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民民主專政為什麼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毛澤東說：“因為隻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曆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證明”“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毛澤東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在中國革命實際的運用和發展，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別了，司徒雷登”
1949年8月18日，為了批判美國政府對華關係白皮書，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第二篇評論文章《別了，司徒雷登》中有這一段話：“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靜坐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登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麼事做了，隻好夾起皮包走路。”它刻畫了司徒雷登及其美國政府在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形勢下，繼續堅持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而又無可奈何的形狀。
司徒雷登是1876年生於中國杭州的美國人，1905年開始在中國傳教，1919年起任美國在中國興辦的燕京大學校長、校務長；抗日戰爭時期曾被日本人監禁。他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係，加上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當時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為他的偽善態度所迷惑。因此，他被馬歇爾所看中，1946年7月11日，他被美國政府任命為駐華大使，14日走馬上任。此時正好是在美國政府支持下的蔣介石撕毀政協和停戰協議發動全麵內戰的時候，他積極忠實地執行了美國政府這個政策，配合蔣介石反動政府進行反人民內戰。但是從蔣介石大規模圍攻中原解放區算起，到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僅僅兩年半的時間，國共兩黨的內戰已見分曉，在長江北岸，除少數據點尚為蔣軍據有外，其餘已全部在人民解放軍的控製之下，南京已可聞到槍炮聲，國民黨政府的首都眼看也不保，在這種形勢下，司徒雷登又在謀劃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計劃，企圖實現美蔣在戰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
早在蔣介石沒有宣布“引退”之前，司徒雷登就在考慮大使館的前途了，是留在南京，還是隨國民黨政府逃走？他在費了一番心機、權衡利弊之後，認為還是不走為好。所以，在1949年1月19日的一次外交使團會議上，司徒雷登同各國駐南京的外交使節達成一個協議，決定各自向自己的政府建議：如果國民黨政府真要遷往廣州，每一位大使就從其下屬中選一名高級官員隨往，可能的話，再伴隨一些其他人。從未來的角度看，大使本身要在原地不動，以便繼續保持接觸。1月22日，蔣介石宣布下野，南京政府由李宗仁代總統，準備接受中共所提八條重開和談，但在蔣介石幕後操縱下，因意見不一致，而導致府院分裂，孫科的行政院悄悄遷往廣州，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向司徒雷登和各國駐華大使遞交了一份照會，宣布其政府遷往廣州，要求各國外交使團隨行。由於司徒雷登已有新的謀劃，並同各國同行訂了協議，便婉言拒絕了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的邀請。
4月中旬，國共兩黨和平談判進入關鍵階段，司徒雷登考慮到和談有破裂的可能，屆時國民黨政府勢必正式邀請各外交使團南遷廣州。他於4月12日主動給國務卿艾其遜發了建議電報，提出了“三種可能的行動方針：1.接受李的請求，隨李氏飛往廣州。2.置李南撤於不顧，美國使團與其他使團按兵不動。3.在李請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之前，華盛頓將我召回述職。”對於這三種方針，司徒雷登說：“我本人較傾向於留南京（第二種選擇）。”並用一段很長的文字，詳細說明留在南京的何等重要。13日，美國國務院複電，命令司徒雷登留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