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線戰略進攻66(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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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幣製改革的重要措施,就是實施經濟管製,南京當局設上海、天津、廣州三大經濟管製區,俞鴻鈞、張厲生、宋孒文分別為三地區之經濟督導員,蔣經國、王撫洲、霍宗樹分別為這三地區協助督導。督導員除全權控製、監督各項經濟措施的實施外,並具有行政及指揮軍警憲特之權力。蔣介石宣稱:“刑亂世,用重典”,要以“一、二顆人頭祭刀。”把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上海交給他兒子蔣經國全權負責,可見蔣介石的用心了。8月20日改革幣製方案一正式公布,當天夜晚,蔣經國親自率領“行政院戡亂建國大隊”、“大上海青年服務隊”、“青年軍聯誼會”等親信組織的大批人馬離南京赴上海。蔣經國一到上海,就簽署了第一道通告全市的命令:“凡違背法令及觸犯財經緊急措施條例者,商店吊銷執照,商人送刑庭法辦,貨物沒收!”規定所有商品,必須停留在8月19日的市價上,即官方所謂的“8.19防線”。在蔣經國的統一指揮下,23、27日這兩天,上海市金管局、警察局、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憲兵,江灣及京滬、滬杭兩路警察局六個軍警單位,全部出動到全市市場、庫房、水陸空交通場所,進行搜查,審查賬目,查封倉庫,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帶頭交兌黃金、白銀、外幣、外彙。經改命令下達的第十天,上海成立了11個人民服務站,它的任務主要是“接受密告”。9月10日,那個到台灣後榮升上將、總政戰部主任的蔣經國心腹王升,發表《告上海青年書》,選拔了12339人,分組為30個大隊,配合軍警行動。當時由“戡建大隊”喊出的最響亮口號“隻打老虎,不拍蒼蠅”,“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提出的“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與蔣經國唱出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號相呼應,成為傳誦一時的佳話。但是內部的派係鬥爭,也由內而外。南京消息: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將調衢州綏靖副主任,遺缺由蔣經國繼任;宣表示“今後經國兼任司令,經管工作當能和各方麵配合,加強管製力量”。接著9月5日,上海市長吳國禎跑到南京,申述他的見解:經濟問題,隻能以經濟手段去解決,用政治高壓是絕對行不通的。通貨膨脹,經濟瀕臨崩潰,病根在於軍費開支浩繁,財政出現赤字,不得已借增印新幣以資挹注,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鈔票印得愈多,票值愈低。如果一定要改革有效,估計起碼要有5億銀圓作後盾。他問蔣介石:南京方麵有此準備嗎?蔣聽了才著了忙。於是吳國禎要求政府收回成命,撤換他上海市長的職務,借以維護政府威信。但蔣介石不同意,於是吳與蔣約法三章:上海市政府盡量和蔣經國合作,吳本人不負成敗之責。一時間,上海市上層官僚有組成聯合陣線,與蔣介石對抗之勢。

麵對“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一切都在躍躍思動”的局麵,蔣經國下定決心采取了非常的手段。第一個被蔣經國鐵腕扼殺的是財政部秘書陶啟明。陶在上海灘是位有後台、有背景,玩得轉的人物,他利用職權泄露經濟機密,串通商人拋售永紗股票投機,牟取巨利,結果案破服刑。接著送命的是上海警備司令部經濟科長張亞尼和稽查處第六大隊長戚再玉,以貪汚勒索罪被槍殺。因囤積居奇、哄抬物價被處死的還有孫科的經紀人、大富商王春哲。被捕入獄的巨商大賈64人,其中有蔣介石的師兄弟杜月笙的三少爺杜維屏和他的外甥萬墨林;還有宋子文投資的揚子棉紡廠的經理。9月24日,蔣介石發電報給杜月笙,刻意把電文見諸《申報》:“我兄若能協助經國在上海經濟管製工作,無任感荷”來公開表明自己態度。在蔣經國的鐵腕緊扼下,上海搞囤積的大戶,玩套彙的老手摔跤的摔跤,坐牢的坐牢,市麵上的物資供應均受嚴厲的檢查登記,終於把物價扼守在“8.19”陣腳。這在當時“有條有理(有金條就有理)、無法無天(無法幣就無天)”的上海,創造了空前的奇跡。蔣經國在很短時間內,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建立了不同凡響的權威。外國記者把他比作“中國經濟沙皇”,而中國人則稱他為“雍正皇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位鞋帽公司的老板因標價超過了“8.19”防線,被查獲罰款1000元金元劵;這位老板故技重演,托人拿份重禮求情,蔣經國說:“好,好!看你的麵子,加罰兩千元!”這位老板隻好遵命。看來,和上海的財富集團,拚個你死我活,當時蔣經國是下定決心了的。在9月12日,蔣經國對青年軍聯誼會的演講詞《上海何處去》,向上海的商人下達了“哀的美敦書”,他說:“在工作的推進中,有不少的敵人在那裏恐嚇我們,放言繼續檢查倉庫辦奸商,將會造成有市無貨,工廠停工的現象。不錯,假使站在保持表麵繁榮的立場來看,這並不足為懼,沒有香煙、絨線、毛衣、綢緞,甚至豬肉,是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們相信,為了要壓倒奸商的力量,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麵,是絕不畏缺華麗衣著而放棄了打擊奸商的勇氣,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能安全的。接著,他警告說:“上海許多商人,其所以發財的道理,是由於他們擁有本店製造的兩個武器:一是造謠欺騙,一是勾結貪官汙吏。做官的人如與商人勾結,政府將要加倍的懲辦,戚再玉已經槍斃了,聽說不久的將來,還有類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樣的命運,這就是對於身為官吏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兩大敵人,我們對於這兩敵人,決不能放鬆一個,要同樣的打,一起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