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我倆最親了：
我是被電話聲叫醒的。“她給我買了點吃的，放下就不知道去哪兒了。”昨天才特別交代護工大姐，母親今天下午出院，請她務必在我到醫院之前，不要離開病房，顯然，我的一番努力白費了。能怎麼辦呢……電話裏，母親的聲音像是被遺棄的孩子，委屈、傷心、孤單、楚楚可憐，我以最快的速度起床、洗漱，連水都顧不上喝，就衝到樓下攔了一輛出租車。
路上車來車往、張燈結彩，空氣中彌漫著過年的喜氣和興高采烈。出租車司機一直黑著一張臉，狠狠地盯著道路，路上越來越堵，好像所有的人都跑到大街上、商場裏，他們趕著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裏把喜歡的東西都買回家用來犒勞辛苦了一年的自己，或者隻是想到街上來與陌生人一起感受過年的氣氛。
其實，護工沒有走遠，隔壁新住進來一位偏癱病人。“照顧那樣的病人雖然辛苦些，但肯定比照顧我掙得多。”母親憤憤地說，“你讓護士趕緊來給我打點滴，否則下午三點根本走不了。”母親提前幾天就約好了來接她出院的人，因為是外人，她覺得不能讓別人為她付出過多的時間。在她的生命原則裏，“委屈自己”是一種高尚的美德，盡管有時候委屈了她自己並沒有成全別人，而她會為此黯然神傷。我到底是沒有用的，裝模作樣地去護士站轉了一圈，看到寫著母親床號和名字的注射瓶，無論如何也不敢向進進出出的護士小姐提出我的要求，實際上是母親的要求。我換位思考的結果是，她們斷不會給予特殊照顧的：一則每天早上是護士最忙的時候，忙中原本就容易出錯；再則，這個要求實在也沒有什麼過硬的理由。回到病房，隻能謊稱護士還在配藥。不到十分鍾，母親再次吩咐我去請求為她提前打點滴。我照例去護士站轉了一圈，低著頭回到病房，母親大概猜到了結果，又數落我不如某某某能幹，如果某某某在這種事早已辦妥，甚至都不用母親開口，雲雲。我任由母親發表不滿，隻要她不再要求我去申請這種不可能的照顧就成。
突然，母親捂著左胸口，表情痛苦地呻吟起來，這些天疼痛明顯比在家裏的日子更厲害，她在床上不停地變換姿勢，試圖找到一個能讓自己舒服一些的姿勢。“回家就向你交代後事，我不治了，我要自行了斷！”疼痛絲毫沒有削弱她態度中的決絕，我有點被嚇到了，因為一切來得那麼突然，而且那麼劇烈，雖然我無法感同身受，但她的表情已經充分說明了一切。“讓他們來給我注射止痛針啊。”母親從牙縫裏擠出了這句話，這次我照辦了。回到病房，她讓我給她取來嗎啡片，病人私自帶藥是違反醫院規定的，她卻從來不遵守，的確，疼痛足以令人衝破任何的底線和禁忌，因為它在挑戰肉體的承受力。主治醫生開具醫囑，由護士送到藥房，藥房配送，再由護士核對醫囑、床號、病人姓名，一切正確無誤後，消毒、抽針水、走到病房，當這一係列動作由不同的人完成之後，舉著針筒的護士還要再一次向病人核對姓名、床號。這時已經過了半個多小時，嗎啡的藥效已經開始起作用，痛感已然減輕。母親這次終於爆發了，她堅決不讓護士給她注射這劑價值幾百元的針水，盡管這支價格不菲的止痛針因此被浪費，僵持了幾分鍾，護士隻好無奈地走了。
好不容易盼來了打點滴的護士，母親又開始要求調整針水注射的先後順序，因為她堅持認為有些針劑並不是必須的，為了保證在下午三點前結束輸液，她寧肯犧牲掉一些藥水。結果護士交班時完全忘了這個特殊的要求，或者她們就沒有把她的要求放在心上。於是，我又去找人交涉，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