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春，秋瑾留學日本。行前，她與好友吳芝瑛、荻子等人置酒餞別於北京城南陶然亭，吳芝瑛即席贈聯一副：“駒隙光陰，聚無一載；風流雲散，天各一方。”秋瑾則填了一闕《臨江仙》，惜別眾友人：“把酒論文歡正好，同心況有同情。陽關一曲暗飛聲，離愁隨馬足，別恨繞江城。鐵畫銀鉤兩行字，岐言無限叮嚀。相逢異日可能憑？河梁攜手處，千裏暮雲橫。”當天，秋瑾回到寓所，意猶未盡，又寫了一首表明自己赴日動機和誌趣的古風，可謂豪情滿紙，氣吞山河：“登天騎白龍，走山跨猛虎。叱吒風雲生，精神四飛舞。大人處世當與神物遊，顧彼豚犬諸兒安足伍！不見項羽酣呼钜鹿戰，劉秀雷震昆陽鼓，年約二十餘，而能興漢楚；殺人莫敢當，萬世欣英武。愧我年廿七，於世尚無補。空負時局憂，無策驅胡虜。所幸在風塵，誌氣終不腐。每聞鼓鼙聲，心思則震怒。其奈勢力孤，群材不為助。因之泛東海，冀得壯士輔。”秋瑾留學東瀛，是要去尋找誌同道合的勇士，實現重鑄神州的理想，為此，她什麼都可以拋棄。
對妻子不安於室，堅心赴日，王廷鈞的抵觸情緒很大，想法卻十分天真，他自以為扣下妻子的珠帽與珠花，封鎖其川資，就可以留人。殊不知，秋瑾為遠赴東瀛早已做好第二手準備（據馮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記，他們夫妻二人在此之前已“定約分家產，各自為謀”，秋瑾“得萬金，所托非人，盡耗其資”，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她才委托陶大鈞的如夫人荻意代為變賣首飾，得資後東渡日本）。幾乎所有相關的文藝作品都緊抓這件事大做文章，卻不問青紅皂白，即對王廷鈞的阻撓之舉痛加鞭撻，斥罵他是“清廷走狗”，是“革命道路上的絆腳石”。就是偏偏不肯站在人性的角度考慮半分鍾。王廷鈞是朝廷命官，妻子棄家出走，還可能參與反抗清廷的革命活動，一則貽譏於世，二則招禍於家，對此他能舉雙手讚同，慨然應允，那才真叫咄咄怪事呢。假如他能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他就不是懦夫，而是勇士，他與秋瑾的婚姻又何至於墜落崖穀，沉陷冰窟？顯然，這個“假如”就跟另一個“假如”——“假如王廷鈞是譚嗣同”——一樣，既荒謬又滑稽。小說家聶鑫森先生對潭城舊事了如指掌，他曾撰文提出一種較為溫和的說法，王廷鈞之所以多方阻撓秋瑾留學，是因為他割舍不下夫妻結縭多年的情分，這一說法通情達理，而且合乎人性。
當初，秋瑾嫁的若不是王廷鈞，而是心中素所愛慕的對象（如李清照嫁給趙明誠，或如其閨中密友吳芝瑛嫁給德才兼備的廉泉），兩人情投意合，靈犀相通，她又何嚐不能紅袖添香，舉案齊眉。她還會棄家遠遊，流血革命嗎？我想，那種可能性將大為消減。1905年，秋瑾寫信給大哥秋譽章，感歎道：“嗚呼，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亦古今紅顏薄命之遺憾，至情所共歎），此七八年豈不能精進學業？名譽當不致如今日，必當出人頭地……”那時她首先想到的還是“精進學業”，而不是民族革命。
在風雲激蕩的中國近代史上，似“光漢子”徐錫麟那樣“隻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屍還”的沸血男兒的確前仆後繼，層出不窮，但為民族革命喋血犧牲的女子，秋瑾是第一人。除了有大誌向，秋瑾的內心若無大悲苦，她是很難邁出這一步的。因此可以斷定，了無情趣的婚姻生活才是強力高效的催化劑，激使秋瑾掙脫家庭羈絆，義無反顧地選擇劍與火的革命生涯。偉大目標的達成，往往始於革命者對其個人現狀的深度不滿，女性又何能例外？有道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輪到鑒湖女俠秋瑾，則變成了“詩家不幸國家幸”，怎不令人感慨萬端？
秋瑾留學扶桑期間，入讀青山實踐女校，與陳擷芬等十位女性發起“共愛會”，與劉道一、王時澤等九位友人加入“洪門天地會”，她受封為“白紙扇”（軍師）。秋瑾多次往返於日本和國內，創辦《中國女報》，組織光複軍，全身心撲在反清大業上。1905年，秋瑾加入中國同盟會，被推舉為浙江分會會長，其後不久即回國。一次，革命黨人陳伯平在上海寓所秘密研製炸彈，不慎起爆，陳傷目，秋俠傷臂，好在證據已毀，巡捕房雖有懷疑，卻沒有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