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與王廷鈞的婚約並未解除，但彼此無緣相聚。她可能是聽人誤傳，在致秋譽章的信中提到王廷鈞時說，“聞早娶新婦矣”。其實並無此事。丁未年（1907年）暮春時節，秋瑾為“光複軍”籌餉，曾到湘潭一帶募捐，順便回王家看望兒女。其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述及此事：“迨光複會（‘會’為‘軍’之誤）組織成立，籌餉購械，難以為繼。……先大姊目擊心傷。……專赴湘潭，孑身至王宅，時子芳宦京未返，君舅健在，談及，悉姊近況，即畀數千金。”數千金可不是一筆小數目，用途又是反抗朝廷，若非王家厚待秋瑾，這“斷頭錢”又豈肯爽爽快快地拿出？
1907年6月，秋瑾與徐錫麟、王金發等人策劃浙江起義，光複軍急需軍餉，於是她化裝成男子到崇福去找徐自華姐妹相商。徐自華與徐蘊華均是同盟會員（由秋瑾介紹加入），深感責無旁貸，當即傾盡奩中首飾（約值黃金三十兩）相助。為了報答知己的厚待，秋瑾回贈一雙翠釧，她說：“事之成敗未可知，姑留此以為紀念。”臨行之際，秋瑾又鄭重囑托徐自華：“如果我不幸犧牲，願埋骨西泠。”
秋瑾決意為革命流血，並非一時衝動。1905年12月，她在致湖南誌士王時澤的信中有這樣的壯語：“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複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於謀光複者，則自唐才常以後，若沈藎、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願與諸君交勉之。”當年，譚嗣同願意豁出性命為變法流第一滴鮮血，秋瑾也願意拋棄頭顱為女界爭第一道光榮，兩人的勇氣確實不相上下。
秋瑾在大通學堂的所作所為——身著軍裝，騎馬出入城中，帶領學生演練軍操——不免招致當地一些守舊派士紳的嫉視，紹興士紳胡道南風聞秋瑾交結平洋會黨，即挾嫌向紹興知府貴福告密，貴福立功心切，遂親自入省求兵。在被捕前一天，秋瑾收到革命黨人王金發送來的情報，她有足夠的時間避走他鄉，但她選擇了留在大通學堂。此前，她乍聞徐錫麟慘遭剖心的噩耗，即致函好友徐蘊華，滿紙悲憤，死誌已決，其詞為：“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暮日窮途，徒下新亭之淚；殘山剩水，誰報誌士之魂？不須三尺孤墳，中國已無幹淨土；好持一杯魯酒，他年共唱擺侖歌。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壯誌猶虛，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腸堪斷！”秋瑾堅信“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如滿奴能將我綁赴斷頭台，革命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成功”。1907年7月15日（農曆六月初六），浙江紹興知府貴福秉承浙江巡撫張曾暘的意旨，下令殺害秋俠。臨刑前，秋瑾向監斬官——山陰縣令李鍾嶽——提出三項請求：準其家書訣別；臨刑不脫上衣；不要以首級示眾。李鍾嶽準其第二、第三條，因此秋瑾未能給家人和後世留下表明最後心跡的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