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參事莫成德，奉國務卿艾其遜派遣，前往台灣執行特殊使命，就是遊說陳誠自立。莫成德轉達美國政府五條意見：1.台灣與國民黨政府分離，與中共斷絕經濟貿易，自辦台政，美國每年援助台灣2500萬美元。2.美國可以聯絡菲律賓、澳洲、印度、巴基斯坦、錫蘭各國，進行象征性的聯合出兵，共同占領台灣，並在台灣召開政權轉移會議。3.會議決定後，美國即對台灣海峽之海上及空中擔任巡邏與聯係之活動，以免外來軍隊之襲擊；同時遣送不受歡迎之大陸在台分子。4.通知蔣介石，如他願留台灣，當以政治避難者身份相待。5.邀請孫立人參加台灣新政權。但陳誠對莫成德說：自己追隨委員長多年，不能背蔣自立，也不能拒絕蔣介石來台灣。莫成德無功而返，後來給艾其遜報告說：“陳誠主席是蔣先總統之親信，不能望其背蔣而奉行美國之旨意。”
盡管事實如此，但在這大風大浪的非常時期，蔣介石聽到美國人企圖拉陳誠自立的消息後，是不敢輕易把自己交付於人的。所以，蔣介石在澎湖盤桓，思考著對付陳誠之策。他想摸一摸另一個台灣要員孫立人的態度，作為與陳誠相抗衡的力量。
孫立人曾留學美國，是美國普渡大學和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畢業生，英文的說寫很流利，在美國人眼裏比那些黃埔生、日本士官生有優勢。孫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遠征緬甸中，曾率部從日軍包圍下解救7000名英軍及美國記者和傳教士，曾獲得英美政府頒發的功勳章。二戰結束後，歐洲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曾邀請他訪問歐洲三個星期，成為艾森豪威爾、戴高樂、蒙巴頓等將軍的座上客，因此，他在西方軍界有一定聲望。目前在台灣，他手上有三個新軍，是左右台灣局勢的重要力量。這些既是美國人要孫立人參加台灣“新政權”的原因，也是蔣介石要看一看孫立人態度的原因。
當蔣介石還在舟山時，就電告陳誠自己要到台灣，但過了一天還沒見陳誠回電。當蔣介石到達澎湖馬公島後，孫立人聞訊即來晉見；陳誠一直到四天後才來馬公島。因此，蔣介石聯想到在上海有密謀捉蔣，美國人扶李倒蔣，拉陳自立，自己上不上台灣躊躇不決，後經反複斟酌，還是決心上島。
蔣介石雖然決心已定，但還是未貿然直飛台北，而是先到岡山，再轉高雄。蔣介石之所以在台灣島南部上岸，不僅因為這裏是孫立人的勢力範圍，而且因為有彭孟緝也在此地，蔣對陳誠仍放心不下。彭當時是台灣保安司令部副司令，20世紀20年代東征、北伐時期，他一直在蔣衛士大隊當衛士。1927年8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後，親自點名送他和另外27人去日本學習軍事，因此成為蔣最可靠的親信。
蔣介石登上台灣島，看到來迎接的是孫立人和彭孟緝，開口就問：“我在此地安全嗎？”孫立人快人快語：“有我們保衛，誰敢把總裁怎麼樣！”此話後來傳到陳誠耳朵裏，致孫立人6年後釀成“兵變事件”大禍。
5月31日，蔣介石在高雄草擬了防守和治理台灣的計劃。6月2日，陳誠等台灣國民黨要員來到高雄開會，研究台灣的整軍、防務和其他軍政問題。終於，蔣介石認為陳誠確沒有“異動”企圖，才於6月26日遷往台北的草山居住下來。
十二、上海戰役
解放軍渡江之後，粟裕即率三野指揮機關於4月27日夜，由江北白馬廟經江陰轉至常州。隨著郎溪、廣德地區逃跑的蔣軍5個軍合圍被殲，三野的指揮重心，即轉移到對上海的進攻上來。在4月底5月初，三野經過偵察獲悉，上海的蔣軍運走萬餘人，有很可能提早撤退。此時，中共中央軍委提出：以一個軍先行攻占瀏河，威脅吳淞，使敵不敢從海上逃走；但總前委和三野均顧慮解放軍一旦行動，可能促使蔣軍迅速撤退，造成接收不及，引起上海城市的混亂。於是總前委於4月30日向中央軍委建議：為作好準備，避免被動，應推遲占領瀏河以及進入上海等地的時間。這一建議得到中央軍委的采納。確定三野在5月10日前不占領上海，以便充分準備，待命行動。根據中央軍委的這一決定，粟裕和三野領導機關在常州進一步研究了攻占上海的部署，以及接收準備問題。5月2日，粟裕和三野政治部主任唐亮赴丹陽，將三野解放上海的大體設想與工作部署向總前委作了彙報。5月4日，三野前委召開接收工作會議，傳達學習總前委指示精神，以及研究接收任務的具體區分等問題。5月6日，三野前委又開會布置工作，第九兵團及第二十六軍的指揮員參加了會議。粟裕在會上作了關於淞滬警備問題的報告。參謀長張震向大家明確了警備任務的區分及注意事項，最後由政治部主任唐亮作了接收上海政治上、政策紀律上必須注意的問題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