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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政治局會議後，中共中央的活動更緊張了，過去雖也常開書記處會議，但次數畢竟不多。這時，幾乎天天都開會，每天晩上8時左右，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都準時到毛澤東的辦公室來集體辦公，有時作戰部和宣傳部的有關人員也來參加。這些會議開得很長，幾乎每次都是通宵達旦。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是打大仗，也就是周恩來在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所講的“若幹次帶決定性的大的會戰”。經過長期醞釀，精密計劃，周密部署，標誌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發動了。
一、戰略決戰序幕——濟南戰役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第三個年頭時，人民解放軍雖然攻下了國民黨的像石家莊、洛陽、開封這樣一些中等城市，取得與提高了攻堅作戰的經驗與能力，但是還沒有攻占蔣軍堅固設防重兵把守的大城市的實踐；同時攻堅與大會戰是相聯的，因為要奪取大城市必須要有足夠兵力打擊與殲滅蔣軍機動兵團來援，才能取得勝利。所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九月會議上，鄧小平說：“真正的帶決定性的攻堅這一關還沒有過。”劉少奇接著說：“大的會戰，一次消滅其兩三個兵團這一關也沒有過。”不僅中共統帥部及其高級指揮員有這樣的考慮，連當時蔣介石和美國軍事顧問團也這樣認為，中共軍隊還沒有能力攻克大城市。美國駐華大使館於1948年8月24日向美國國務院的報告說：“共產黨的軍事供應現在似乎尚未達到已能支持大規模的、持續的、有足夠力量的持久的攻擊、奪取國民黨任何一個防守較強的中心城市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必須嚴守他們的包圍、消耗和有限製的進攻的戰略”（《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928-929頁），正是從這種估計出發，蔣介石於1948年7月底至8月初在南京召開的高級軍事會議上，做出了重點防禦的新戰略，就可使“剿匪”軍事轉危為安，轉敗為勝。
中共統帥部早在政治局九月會議以前，就在謀劃解決攻堅這一難題。當時人民解放軍，在東北戰場包圍了長春，在華北、華東戰場包圍了濟南，這兩座都是蔣軍堅固設防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所以中共統帥部在1948年4、5月間，就這兩座城市主客觀條件進行討論分析，確定先打哪個城市時，朱德認為“長春還是可能打下的條件多”。因為長春防守蔣軍隻兩個正規軍，連同地方部隊10萬人，內部矛盾重重，滇軍第六十軍內有進步力量可以分化爭取，同時沈陽蔣軍增援的路途遙遠、難度大，而東北野戰軍兵力、炮火都占絕對優勢。據此，朱德發電報給中共中央軍委主張奪取長春。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給林、羅、劉電說：“要預見敵人撤出東北的可能性，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國民黨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1948年春，東北局在吉林召開常委會議，討論中央軍委南下電令，研究部隊行動時，認為還是以打長春為好，對於中央軍委提出的不讓敵人撤入關內的方針表示應當考慮，會議決定爭取在10天或半個月左右攻克長春，然後迅速南下北寧線作戰。毛澤東雖然極力主張東北野戰軍及早南下，以實現“關門打狗”的作戰方針，但他由陝北向河北西柏坡轉移的路上，接到東北局的電報後，雖然很生氣，但還是尊重前線指揮員的意見，同意先打長春，他認為打下長春，可以拔除蔣軍在東北解放區腹地的一個釘子，解除東北野戰軍的後顧之憂，放心南下作戰，對全國戰局來說，可以從長春取得攻取大城市作戰和接管工作的經驗，加快全國解放戰爭勝利進程。基於這些考慮，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複電東北局：“我們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理由是先打長春比較打他處要有利一些，不是因為先打他處特別不利，或者有不可克服的困難。你們自己，特別在幹部中，隻應說在目前情況下先打長春比較有利，不應當強調南下作戰之困難，以免你們及幹部在精神上處於被動地位。”同時指出：“長春勝利將給你們爾後南下作戰逐一攻克各大城市開辟道路，各大城市的攻克，將從長春戰役取得經驗，”希望“精心組織這次戰役，直至完全勝利。”1948年5月24日，東北野戰軍以第一、六縱隊攻擊長春機場，殲敵五六千人，自己傷亡兩千餘人，仗打得不理想。林彪動搖了打長春的決心，認為打長春無把握，便以主力對長春“久困長圍”，不攻城，也不南下，隻等待長春敵人突圍野外殲之，他給中央軍委去電說：“我攻城兵力與守城兵力對比，不到三與一之比，但即三與一之比，打援兵力則絕對懸殊，故要攻城不能同時打援。如敵不增援，我軍在攻城中逐層爭奪，消耗必大。能否維持消耗到底，而獲得解決戰鬥的結局，尚無把握。”（《毛澤東文選》內部本第464頁）從6月25日開始，東北野戰軍對長春正式實行“久困長圍”方針，由於林彪不願打長春，因此，解決攻克大城市難題的責任，便轉移到華東野戰軍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