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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共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一切出納收支皆依常規進行，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簿冊具在，盡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無理幹涉，妄支分文。
3.美援軍械之存儲及分配，為國防部之職責。引退之後，無權過問，簿冊羅列，亦可查核。至於槍械由台運回，此乃政府之權限，應由政府自行處理。
4.國家軍隊由國防部指揮調遣，凡違反命令者應受國法之懲處，皆為當然之事。
非常委員會之設立，為4月22日杭州會談所決定。當時李代總統曾經參與，且共同商討其大綱，迄未表示反對之意，令李既欲打銷原議，彼自可請中常會複議。唯民主政治為政黨政治，黨員對黨負有遵守決議之責任，黨對黨員之政治主張有約束之權利，此為政黨政治之常軌，與訓政時期以黨禦政者，自不可混為一談。
最後，父親對李請其出國一事，答複如下：
若謂中不複職即應出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許身革命40餘年，始終一貫為中國之獨立自由而奮鬥。隻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保持獨立之主權，不信中竟無立足之地。
在溪時，曾對禮卿兄言：“前次他們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現在若複迫我出國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慘之境遇。”今日所懷，仍複如此。
且在過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礙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談失敗，又賈我以牽製政府之罪，強我出國，並賦我以對外求援之責。如果將來外援不至，中又將負妨害外交，牽製政府之咎。國內既不許立足，國外亦無法容身。中為民主國家之自由之民，不意國尚未亡，而置身無所，至於此極！
中自引退以來，政治責任已告解除，而對革命責任仍自覺其無可逃避，故德鄰兄凡有垂詢，無不竭誠以答。但絕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際幹涉政治之行動。
今日國難益急，而德鄰兄對中隔膜至此，誠非始料之所及。而過去之協助政府者，已被認為牽製政府。故中唯有遁世遠行，對於政治一切不複聞問。
蔣介石為向中外表明“國民政府尚存”，這時還需要這位李代總統支撐，所以蔣的第一步是要李宗仁回廣州，第二步要李宗仁反共。便一麵叫閻錫山到桂林去告訴李宗仁說：“蔣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權力交出，他五年之內，亦不複過問政治。但是蔣先生希望能留居台灣，因國家敗亡至此，他覺得無顏出國見友邦人士。”一麵將上回的答複連同複何應欽函，於5月5日以專機從上海送到廣州。這是李宗仁得到蔣介石的又一次不幹政的諾言。
5月6日，國民黨中央常會舉行臨時會議，推閻錫山、朱家驊、陳濟棠三人攜帶上述文件去桂林迎李宗仁赴粵。7日，閻、朱、陳飛桂林；同時，白崇禧應邀返桂林以備谘詢。盡管蔣的答複是滿紙官話，再次聲明其本人無複職之意，但白崇禧認為：“蔣並非不想出山。”為使桂係爭到權，白力主李宗仁赴粵主政。到了這個時候，因白實權在掌，李宗仁也隻好聽白崇禧擺布了。5月8日上午10時，李宗仁在閻錫山、朱家驊、陳濟棠的陪同下，及其隨員分乘“追雲”、“自強”兩專機飛粵；11時許抵廣州，何應欽以廣州市政府的“迎賓館”為代總統官邸。李宗仁發表一篇書麵談話。除了把戰爭責任推給中共之外，並說中共“如欲始終以兵戎相見”，他“決將領導政府，作堅強之抵抗”。在蔣介石看來他對桂係又打了勝仗，兩個目的都達到了。在李宗仁看來也贏了蔣介石。至此，蔣桂衝突暫告一個段落。
也就在李宗仁飛抵廣州，主持“中樞大政”的時候，5月7日，蔣介石乘“江靜”號軍艦離開上海，轉赴馬公島居住，把蔣經國留在湯恩伯身邊督戰；上海主要守將湯恩伯等，也不斷飛馬公，請蔣麵授機宜。解放軍對上海發動攻擊後，蔣介石又率領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由馬公島乘兵艦“靜江”號到吳淞口督戰。
蔣介石從4月25日離開大陸，6月26日才到台北，在海上漂來漂去兩個月，不知所依，特別是他不直接去台北，又先到岡山再轉高雄，最後才到台北。如此遷延，其中奧妙甚多。請看看蔣經國的當時日記：6月4日“霪雨初晴，精神為之一振，但很快又感受到愁苦；連夜多夢，睡眠不安。”6月9日“昨夜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靜坐觀賞。海天無際，白雲蒼狗，變幻無常，遙念故鄉，深感流亡之苦。”可見，此時蔣氏父子有“流亡”、“愁苦”之感。他們之所以在海上遷延數日，是要看看台灣東道主陳誠的態度再定行止。
陳誠是蔣介石最親信將領之一，故引退前把他安排到台灣任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總攬台灣軍政大權。但是，“白雲蒼狗，變幻無常”啊！蔣介石下野後的幾個月，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美國人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不僅讓李宗仁換了馬，而且正在拉“台灣王”陳誠自立，要堅決徹底地拋棄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