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
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我個人認為，秋瑾的這首《對酒》是中國近代詩歌中最豪邁的七言絕句，這首詩可令無數縈懷於雞蟲得失的男兒為之汗顏。同樣以豪邁論，秋瑾的代表作——《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地圖》——則可排在第二名，時過境遷，熱血沸響的詩句猶然未冷：
萬裏乘風去複來，隻身東海挾春雷。
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
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祖籍浙江紹興，生長於臥薪嚐膽之地和報仇雪恥之鄉，一身越東女子的豪邁氣概。她的詩作激情豐沛，勁氣充盈，仿佛布下了橫掃千軍的筆陣，簡直銳不可當啊！“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秋瑾原名閨瑾，留學日本後，她剔掉那個柔弱的“閨”字，單名為“瑾”，字璿卿，號“競雄”，又別署“鑒湖女俠”。在金甌殘缺的亂世，她有足夠的血性，敢與五湖四海的英烈男兒一較高低。
光緒十八年（1892年）的冬天山寒水瘦，秋瑾的父親秋壽南從廈門調任來湘，初為常德厘金局總辦，三年後轉為湘鄉厘金局總辦。按自古定下的禮俗，男子二十而加冠，女子十五而及笄，算是成年人了，即可談婚論嫁。秋壽南何嚐不想挑個王羲之那樣坦腹東床的乘龍快婿，可宦海浮沉，萍蹤浪跡，總沒安妥停當下來，因此耽誤了女兒的花信年華。這回他到了湘鄉（治所在湘潭），上任伊始，人地生疏，常接觸的，較熟識的多是一些做生意的商戶。封建社會的門第等級觀念中有一條，官家千金嫁給商戶之子，絕對是掉價了，吃虧了。再說，商戶後裔通常子承父業，“商人重利輕別離”，也不算什麼好對象。但具體到湘潭城裏的首富王黻臣這人身上，情況又容或有些不同，就算他的兒子是花崗岩腦袋，不肯讀那些孔仁孟義的聖賢典籍，永無登科及第的指望，王黻臣也必然不會讓他淪為持籌握算的商賈，這位曾側身曾（國藩）府、眼界不低的富家翁，有朝一日為愛子謀求一官半職，他絕對舍得花錢。晚清官場如市場，賣官鬻爵正歡，誰肯出高價，準能得美差。這樣一來，王黻臣雖是商戶，他兒子的前程卻不用擔憂。經過一番權衡，秋壽南拿定主意，請人作伐，將秋瑾許配給了王黻臣的兒子王廷鈞（字子芳）。
惟有秋瑾是憂傷的，甚至是憤怒的。在十九世紀末，“女權”尚是中國人異常陌生的字眼，麵對無法自主的婚姻所造成的厄運，女子除了逆來順受，別無解脫之方。“到了擇親的時光，隻憑著兩個不要臉媒人的話，隻要男家有錢有勢，不問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壞，學問高低，就不知不覺應了。”（秋瑾《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這就是當年訂婚一節的真實寫照。秋瑾的性情再怎麼火烈刀剛，要忤逆父母之命，要砸開封建禮教的萬噸鐵閘，仍屬枉然。最終，她隻能在內心深處抱持一縷遊絲樣的幻想：但願那位從未謀麵的夫婿王公子不至於太鄙陋，太猥瑣，太庸俗，就算不是豪邁的男兒、卓犖的丈夫、倜儻的才子，也別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繡花枕頭”和“紅漆馬桶”才好。她這樣翻來覆去地懸想和猜測，一忽兒疑慮重重，一忽兒憂心忡忡。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到了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農曆四月五日，二十一歲的秋瑾頂著鮮豔的紅蓋頭，被人扶上一乘大花轎，在鞭炮聲、哭嫁聲和喜笑聲中，與比自己小兩歲的王廷鈞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對拜，同入洞房。
傳言不虛，湘潭王家的確堪稱當地數一數二的富戶。王廷鈞的父親王黻臣，諢名“王二胖子”，是曾國藩的表弟，在曾府中當過一段時間的賬房先生。曾國藩攻破南京後，其弟曾國荃征用十餘隻大船，運送金銀珠寶奇器珍玩回湘鄉老家。曾氏兄弟倒也不是什麼慳吝之徒，對各路親戚朋友均齎送豐厚。王黻臣的賬目管得泉水樣清明，則既歸親戚之行，又屬功臣之列，自然所得更多。王黻臣一夜之間發了橫財，於是廣置田產，多開店麵，先後在湘潭、株洲、漢口等地開了數家當鋪與錢莊。眼下，能攀結到秋家這門親事，王黻臣自然笑得合不攏嘴，一則，親家秋壽南時任湘鄉厘金局總辦，是位財權在握的官爺，凡事好有個照應；二則，新媳婦秀潤健朗，絕對是椒蓼多子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