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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見黃華的第三天，司徒雷登致電艾其遜，報告了中共方麵的邀請；然而，他並沒有報告是自己主動與中共聯係，且私下作好去燕大的準備等實情。接著，他又陳述了北平之行的利弊，他說：此行的積極之意義是，使他有機會親自向毛澤東和周恩來陳述美國的政策，表明美國對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擔憂，對中國前途的希望。通過和中共領導人交換意見，他可以給華盛頓帶回關於中共意圖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同時，這種接觸還可以增進中共黨內自由主義分子和反蘇分子的力量。司徒稱此行“將是富於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膽的行動。表示美國對改變中國的政治趨勢持坦率的態度，並可能對今後的中美關係產生有利的影響。”“但也有不利的一麵”，司徒說：此行可能在美國國內引起批評而使國務院為難。而在南京的使團中的同行們也可能誤解，認為美國代表出爾反爾，先是提出一致對付共產黨，現在又率先與它接觸，並有可能成為使團團長們以這樣那樣的借口紛紛前往北平的開端。還有，此時美國大使前往北平會極大地提高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國內外的威望。為了抵消這種“消極後果”，司徒雷登還談到要不要同樣作一次廣州之行。但他又擔心這樣兩麵奔走，會顯得美國在擅自幹涉中國內政，很可能激怒中共，這樣又抵消了訪問北平的任何成果。此時的司徒雷登，又對北平之行拿不出決斷意見。最後，他向艾其遜說：“我已對這些情況作了充分說明，供國務院考慮決定。”艾其遜接到信後，也考慮沒有好的辦法，隻得將這個問題提交“最高一層”決定。杜魯門總統幾經猶豫，最終還是傾向於司徒雷登電報中所列的不利因素，從而否決了去北平。7月1日，艾其遜向司徒雷登發出指示：“根據最高層的考慮，指示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訪問北平。”
計劃中的北平之行被杜魯門否決而落空了，司徒雷登雖懊惱不已，但還是不死心，他又通過另一個中介人陳銘樞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接觸。司徒與陳銘樞早就認識，交情頗深，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獲悉陳將於6月中旬去北平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便於5月底、6月初同陳銘樞聯係，要陳協助向中共轉達若幹信息。陳表示相助並於近期赴南京，具體商談北上事宜。為此，司徒叫下屬準備了四份內容很長的文件，在文件中回顧了中美關係的曆史、中美貿易，並將中蘇條約和中美條約進行對比，來表明中美關係對中國的有利和重要性。6月10日，陳銘樞到南京後，司徒同陳長談4小時，除將四份文件交陳外，還請陳向中共領導人轉達五點意見：1.美國認為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2.對於行將成立的中共控製的政府，美國所特別關注的是這樣兩個問題：（A）它是確實維護聯合國宣言所規定的人權呢？還是采取極權主義或警察國家的通常辦法呢？（B）它是根據馬列主義理論用暴力進行世界革命嗎？若是這樣，這種立場應當被認為實際上是向世界其他國家宣戰。3.中共外交政策的跡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友好關係的人士感到不安。4.在經濟關係方麵，中共的官方言論似乎妨礙同美國進行貿易。5.美國的立場等著瞧。但中共應當體會到他和外交使團中其他負責人仍然留在南京這一事實的意義。司徒的五點意見沒有新東西，還是要求中共放棄共產主義和主權獨立而跟著美國人走。
10多天後，陳銘樞給司徒雷登捎來消息，說任務進行得很順利，同毛澤東、周恩來的談話“完全令人滿意”，要求司徒推遲回美國，以便他來南京交換意見。7月9日，陳由北平趕來南京。10日，陳將一份很長的備忘錄和兩個附件交給司徒雷登。陳銘樞說：“備忘錄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成果，是通過自己的觀察，根據中共領導人的談話綜合整理而成的。而兩個附件，實質上是毛澤東、周恩來和葉劍英對司徒雷登的五點意見和四個文件的直接答複。”在第一個附件中，中共領導人稱道：司徒雷登在中國辦了幾十年的教育，並對他在改善中美兩國關係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中共領導人還希望美國從此停止對國民黨的援助，並像羅斯福、史迪威、華萊士那樣製定對華政策，如果美國今後能夠如此對待中國，中國自然也相應采取友好態度。關於中美建立外交和商務關係的條件，毛澤東在附件中特別要求司徒雷登讀一讀他6月15日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的講話有這樣一段：“任何外國政府，隻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和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複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在第二個附件中，周恩來對司徒雷登提供的那些文件，進行了廣泛的評論，列舉了大量事實指出：過去美國對中國的援助都是在些“小的事情”上，中美貿易的受惠國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同時，周恩來還指出美國對中國犯下了兩樁罪行：30年代向日本出售廢鐵等物資，抗日戰爭結束又援助蔣介石打內戰。對於司徒本人，周恩來再次表揚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間所表現的“個人品質”。