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媽媽要搬進樓房，原來住平房那些家具和許多生活用品難以上樓了。收購的鄉下人都看好這些物件，但媽媽把最好的東西都送給了姑姑。鄰居以為是送給姨舅家親戚的，後來得知是送給姑姑，都敬佩不已。媽媽對晚輩的愛，化為無私的奉獻。自打我們記事起，媽媽從來沒帶過子女們出遊、看電影、上飯店，但媽媽把她生命的每一天都給了我們。春夏的夜晚，媽媽種地管護菜園；秋冬的夜晚，媽媽做鞋縫襖。她似乎有做不完的家務事兒。
從70年代到80年代，由於城市擴建，住宅曆經三次搬遷。為了遷居蓋房修院，媽媽把日子過得很緊很緊，攢錢攢糧又攢油，為的是花在最吃緊的那幾天，不虧待前來幫忙幹活的工友。為了我們能有一個溫馨的家居，這些艱難的日子在媽媽的記憶始終揮之不去。直到生命最後的那段日子，她在夢囈中還說：“那年頭的日子度日如年，真難嗬！整宿都睡不著覺。”但酣睡中的兒女有誰知道媽媽那時的心境？我們的夢鄉裏從來沒有想象到媽媽的艱難與辛酸。媽媽對街坊鄰裏的愛，化為大度的寬容。媽媽是鄰裏和同事心中最具有親和力的人。在農村，鄉裏鄉親的卻經常為些雞零狗碎的事兒罵街吵架。媽媽的大度和親善讓左鄰右舍張不開口，放不了粗。不論是本家的還是外姓的提起媽媽，無不交口稱讚。媽媽進城幾十年，每次回鄉，老少爺們，七大姑八大姨都親熱得不得了。那時不懂得什麼是和諧社會，隻覺得媽媽的“人緣好”。
在城裏，樓上樓下的鄰裏磕磕碰碰的事兒更多。許多時候是為了孩子間的打鬧引得大人之間發生火拚。媽媽的忍讓和寬容讓悍婦和莽漢也不好意思出言不遜，放肆無理。每逢搬家，都有新鄰居，各色人家都得相處。媽媽常說，遠親不如近鄰。和好一家鄰，結下一門親。鄰居間的衝突往往是媽媽去說和，道理不大，可雙方都服氣。
在單位，家屬工中的家長裏短、流言蜚語是造成不和的根源。“三個女人一台戲”，其實，一群家屬工中，經常是兩人的對台戲。
工廠的領導往往鎮得住工人，卻管不住職工家屬。遇到兩個家屬工口水相向、不可開交的情景，工廠裏的“清官”往往是無所作為、不知所措的。一些強勢的家屬工也不把管他們的“芝麻官”放在眼裏。交戰的雙方經常會轉移火力，對勸戰的“工頭”實施交叉火力打擊，搞得勸架的人反倒更加狼狽難堪。這種局麵下，媽媽是常常被請去說和的，久而久之，連黨員都不是的媽媽被同事稱之為“何書記”。
媽媽用她無言的愛感動著老人，感化著我們，感染著與她相處的人。媽媽從不把她的善良和慈愛用語言說與世人，卻用她無言的大愛、仁愛和博愛贏得了親人與友人的敬重。
（2007年6月30日/周六/重慶)
“在媽媽已經不能說話的時候，還拉著我躺在她身旁，讓我休息。”
淡定的人生
媽媽的一生很平凡，很普通，就像一棵路邊的小草。我們隻聽到她唱過一首歌《小草》。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草的命運和媽媽的一生幾乎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在這個芸芸眾生的大千世界裏，媽媽隻是一個匆匆的過客，就宛若晴朗的夏夜天空中一點遙遠的星光，無人矚目。
媽媽的人生很平和，很淡然，與世無爭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媽媽婚後的58年裏贍養和撫育了五輩人。五輩人的衣食住行，五代人的生老病死，五十多年的家裏家外，五十多年的起早貪黑，有說不盡的艱難與困苦，但媽媽的口中沒有怨言，從不議論人家的短長。
媽媽生活得很淡泊，很透明，就像一汪清冽的山泉。記憶中，媽媽沒有任何的生活嗜好與追求。在那些生活艱苦的年代，一個背負著全家生計重擔的母親很難有個人的奢求。但是，即使晚年的媽媽完全有條件可以頤養天年的時候，她依然過著十分儉樸的生活。媽媽把好衣服寄送鄉下的親戚，捐贈給災民。舊的衣服就拆洗幹淨縫抹布。她把舊毛衣拆線重新織成好多件毛衣毛褲，說是留給爸爸和我。她擔心自己走了，無人照顧我們父子。她從來不奢求給自己留下什麼，占有什麼。就像李商隱的詩句寫的那樣：“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媽媽生活得很平定，很堅強，就像一棵頂得住風霜雨雪的勁草。她把生活的陽光留在臉上，把自身的痛苦埋在心底。記憶中，媽媽受過幾次創傷。有一年冬天，媽媽給外孫開家長會。雪後道路又硬又滑，媽媽小心翼翼地走路，還是重重地摔了一跤。回家後，媽媽照常做著家務，好像什麼都沒發生。當晚，摔傷的右臂腫脹起來，直到第二天檢查才發現，嚴重骨折。媽媽吊著一隻胳膊依然像往常一樣閑不住，操持著家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