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體製，這個體製具有優勢也有弊端。我國對蘇聯模式文化體製的繼承，同樣也是在產生積極作用的同時造成了一些消極影響。盡管毛澤東對我國文化體製的弊端有一定的認識，並試圖對此進行改革，但最終中國並沒能突破傳統模式的束縛。我國文化體製的弊端，對文化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其突出表現是“左”的錯誤嚴重地影響了社會正常的思想文化生活。1957年，“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一大批有才華的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被錯劃為“右派”，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片麵強調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苦果首先危及文化領域，主張批判文學藝術上的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影響，這對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的打擊很大；從1962年底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對文藝界及哲學、社會科學等各個學術領域進行了錯誤的政治批判。許多學術問題被等同於政治問題，以學術觀點定罪，從而在人們思想上設置禁區，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被破壞，傷害了大批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則是我國文化建設事業基本停滯的十年，許多知識分子都成了革命和專政的對象，許多優秀的作家、藝術家、教育家、科學家被迫害，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才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類似的行為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也曾經廣泛出現，其最根本的弊病就是社會指導思想高度一元化，用政治鬥爭的方法去處理文化、科學領域正常的學術爭論，給科學研究貼上黨性的標簽，從而給文化、科學事業帶來破壞。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文化體製與蘇聯模式文化體製存在的一些共性，也可以說是蘇聯模式對改革開放前中國文化生活的影響。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曆史進程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我國開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階段。二十多年來，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按其內容和發展進程來看，一方麵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恢複文化事業的正常秩序，並將其推向前進，另一方麵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麵對新任務和新要求，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文化事業開始走上正軌。首先通過真理標準大討論進行了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使我們黨在思想路線方麵，重新回到“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上來。經濟建設成為黨的工作重心，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也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新曆程。其次是新時期一開始鄧小平就敏銳地認識到，科學和教育必須放在所有問題的首位。他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複，肯定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是勞動者；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強調發展科技要學習世界上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最後是文藝複蘇和繁榮，鄧小平重申，新時期文學藝術工作的指導方針仍然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將“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確定為文藝在新時期的發展方向；他還闡述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強調堅持“雙百”方針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統一性。經過精心培育，我國文藝事業蓬勃發展。
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設不斷進步。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實施，使我國文化事業向縱深發展。首先是明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意義：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它為整個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因此應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其次是明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方針和根本任務。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也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精神文明建設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全麵改革和實行對外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指導方針，而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培育“四有”新人，提高整個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第三，強調在思想建設上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愛國主義和艱苦創業精神的教育；在道德建設上，提出要在全黨和全國範圍內提倡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第四，科學教育工作全麵發展。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這為我國新時期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成效顯著。在高科技領域，我國的科研水平、科研能力達到和接近了世界先進水平，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