰是不能讓百姓感到畏懼的，殺頭也不足以使他們完全服從。刑罰太濫而百姓並不畏懼，那麼國家法令就難以推行；殺人太多而民心不服，君主地位就會發生危險。所以，隻要順從了百姓上述四種欲望，那麼即使疏遠的人也會變得很親近；如果忤逆民意，即使是親信也會背叛他。懂得對百姓與之生全取其死難，這便是執政的法寶。以上是《四順》。
把國家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把糧食儲存在取之不盡的糧倉裏；把財貨貯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庫裏；把政令下達在源暢流通的渠道；把人民使用在沒有爭執的崗位；向人們指明犯罪必死的道路；敞開立功必賞的大門；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不追求不應該得到的東西；不留在不可久戀之地；不要幹那些不可反複再三的事情。所謂把國家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是指把政權交給有德行的人；把糧食儲存在取之不盡的糧倉裏，是指大力發展糧食生產；把財貨貯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庫，是指普遍種植桑麻、飼養六畜；把政令下達在源暢流通的渠道，就是要使國家政策順應民心；把人民使用在沒有爭執的崗位，就是要讓他們各盡其長；指明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要申嚴刑罰；敞開立功必賞的大門，就是要做到獎賞信實；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就是要考慮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追求不應該得到的東西，就是不強迫人民做他們不樂意的事；不留在不可久戀之地，就是不貪圖一時僥幸；不幹不可反複再三的事情，即不折磨欺騙人民。把政權授給有德行的人，國家就能安定；大力發展糧食生產，全民生活就有了保障；普遍種植桑麻、飼養六畜，百姓就可富裕起來；國家政令順應民心，君主威信就可遠播四方；人民各盡所能，社會用品就會齊備；申嚴刑罰，百姓就不生邪念；獎賞信實，百姓就不怕死難；量民力而行，那麼事無不成；不強迫人們幹他們不樂意的事，那麼欺詐虛偽的行為就不會產生；不貪圖一時僥幸，百姓就沒有怨恨；不欺騙人民，百姓就會親近君上。以上是《士經》。
按照家族的要求治理鄉裏，鄉裏治理不好；按照鄉裏的標準治理國家，國家治理不好；按照國家的模式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理好。正確的辦法應當是以家的要求治家，以鄉的要求治鄉，以國的要求治國，以天下的要求治天下。不要認為不同家族就不聽取外姓人的意見，也不要認為不同鄉裏就不采納外地人的辦法，更不要認為不同國家就不聽從別國人的主張。要像天地對待萬物那樣，沒有任何偏私偏愛；像日月普照大地，這才是君主的氣度。駕馭百姓的方向，在於君主之所重視；引導百姓的途徑；在於君主之所提倡；號召人民的門路，在於君主之所好惡。君主追求什麼，臣下就想得到它；君主愛吃的東西，臣下都想嚐食；君主喜歡的事情，臣下都願實行；君主厭惡的事情，臣下都想隱避。所以作為君主，不要掩藏你的過失，不要擅改你的法度，否則賢能的人將無法幫助你。在室內講話，要讓全室人都知道；在堂上講話，要讓滿堂人都知道，這樣開誠布公才算是聖明的君主。僅靠城郭溝渠不足以堅守國土，強大的武力和裝備也不足以應付敵人，地大物博不一定能得到群眾擁護。隻有有道的君主，才能防患於未然，不至於滋生禍害。天下並不怕沒有賢臣，怕的是沒有君主任用他們；天下也不怕沒有財富，怕的是無人理財。所以，通曉天時的人，可以任命為長官；沒有私心的人，可以安排為官吏；既通曉天時精於地利，又知人善任的人，就可擁戴為君主。處事遲鈍的人總是落後於形勢，吝嗇錢財的人往往無人親近，偏信小人的人必然失去賢能之士。以上是《六親五法》。
《製分》譯文
（《管子》卷十）
［原文］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
故小征，千裏遍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遍知天下，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
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眾不用，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
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遊間也。
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眾，不能止待。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治也，而勝未必製也，必知製之分，然後能製，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製天下有分。
［譯文］
大概用兵首先要力爭做到的是，對聖人賢士不吝惜尊貴的爵位，對有道德學術智謀才能的人不吝惜官職，對有道德學術智謀才能的人不吝惜厚祿，對於耳聰目明的人不吝惜金錢財物。所以，伯夷、叔齊並不是在死後才有了聲名，他們生前就有了很多善行了；武王並不是在甲子那天才取得勝利，他在以前就有了很多善政了。
所以小規模的征伐，千裏地以內的情況都要了解。就是一堵牆，十個人的村落，也要每天偵察五次。大規模的征伐，天下的情況都要了解。每天偵察十次，這就要求廣施金錢財物，收買大量間諜。所以，善於用兵的人，即使沒有溝壘的防禦工事，也要有間諜做耳目。
軍中不能高聲呼叫警戒，不可隨便集合，不可違背命令胡亂行動，不可強行進攻。高聲呼叫警戒，敵人就會戒備；隨便集合，軍隊就不服從命令；胡亂行動，士卒們就會陷於困境；強行進攻，精銳的士卒就會受挫。
所以凡是用兵，攻打敵人堅固的地方，就很難攻破；利用敵人的薄弱環節來進攻，就會取得神奇的成功。硬是攻打堅固的地方，敵人的薄弱環節也會變得堅固，利用薄弱環節進攻，敵人堅固的地方也會變得薄弱。所以，要承認敵人堅固的地方是堅固的而不去攻打它;要認清敵人薄弱的環節是薄弱的，而去攻打它。屠牛坦一天宰九頭牛，而他的刀還可以剃毛發，是因為他讓刀刃總是在縫隙間活動。打仗就要像屠牛坦宰牛一樣避實擊虛。
所以，如果天時不順，即使敵人窮屈也不能追逐，敵國人事荒亂，就可以用十個人打敗它一百個人；敵國兵器裝備不能用，就可以用一半的人攻擊它成倍的人。所以，從事軍事爭奪的人不對防守堅固的城池用兵，有道義的人不對君死居喪的國家用兵。因此，沒有人知道它將要到來，等它來了就不能抵禦；沒有人知道它將要撤離，它撤離的時候就不能阻止。敵人雖然多，卻不能阻止它，不能抵禦它。
國家政治清平有可能導致富足，但是政治清平不一定就富足，還必須懂得致富的具體措施，然後才能富足。國家富足有可能導致強大，但是富足不一定就強大，還必須懂得致強的方法，然後才能強大。國家強大有可能導致戰爭的勝利，但是強大並不一定就能得到戰爭的勝利，還必須懂得獲勝的道理，然後才能獲勝。作戰獲勝有可能導致控製天下，但是獲勝不一定就能控製天下，還必須懂得控製天下的原則，然後才能控製天下。因此，治國有手段，富國有措施，強國有辦法，勝國有道理，控製天下有原則。
找出了中國的赫拉克利特
——毛澤東品《墨子》（墨家）
墨子作為先秦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學術自成一派。其學說和社會活動很有個性，特性異常鮮明，可謂不同凡俗。它與其他學派的最大不同，是代小生產者小手工業者立言。
毛澤東品讀《墨子》一書，資料不是很多。從目前披露的材料來看，他談墨子，論墨學，評墨家，也隻有六七次的樣子。但是，這不影響他品讀《墨子》的思想深度。
墨子其人，《墨子》其書
毛澤東讀《墨子》一書，起點在1917年以前（這在後麵會具體提到）。起步不可謂晚，但是，現在還沒有收集到他讀書的故事。為著理解他讀《墨子》那些精辟警人的議論，我們還是先來了解一下墨子其人和《墨子》其書，打個基礎。
墨子（約公元前479—前403年），本是戰國初期人，但到了西漢司馬遷作《史記》時，對他的生平事跡隻知道個梗概。隻是在《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末尾附記中提到：“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這寥寥二十四個字雖然使我們知道了他的姓名、職任、主張和生活時代，但對要了解一位大思想家的生平來說，所提供的曆史信息無疑是太簡單了。清人孫詒讓作《墨子間詁》一書，其中附錄一卷，有輯錄的《墨子傳略》資料；民國時蔣伯潛作《諸子通考》，其上編第九章《墨子及“墨者”》，下編第十二章《墨家之書——〈墨子〉及其他》，亦有墨子生平扣《墨子》一書的資料。據兩書可較多地敘述墨子傳記。
墨子名翟，魯國人（一說宋國人），出身平民。曾為造車匠人，自認為“賤人”。生活儉樸，“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魯問》）。和人民接近，所以比較了解當時社會實際，了解人民掙紮在窮苦饑餓線上的生活。在先秦諸子中，其作風是最接近於下層勞動人民的。
早年，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後因不滿其煩禮與厚葬，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有弟子數百人，與儒學同稱顯學。墨子長期致力於私人辦學事業，他說自己“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可見他不屬於貴族階級，也不是直接從事生產的小農或手工業者，而是一位上升到“士”的比較接近農工商人的知識分子。
墨子善製作，重節儉，勞身苦誌、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不以利祿縈心。他的手工製作技術非常精巧，用木頭削成的車軸，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體。用木料拚成的鳶鳥，能在天上飛翔一天。還比公輸盤（魯班）更早地發明了雲梯這一器械。他對物體運動中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線直射、光影關係、針孔成像、點線麵體圓概念等力學、光學、幾何學方麵的認識，廣泛深刻，具有先驅意義。這位“士”，應該說又是一位發明家、科學家。
墨子是一個實踐的思想家，為了實現他的政治主張，奔走各處。“生於魯而仕宋，平生足跡所及，則嚐北之齊，西使衛，又屢遊楚，前至郢，後客魯陽，複欲適越而未果。”（孫治讓：《墨子傳略》）與孔子一樣，曾率領學生們周遊列國，從魯出發，先後到過宋、齊、衛、楚、魏等國。
墨子不辭勞苦止楚攻宋的故事千古流傳。大概在公元前445年左右，楚惠王利用公輸盤（魯班）製造的雲梯，準備攻打宋國。墨子叫弟子們拿了他研製出來的防禦武器在宋城備戰，自己則日夜兼程，奔波十天十夜來到楚都，先用道理打動公輸盤和楚王，然後和公輸盤進行攻、防演習，致使楚方攻械盡而理屈，不得不放棄攻宋計劃，因而製止了一場即將爆發的流血戰爭。這位“士”，又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墨子》一書是墨家經典的總彙。《漢書·藝文誌》著錄為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其中《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等二十餘篇代表墨子學說的基本內容，闡述墨子的主要思想；《耕柱》至《公輸》五篇記錄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則全講機械製造和守城之術；《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六篇總稱《墨辯》，是墨家後學的邏輯學和科學著作。
這部書裏包含有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以及邏輯推理和自然科學等知識。書中《墨辯》部分，是屬於後期墨家的作品，其餘多半出於門弟子的記錄，也有為後人所增加的。墨子死後，墨家分為三派，對墨子學說各有記錄，後來合編成書，所以《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誌》《明鬼》《非命》《非儒》等十篇，原都分上、中、下，而其內容仍然大體一致。
在社會管理方麵，墨子主張兼愛的思想。他了解人民的生活情況，關注人民的疾苦，抨擊“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兼愛中》）的不合理社會現象，提出“兼愛”作為社會倫理的準則，要求人們不分貴賤親疏，“兼相愛，交相利。”（同上）“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尚賢下》）他“兼愛”的範圍覆蓋整個社會：“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兼愛，是墨子核心思想，其他非攻、節用、節葬、非樂的主張，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來的。“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這是針對當時社會弊病而提出的治國主張。使得人與人之間是一種互愛、互利、互助的關係。這說明墨子是站在同情受剝削、受損害的勞動者的角度，為弱者呼籲的。但是，墨子把實現自己美好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統治階級和上帝鬼神的身上。主張依靠“王公大人”解決人民“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的“三患”（《墨子·非樂上》）。他反複勸說王公大人行仁義，做好事，並且說上帝能通過賞善懲惡維護百姓的利益，王公大人隻有遵行這個天誌、天意，才能興國，否則就要滅亡。可以看出，這是小生產者本身的軟弱性在墨子學說中的反映，帶著空想和保守的色彩。
在治國用人方麵，墨子主張尚賢使能。他認為：尚賢使能，是治理國家的一條根本措施。他說：“尚賢者，治之本！”他在反複抨擊“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的任人唯親的舊製度上，提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而下之”的任人唯賢觀念。並指出：“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尚賢》）。以任人唯賢的平等思想直接衝擊宗法世襲製。尚賢使能，反映了自由平民和奴隸主貴族的政治對立，反映了當時人民參政議政的要求，反映了小生產者要求改善政治社會地位的呼聲，反映了墨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觀念。墨子的這種主張是有進步意義的，為墨子思想的一大特色。在諸子百家中，遠為其他諸子所不及。
在經濟思想方麵，墨子主張：“強本節用”。所謂“強本”，就是增加農業生產，“使各從事其所能”；所謂“節用”，就是限製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費，“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人民隻要有簡單的生活資料即可。在《節用》《節算》等篇中，墨子反複闡述了這一思想。墨子的這一思想，是有積極進步意義的。
在軍事思想方麵，墨子的學說也是反映小生產者的政治經濟利益的，是為弱者呼籲、為弱者設想的，是體現行會手工業者的思想意識的。它的基本特點是：一、非攻；二、救守。這是一個完整體係的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麵。
墨子的“義利觀”也不同於其他諸子。他提出“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應“一同天下之義”，即為了製止天下動亂，必須選舉出賢能的士、卿大夫、天子來一同為天下、為萬民興利除害。孔子經常講仁，而墨子處處說利，如“交相利”，“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他言功利，不是利己，而是主張普天同利，這種建立在理想國基礎上的功利主義，是《墨子》一書的基本道德觀念。“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好似“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一樣。
墨派學說從“農與工肆”的小生產者的根本利益出發，主張兼愛互助，反映了當時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他們推求天下的亂源：一是戰爭，二是篡奪，三是乖忤，四是盜竊，五是欺詐。而起因卻出於不相愛，隻有“兼相愛”才能“交相利”，才是維持社會最好的辦法。當時，還在兼並戰爭劇烈的戰國時代。墨家針對時代的症結所在，提出十條綱領性的主張，十大主張都是有的放矢的。這十條主張又分成五類：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誌、明鬼；兼愛、非攻。其中推重賢才，主張節約，反對命運，反對不義戰爭，都是進步的；但認為天有意誌、相信鬼等就是錯誤的。由於時代局限，他的兼愛學說帶有超階級觀點。他一方麵反對宿命論，一方麵卻把人間禍福歸結於天鬼的賞罰，反映出有濃厚的迷信色彩的宗教思想。他過分強調節用，甚至對所有的藝術都加以反對，這和人民的要求不相符合。
墨子在春秋戰國四分五裂的時期，大膽猛烈地批判了儒學，促進了百家爭鳴的局麵。他獨自建立起來的墨家學派，也就是他私人創辦的一所強調實踐和獻身精神的流動性綜合學校。墨家學派，《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信奉墨子學說的人稱為“墨者”，是有組織的集團，其領袖稱為巨（钜）子。巨子的職位由前任巨子傳給他所認可的賢者。他們有嚴密的紀律，所有的墨者都服從巨子指揮。他們還有一定的法規，“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他們生活極為清苦，但非常勇敢，“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墨者學習談辯、說書、從事等三科，穿粗衣，著草鞋，少飲食，與賤者為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這所亦工亦讀的私學，采用手工業者收徒的做法，帶有濃厚的結社性質，因此墨家學派又是一個紀律嚴明、團結一致的政治團體。
墨子死後，據《韓非子·顯學》記載，墨家分為相裏氏、相夫氏（亦作柏夫氏或祖夫氏）、鄧陵氏三派。後期墨家放棄了墨子學說中“天誌”“明鬼”等宗教迷信觀念，對自然科學中的幾何學、光學、力學等做了極有價值的探索，對名實關係、感覺與思維的關係作了唯物主義的分析，在古代邏輯學和認識論上有很高成就。秦漢以後，墨學漸衰。西晉時魯勝注《墨辯》，力圖振興墨學，因無人繼續，幾成絕學。直至清中葉，墨學著作才被學者重視研究。
墨家和儒家當時是顯學。墨子其學說和孔學對立，對儒家持批判態度。墨子反對儒家的分別親疏及提倡禮樂和厚葬的學說，更反對儒家僅止於士階級的尚賢，主張隻要有德有才的人都可以參加政治。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也做過太史令，他在《論六家之要旨》中評論墨家說：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談評論的意思是說：墨家也崇尚堯舜的道術，引述堯舜的德行說是：堂止三尺高，土做的階不過三級，用茅草蓋的屋頂，未曾修剪整齊，用原木做的屋桷未加斷削，吃的是土做的簋裏麵所盛的飯，飲的是土做的瓦器裏麵所盛的羹湯，飯用粗米做的，湯用豆葉做的，夏天穿葛製的單衣，冬天著鹿皮裘衣。他們葬死者用桐木做棺，厚不過三寸，號喪不過於哀慟。他們的喪禮，就是這樣的簡單，來作為一般人的表率，使天下的人奉以為法則。像這樣的作風，尊卑就難以分別了。我們想到時代改變，事業自然不盡相同，所以說過於儉約，後人難以遵從。總之，務實節用，確是人們興家富足的最佳途徑了，這是墨家的長處，任何一家都不能廢棄的。
司馬談指出了墨家的要旨、主要特征和長短項，是公允平實的。隻是他批評墨家使“尊卑無別”，消除等級製，則是站在上層官僚貴族和富裕階層的立場上講話，則不足取。
總的來看，墨子稱得上戰國初期偉大的思想家、嚴肅的教育家、卓越的科學家；是墨家的創始人。
兼愛之說非利他主義也
墨子學說的根本之點是“兼愛”說。毛澤東最早研究評價墨子的思想，也是從“兼愛”說切入。不過，他是從倫理學的角度接受“兼愛”說的。
據《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誌》記載，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楊昌濟教授講授修身課時，曾將《倫理學原理》一書作為教材。毛澤東在聽課和閱讀該書的過程中，做了大量批注，結合書中有關論述發揮自己的見解。《倫理學原理》，為德國哲學家、倫理學家泡爾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倫理學體係》的一部分。泡爾生曾任柏林大學教授。其哲學觀點是二元論，倫理思想的特點是調和直覺與經驗、動機與效果、義務和欲望。
毛澤東讀過並寫有大量批注的《倫理學原理》一書，後來被他在一師初期的同學楊韶華借去，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才歸還毛澤東。歸還時楊在該書扉頁上寫了一段話：“此書係若幹年前，毛主席潤之兄在小吳門外清水塘住所借閱者，嗣後各自東西，不複謀麵，珍藏至今，深恐或失！茲趁周敦元（即周世釗——引者注）學兄北上之便，托其奉還故主，借鏡當時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1950年9月15日楊韶華識。”
據周世釗回憶，當他將此書交給毛澤東時，毛澤東曾對他講過如下一段話：
“這本書的道理也不那麼正確，它不是純粹的唯物論，而是心物二元論。隻因那時我們學的都是唯心論一派的學說，一旦接觸一點唯物論的東西，就覺得很新穎，很有道理，越讀越覺得有趣味。它使我對於批判讀過的書，分析所接觸的問題，得到了啟發和幫助。”
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的批語，收入《毛澤東早期文稿》時，題為《〈倫理學原理〉批語》。
泡爾生在《倫理學原理》第一章《善惡正鵠論與形式論之見解》中說：
“吾人意識之中，小己之刺激，與社會之刺激，利己之感情，與利他之感情，常雜然而並存。故人者，非能離群而索居者也，必列於全社會之一體，而後可以生存，此生物學界昭著之事實也，生物學界客觀之事例，發現於心理學之主觀界。而為意誌及感情之構造。不觀動物乎，其自存之衝動，固已與保存種族之衝動並存矣。”
讀這一段，毛澤東對“利己”與“利他”的關係很有感慨，他提筆寫了一段長批：
此事實誠然，然不可言並當言先後。動物固以自存之衝動為先，以保存種族之衝動為後，動物在其幼時無所謂保存種族之衝動也。嗟乎！吾於此有深感焉，即世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實者之多是也。真者，善也；偽者，惡也，實行利己主義者，念雖小猶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實者，則大偽也。由利己而放開之至於利人類之大己，利生類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係由小真而大真，人類智力進步可得達到也。人己並舉則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實，無由而達到最大之利己也。
予思吾儒家之說，乃是以利己主義為基礎，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之言，“先修身而後平天下”，“先親親而後仁愛物民”可以見之。
兼愛之說非利他主義也，言兼愛則有我在內，以愛我者兼愛天下之人雲耳。
以我立說，乃有起點，有本位；人我並稱，無起點，失卻本位。（《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2—144頁）
前麵一節中已經說過，“兼愛之說”是墨子基本的政治主張。《墨子·兼愛上》說：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己身，猶有不孝者乎？”
墨子的“兼愛”說，是“愛己”與“愛人”的統一，也可以說成“利己”與“利人”的統一。“愛人若愛己”有兩層意思：（一）以“愛己”為本位，從“愛己”出發去觀察審視“愛人”，所以青年毛澤東說“言兼愛則有我在內”；（二）推己及人，“愛人”像“愛己”一樣，所以毛澤東說“以愛我者兼愛天下之人”。墨子舉孝道的例子說，如果人子都能“愛人若愛己身”那樣孝敬長輩，那麼天下還會有“不孝”的人嗎？
此時，青年毛澤東聽修身課，正在研究倫理學中“精神之個人主義”即“自我實現”問題。他用重新解釋的墨家的“兼愛”說和儒家的“修齊治平”說支持自己的觀點倡導“精神之個人主義”，目的是“自我實現”。“自我實現”說是英國哲學家格林（1837—1882）提出來的。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先生在英國留學時，深受格林影響。歸國以後，楊昌濟在湖南第一師範講修身課，就將“自我實現”列為專題。他的《達化齋日記》指出：“充實自我具有發達的可能性，謂之實現自我。以實現自我為吾人行為之最高目的，謂之自我實現主義。”將《〈倫理學原理〉批語》同《達化齋日記》對勘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通過楊昌濟接過了格林的“自我實現”說；同時，他又別開生麵地將“個性解放”的時代精神與“盡心”“完性”的傳統思想融入其中，作了許多獨特的發揮。
青年毛澤東倡導“精神之個人主義”以反對封建道德的“三綱五常”。這裏說的“精神之個人主義”與時下流行的社會學中的“個人主義”等同自私自利觀念不一樣。毛澤東為了表明他所提倡的並不是那種庸俗個人主義，特在《〈倫理學原理〉批語》中點明：“此個人主義乃為精神的，可謂之精神之個人主義。”（《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51頁）它同弘揚個性及人的個人價值密切相關。因此，它構成“自我實現”的重要內容，引導著人們去尋求個體的理想與人格，到精神世界中去體味人生的意義與價值。而中國傳統道德的最大缺陷在於對個性的壓抑與束縛，“三綱五常”的道德觀念及行為原則，扼殺了多少人的聰明才智及個性。在青年毛澤東看來，中國幾千年來的倫理文化所造成的結果是個性的匱乏，人人都已習慣於做奴隸而全然沒有做自己主人的信念與要求。他大聲地呼喊個性解放，主張徹底衝破封建舊道德的網羅，把屬於個人的一切還給個人。要做自己命運和行為的主人，必須倡導和推行個人主義。個人主義首先要求人們在精神上確立起自我本位的觀念，並以利己的動機待人接物、實現自我。利己與利他的關係是主體與對象、動機與效果、出發點與途徑的關係。利他作為一種道德效果，產生於主體的同情心態，而“同情者，由我而起也”，最終還是為我利己的動機、願望成為人己兩利的核心。利己是不可克服的人的內在天性，是人們道德行為的最初出發點和根本動機，隻有以利己作為行為的出發點和動機，才能使倫理行為真切篤實而不失其本體。相反，如果以人己並舉立說，“則次序不明，易之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實”。“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實”是道德生活中的“大偽”，其害無窮，其禍慘烈。因此，把利己作為道德行為的出發點和根本動機，貫徹利己主義的主張與精神，“念雖小猶真也”。“由利己而放開之至於利人類之大己，利生類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係由小真而大真，人類智力進步可得達到也”。
青年毛澤東認為，從中國傳統的倫理哲學來看，無論是強調仁者愛人的儒家，還是主張愛無差等的墨家，表麵看來似乎是一種利他主義的倫理學說，但實質上則是以利己主義為基礎、為起點的。因為這樣的倫理學說同樣有一個先後次序，有一個推己及人的邏輯轉換過程。
“予思吾儒家之說，乃是以利己主義為基礎，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之言，‘先修身而後平天下’，‘先親親而後仁民愛物’，可以見之”。
“（墨家）兼愛之說，非利他主義也，言兼愛則有我在內，以愛我者而普愛天下之人雲耳”。
青年毛澤東通過把傳統倫理愛人融入愛己之中，把利他熔鑄於利己之中，把對他人和社會的義務轉換成對自己的義務，把群體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從外部的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全部收斂進個體人格的內部結構中去，從而使自己的利己主義成為涵蓋利他主義、利群主義的真正的利己主義或“精神之個人主義”。這樣，青年毛澤東的“精神之個人主義”就以一種奇妙的邏輯把理性與情欲、利己與利他、小我與大我、實現自我與變化民質統一結合起來，具有了全新的含義與性質。（參見魏英敏主編：《毛澤東倫理思想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1頁。）
毛澤東倡導“精神之個人主義”，以尋求“自我實現”的思想，也受到梁啟超的影響。毛澤東在闡述“自我實現”說時，參閱了《樂利主義泰鬥邊沁之學說》一文。因此，他在《批語》中特意注明了“參見梁啟超利己心三種”等語。按梁氏在文中強調“人類隻有愛己心目”。他將“愛己心”劃分為“純乎的愛己心”與“變相的愛己心”兩種。“變相的愛己心”即是“愛他心”，又可做出“自然的愛他心”與“人為的愛他心”“感情的愛他心”“智略的愛他心”等種種劃分。“蓋因人人求自樂則不得不生出感情的愛他心。因人人求自利則不得不生出智略的愛他心。而有此兩種愛他心，遂足以纏結公利私利，兩者而不至相離。且教育日進，則人之感情愈擴其範圍。昔之以同室之苦樂為苦樂者，浸假而以同國同類之苦樂為苦樂，其最高者，乃至以一切有情眾生之苦樂為苦樂。”總歸一句話，他把愛他、愛群、為國家、為人類的一切高尚行為都看成是某種“變相的愛己心”。
從這種溝通“利己”“利他”的論點出發，毛澤東又在《〈倫理學原理〉批語》中寫道：
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個人，表同情於他人，為他人謀幸福，非以為人，乃以為己。吾有此種愛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於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達正鵠。釋迦、墨翟皆所以達其個人之正鵠也。（《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03頁）
墨翟和釋迦“個人之正鵠”，即墨家和佛教“自我實現”之目的。
毛澤東這段批語是說，一切道德行為都是為了“實現自我”。為他人謀幸福，表同情於他人，表麵看來，是“愛人之心”的表現。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歸根結底，還是為了“實現自我”；墨子講“兼愛”，佛家講“普度眾生”，也都是為了“實現自我”。
“精神之個人主義”以滿足精神方麵的需要為主旨，所以它可以把“利己”與“利他”統一起來。“利己”是核心，“利他”是條件。唯其能夠“利他”，“利己”才擺脫了粗俗的對物欲的追求，而上升為“精神之個人主義”。在這裏，“利己”並不是追求個人的物欲的滿足，而重在“利情與意”，即重在滿足精神方麵的需要。毛澤東還在《講堂錄》中寫道：“樂利者，人所共也。惟聖人不喜軀殼之樂利（即世俗之樂利），而喜精神之樂利，故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91頁）這可以作為“精神之個人主義”的最好詮釋。
從總體上說，青年毛澤東把互助、同情、“愛人之心”“利他之心”都理解為“精神之個人主義”，其終極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自我”。這樣一來，青年毛澤東的“精神之個人主義”，就把“實現自我”和“變化民質”，把“個性解放”和救國救民的要求統一起來了。這恰恰反映了“五四”前期許多先驅思想家在倫理思想方麵的一個共同點。
青年毛澤東在構建自己的“精神之個人主義”倫理觀時，得到了墨子“兼愛”思想的啟迪和支持。
找出了中國的赫拉克利特
毛澤東對《墨子》一書的深度解讀，還是他到延安後建構自己哲學思想體係的時候。具體時間在1939年上半年。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說：
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予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4頁）
其實，毛澤東早在1937年寫作《矛盾論》和《實踐論》時，就十分關注中國古代傳統哲學。
大約1938年的一個偶然契機，毛澤東了解到陳伯達在北平中國大學開過周秦諸子課，而毛澤東本來就對中國古代哲學饒有興趣，他們之間有了共同的話題，開始交流。
經毛澤東提議，陳伯達在延安舉辦中國古代哲學講座。每一次講座，毛澤東差不多都去聽。毛澤東一去，許多人也跟著去。這些課，陳伯達過去在北平講過，如今加了些新的內容、新的見解。很快的，陳伯達在延安理論界有了名聲。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學會”，陳伯達成了這個學術團體的頭麵人物，執筆寫了《新哲學會緣起》，發表於1938年9月《解放》周刊。
1939年1月，陳伯達寫出《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恭恭敬敬給毛澤東送去，請求指正。
這時的毛澤東在相對安定的延安窯洞裏，不斷著述，正處於一生的著作高峰期，他非常勤勉，思維活躍，正在探索著一係列的理論問題。陳伯達的《墨子哲學思想》引起毛澤東很大興趣。他很細致地讀完，親筆給陳伯達複了一信。毛澤東的書信通常很短，一二百字而已。這次破例，給陳伯達寫了很長的複信，全文如下：
伯達同誌：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引者注：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毛澤東
二月一日夜
（一）題目
似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
（二）事物的實不止屬性，還有其最根本的質，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別的，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於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誌氣”，誌似指事物之質，不變的東西（在一物範圍內），氣似指量及屬性，變動的東西。
（三）“君子不能從行為中分出什麼是仁什麼是不仁”，這句話的意思應是：君子做起事來卻隻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這必然性的表現形態則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現形態都是偶然性，都是偶然性表現。因此，“沒有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會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是對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發，並經過無數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許成為十月十一日的漢陽起義，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義。“不是在那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就不一定成為燎原之火”是對的，但也必定會在另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而成為燎原之火。
（五）中庸問題
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兩而無偏”、“正而不可搖”，與儒家的“執兩用中”、“擇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變”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鬥爭，反對過與不及。這裏有幾點意見：（1）是在做兩條戰線鬥爭，用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來規定相對的質。（2）儒墨兩家話說得不同，意思是一樣，墨家沒有特別發展的地方。（3）“正”是質的觀念，與儒家之“中”（不偏之謂中）同，“權”不是質的觀念，是規定此質區別異質的方法，與儒家“執兩用中”之“執”同。“欲”之“正”是“利”，使與害區別。“惡”之“正”是“害”，使與利區別而不相混。“權者兩而無偏”。應解作規定事物一定的質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異質偏），但這句話並不及“過猶不及”之明白恰當，不必說它“是過猶不及之發展”。（4）至於說“兩而無偏，恰是墨子看到一個質之含有不同的兩方麵，不向任何一方麵偏向，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個質”。則甚不妥，這把墨家說成折中論了。一個質有兩方麵，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麵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於這方麵，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麵，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所以墨子說“無偏”是不要向左與右的異質偏，不是不要向一個質的兩方麵之一方麵偏（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辯證論的話，便應作如此解。
（六）“半，端”問題
墨子這段，特別是胡適的解釋，不能證明質的轉變問題，這似是說有限與無限問題。（《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頁）
毛澤東致陳伯達的信函，所以寫得如此之長，是因為陳伯達所論述的墨子哲學，也正是毛澤東思索的熱點。正因為這樣，看了陳伯達的文章，毛澤東隨手寫下這樣的學術性的長信，與他進行詳細的討論。他們有著共同的興趣和話題。陳伯達修改後的《墨子哲學思想》一文，發表在延安的《解放》雜誌第82、102、104期上。
《致陳伯達》這封信，分為兩部分：信的主體部分稱讚陳的研究是“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信的附件部分“寫在另紙”，是對陳文的“幾點個別的意見”，毛澤東自謙地表示“沒有研究的根據”，實際上毛澤東的見解明顯比陳伯達高出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