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9月2日，孫中山致函唐群英等原同盟會女同誌，善意地指出：“黨綱刪去男女平權之條，乃多數男人之公意，非少數可能挽回。君等專尋一、二理事人為難，無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專由女子發起女子之團體，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識普及，力量乃宏，然後始可與男子爭權，則必能得勝也。未知諸君以為然否？”唐群英受到啟發，決定從實處做起。1912年10月20日，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本部在北京成立，唐群英被推選為本部總理，各省設立支部，其聲勢之浩大，成為當年中國政壇最醒目的風景之一。
在唐群英看來，爭取女權固然重要，喚醒女界廣大同胞才是當務之急。1912年9月，唐群英在北京創辦《女子白話旬報》，聲稱“本報專為普及女界知識起見，故以至淺之言，引申至真之理，務求達到男女平權的目的”。其後，她又創辦《亞東叢報》，其宗旨一以貫之，“本報提倡女權，發揮民生主義，促進個人自治”。1913年2月16日，唐群英、張漢英、丁步蘭等留日歸來的同學還聯手創辦了湖南有史以來第一張婦女報紙《女權日報》，極力標榜“男女平權，並參國政”的主張。
袁世凱高壓專製期間，北洋政府嚴令禁止女子參政，出現了一股強大的逆流。1916年初，教育部官員史寶安在講話中宣稱：“女子參政，不適於女子生理及本國國情，女子以生育為其惟一天職。”封建禮教的全套鎖鏈又叮呤當啷悉數擺弄出來。1914年11月，北洋政府內務部勒令解散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查封該會名下的報館，下令通緝唐群英。在此危急關頭，唐群英得友人暗助，逃往天津，乘船至上海、香港，取道河內，於1915年初經由昆明輾轉回到家鄉衡山。
主觀願望強烈，才能出眾，而特定的曆史條件不成熟，這既是唐群英的個體悲哀，也是當時致力於婦女解放運動的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會員的集體悲哀。1907年12月，在某師範科的畢業儀式上，唐群英慨然致詞：“然女師女範，昭然於史冊者，若班氏、木蘭、伏女輩，當時輕視女學，猶能獨往獨來，卓絕古今，使有以提勵之，則其造詣又當何如也？無如積聵不振，女權陵夷，學識幽閉，遂成斯世困頓之形。溯國運盛衰之際，又豈非我輩擔負女教責任之時耶？”她當時就意識到，振興女學，開啟女界智竇，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頭等大事。四十三歲之後，唐群英更加痛感女界同胞的識見嚴重不足，長期沒有長進，遂致力於啟蒙教育，她傾盡全力，在省城和家鄉衡山縣，一舉開辦了“女子法政學校”、“女子美術學校”和“自強女子職業學校”。在生命的後二十年，唐群英為母親守墓，在家鄉辦學，既傾盡了心力，也傾盡了財力，但她無怨無悔。民國政壇的深度黑暗令她失望，婦女解放運動的績效平平卻並沒有令她灰心，她毅然退出政治舞台，去幹自己認定值得一幹的實事（啟蒙辦學）。表麵看去，這位曾經名噪一時的風雲女傑漸漸歸於沉寂，實際上，她的功業在家鄉留下了極好的口碑。
魯迅不願做空頭文學家，唐群英也不願做空頭政治家，她選擇辦學而不是繼續從政，這也許會令一些人感到遺憾和惋惜，但也有人認為她的選擇值得稱道，如果中國有一千名一萬名唐群英這樣的女傑心無旁騖地辦實學，巾幗又何愁不能超越須眉，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